汪同三:家父汪敬虞先生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汪同三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019-08-09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我父亲那一辈有很多经济所的老人,他们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不容忽视,甚至很多人比我的父亲做得更好。我接触到的经济所的老前辈有:巫宝三先生、严中平先生、李文治先生、彭泽益先生、章有义先生、姚贤镐先生、张国辉先生、聂宝璋先生、经君健先生、魏金玉先生、宓汝成先生。我都跟这些先生们谈过话,他们对我有很深刻的教诲。

  除了这些研究人员之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经济所那些科研辅助人员,今天我在看所史展览的时候,看到有他们的照片。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宗井滔先生和许钧先生,这两位先生都是做科研辅助工作的,经济所能够取得辉煌的成绩和研究人员的努力分不开,也和这些科研辅助人员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特别地,我今天还看到有一张照片是社会学所迁到北京以后,有一个穿着军装的被派来从事接管工作的人,他是谁呢?我认出来他叫金炳福,是一个老红军。经济所到北京来以后,他被派到经济所,因为他没有文化,最后在传达室做收发工作。所以,像这样的同志们,我们都不应该忘怀他们,他的照片能够出现在经济所的所史展览中,这使我们非常的感动。

  这些老同志、老的学术工作者们做科研工作,给我最深刻的教育就是一定要刻苦,一定要认真,一定要严谨。我父亲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当初的社会所工作,一直到他95岁去世时,仍然是经济所的研究人员。也就是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雇主,就是经济所。从他开始工作,到他走到生命的尽头,都是在经济所工作的。所以,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是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严中平先生的科研队伍里做中国近代经济史,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就做这件事情,到60年代还在做这件事情,一直到80年代后期他们的成果才完成,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个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学术成果的评奖是非常严格的,甚至一等奖在开始的几年都是空缺的,但是第一个一等奖是他们,严中平的这支队伍做了三四十年才获得成果。所以,经济所的研究人员对这样的获奖感到骄傲,我作为经济所的家属也对经济所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感到骄傲。

  我看经济所所史的时候,有一点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在所史里提到了南京和北京之间有一个过渡点,这个过渡点是什么呢?就是华北革命大学。那些从南京到北京来的原来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没有正式地接触过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经济特别是经济史的指导思想。

  做研究的重要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调查研究。那么,你做调查研究,所调查的、所研究的都是历史和现实。怎么能够正确地从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中得到科学的结论,是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的。所以,他们那些老人从南京到北京,在成立经济所之前所进的是华北革命大学,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我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历史唯物主义。我最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是从父亲那儿听来的,父亲教过我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事情要以事实说话。研究历史你一定要有历史的事实来支持你的结论。当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后来我学习得到的,就是要认清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是有规律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资本主义,一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你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经验呢?得出这样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呢?这是从历史研究中得来的。“文革”时,父亲让我给他抄写文章,那时候没有复印机,经济所有一大批科研辅助人员,就是抄字的,我父亲让我给他抄字。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时,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

  那么,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他们对从明朝开始到清朝,然后到鸦片战争以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研究中得出来的。他们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呢?就是从明朝开始就可以找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事实。我当时给我父亲抄字,抄到什么呢?抄到一个朝贡贸易,一个火耗归公。什么是朝贡贸易?就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那个就是外国的使臣到中国来向中国的皇帝上贡,然后中国的皇帝要还贡,这就是最早的外贸。什么是火耗归公呢?现在想起来就是货币的使用,那个时候官府要求农民交皇粮,但是那些官员为了能够从中得到好处,就收银子。其实这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

  但是,为什么这些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形成中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呢?这有另一条线索,就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侵略。这样,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叫作“只有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

  所以,当初经济所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另一部分是对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甚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占更大的部分。

  我也讲讲孙冶方。孙冶方曾经跟我们家做过邻居。他晚上经常到我们家来串门,和我父亲两个人聊天,那时候他们聊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到底是春秋还是战国。我的一个历史知识就是从那时候学来的,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分界现在还有争论,郭沫若是一派,还有另一派。有的人说春秋时代就是封建社会,有的人说到战国时代才成了封建社会。他们这批人对学术研究的探索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当时还是不到20岁的小伙子,还没有进到数量经济专业学习。以后我转向数量经济以后,才知道中国数量经济的奠基人之一是孙冶方。我们都说数量经济是西方外来的,但应该讲中国数量经济的基础之一是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已经用到了数学,用到了数学方程这样一种表达形式。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数量分析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是被批判的,但是那时候苏联有经济数学,而当时中国没有经济数学。

  是谁把经济数学引入中国的?是孙冶方。他最早带回来一套俄文的经济数学,并交给中国人民大学,请人民大学开这方面的课。现在国内最早的一批数量经济研究者都是经济所出来的,像我们听到的乌家培先生、张守一先生、贺菊煌先生。这批老先生是中国第一批从事数量经济研究的奠基者,他们当时的数学水平是高中数学,还不是高中数学的好学生。孙冶方到经济所做所长后,认为必须培训中国年轻的经济研究者学数学,于是他请中国科技大学专门给经济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开了一个数学班来学数学。那时候,中国科技大学还是中科院的,和经济所是一家人。这些人就是后来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奠基人。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学习完了,孙冶方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就是到山西去调研在中国能不能够使用投入-产出表。他们的调研结果是中国应该使用,而且可以使用投入-产出表,因为我们已有的数据资料可以支持编制中国的投入-产出表。但是,那个时候是“四清”,然后是“文革”,这些事情都停下来了。

  所以,经济研究所不仅在理论研究,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好的优势,还为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同时,孙冶方领导的经济研究所,也为科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本文为汪同三先生在中国社会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的发言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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