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我的兄弟

苏丹 太原道 2019-08-13

文/ 苏丹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我有一个大我两岁半的哥哥,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4年的时间。一家两个孩子在那个时代尚属于较为少有的,周围邻里绝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三个以上的孩子,印象中最多的一家共有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因为孩子太多的缘故,那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一家人窘迫的生活状况的映衬下,其他家庭的幸福指数就一直都很高。那个家庭中全家九口人就靠一个父亲上班维持生计,连吃穿都成了问题,孩子们参加学校活动的衣服和白色的球鞋都需要向邻居去借。这还不算最多的,宿舍区里有一个家庭光儿子就有九个,可谓七郎八虎兵强马壮。生活困难的岁月里,孩子多无疑会令本已捉襟见肘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吃、穿方面的寒酸和居住方面的尴尬是直接需要面对的,更不用说娱乐和教育了。

但孩子多(尤其是兄弟多)有孩子多的好处,人多势众在社区和学校里就不受欺负。因此我小时候很羡慕那些兄弟多的孩子,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一旦遭遇挑战,兄长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施以援手。有一次下课后我和另一个同龄孩子发生冲突,争斗中略占上风,可是不曾想这孩子的哥哥是个飞行员,那个结实的后生风风火火赶将过来揪着我的脖领子抡圆了就是一个嘴巴,打的我眼冒金星。在我中小学的记忆中,上课的时候教室的木门会经常被一些同学的兄弟们一脚踹开,然后就直奔目标拎起来一顿暴揍。这些暴虐的行为像龙卷风一样席卷课堂所有的威严与神圣,犹如安静温和的协奏曲在暴力美学方向的跑调,肆无忌惮地发出沉钝粗粝的声响和凄厉的哀。最有趣的是若是争斗双方彼此都是兄弟成群,那么小型纠纷就会逐步升级成为家族械斗的大片最终会制造出惊天动地的效果。

兄弟姐妹多的另一个好处是他们之间关系上是多边性的,一些矛盾可以缓冲、调和、转移。但是当一个家庭只有两个年龄相近的男孩的话,情况就简单明确了,矛盾直接无法回避竞争和嫉妒成了主旋律。因此我们兄弟两个很少在街头争斗中相互帮扶,也不会在学习中相互鼓励。反而因为年龄的接近在家里经常发生争执,每日里彼此斗嘴、嘲弄贬损,大打出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这让妈妈很恼火,反复教育我们要向其他家庭兄弟之间的友爱学习。其实我和哥哥儿时的不睦还是有一些深层次原因,并非粗枝大叶的说教可以解决的。


哥哥和我


差异


恐怕相互间巨大的差异是一个情感上无法超越的原因。我和我的哥哥长相方面的差异很大,若不是有父母做参照几乎不会有人相信我们是亲生兄弟。令我嫉妒的是,哥哥几乎结合了爸爸妈妈相貌方面的所有优点,尤其是眼睛也未遗传苏家最为强大的小眯缝眼的遗传基因,看起来光眯俊眼的。而我看起来则罗了父母的所有缺点,这让自己从小有一种潜在的自卑和愤懑。除了相貌差异以外,性格和肢体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哥哥机灵,生性好动,喜欢折腾,也喜欢动手,我则木纳,爱胡思乱想,喜欢动口。无论游戏还是运动学习亦或文艺表演他都是孩子里的佼佼者,而我却一直是伙伴们嘲笑的对象。

长相方面的差别也许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暗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从内心的深处怀疑我们的血缘关系。我从他身上不仅看不到任何自己的影子,甚至看到的都是相反的气质和性格特征。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化和社会性方面的,我两岁时候的突然回归,就形成了陌生的兄弟之间一种竞争的格局。而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别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些矛盾。此外由于年龄相近,形成了可以相互抗衡的客观事实。于是我们的成长岁月一直相伴着嫉妒、争抢和相互的冷嘲热讽。我们之间的竞争长达十几年之久,直到他上大学离开太原之后,我平生第一次对他才产生了想念这种情绪。


 全家合照 

 

刚从农村奶妈家回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娃模样,被开放的天然环境打磨出的粗糙皮肤,带着农耕文明信仰痕迹的着装(比如脚上穿的老虎鞋,头上戴的虎头帽),浓重的有几分喜感的山西北路口音都令我成为社区里一个引人注目的娃娃。更要命的是我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与城里的娃娃们大相径庭,许多言行竟然成为周围邻居和家里人之后十几年里的笑料。工业化的进程中城里人嘲笑农村人似乎成了他们摆脱无聊和贫困的零嘴,过不了瘾但是可以填补忽隐忽现的虚空。哥哥则不然,他从小生得眉清目秀招人喜欢,社区里的大人们甚至包括女孩子见了他都会有几分溢于言表的赞许。此外他反应机灵且动手能力极强,只要是球类运动他都是一个高手,比如足球、比如篮球更不要说他最擅长的兵乓球了。甚至在弹玻璃珠这个领域,他也是个顶尖的高手。这要得益于他特殊的肢体构造。哥哥的拇指大关节明显比常人位置靠下,所以他的一乍要超过别人许多。这在游戏过程中非常重要,就如同姚明的身高在篮球场上的优势。

 

爸爸妈妈和哥哥 


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表现在身体素质方面的。由于成长的环境和平日里活动的范围不同,哥哥从小多病而我则表现得更具生命力。他的视力一直不好,牙齿也出现过问题。妈妈先是给他在各个医院寻找大夫治疗他的眼睛,尝试了针灸、物理疗法等多种治疗手段,最终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让他恢复了正常。他的牙齿问题是在南肖墙的一个牙科诊所完成的,当时妈妈陪着哥哥看病,他躺在一张理发馆使用的那种老式椅子样的治疗椅上,大夫用各种器械给他处理牙龋我则在外隔着玻璃好奇并有点幸灾乐祸地向里面张望。由于发烧次数太过频繁,妈妈还让他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术后的康复中每天给他吃太原市最诱人的冰砖(含奶量很高的冰糕,那些冰砖只让我尝过一口,美好的味觉感受终生难忘。由于体不佳的原因,父母对他的关照要更多一些,好像那个时代各种奢侈的补品他都用过,什么麦乳精 “花粉 “蜂王浆,让我好生羡慕。那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也来几场大病,以此获得关注、获得美食。然而就算自己在数九寒天里穿个背心儿在外疯跑一圈,第二天感冒还是没有降临我的身上,真的很无奈!到了高中和大学时期,我们两个的体质差距就更大了,我的运动能力开始大幅提高,身高和体重也开始超过了他。


麦乳精冰砖(图片来自网络)


 

城里人从娃娃抓起


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城乡差距的巨大一直是个铁一般的事实。因此伟大领袖号召城里的青年去农村上山下乡,于是文艺作品中的许多都是过度美化乡村歌颂政治决策蛊惑人心的,比如《朝阳沟》中的城市女青年银环嫁到了穷山沟里的励志故事;郭先红的长篇小说《征途》,更是讲述了一群来自大上海的知青在黑龙江北大荒的成长经历;还有小说《新来的小石柱》中,一个农村孩子来到城里的体校大显身手的奇迹。而在荧幕前和收音机旁被忽悠得时而落泪时而昂奋的人们一旦回到现实,大都表现得极其冷静,因为大家深知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由此父母对我们兄弟两个的人生定位和未来的去向早有安排,在上山下乡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其中一个必须下乡,然后另一个可以留城。鉴于我从小在农村奶妈家生长具有乡土气息的缘故,爸爸妈妈决定在不远的未来哥哥将留在城市当个工人,并陪伴他们退休后的生活。而我将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上山下乡的革命重任。于是根据这种定位,在培养孩子的方向上,他们就早早地给我们俩个安排了截然不同的两条培养道路。即对一个侧重培养,对另一个加强管束。

 

连环画《朝阳沟》、《新来的小石柱》(图片来自网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图片来自网络) 

 

显然父母对哥哥选择了培养的定位,并下了很大的功夫培养他的一些专业技能,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在城里工作的时候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岗位。比如说在那个注重思想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的年代里,掌握一门乐器,或者具备唱歌舞蹈的才能都会得到一份不错的工种。那个时候动这方面脑筋的家长很多,当个像电影《芳华》中的文艺兵是绝大多数俊男靓女的梦想。哥哥从小就是按照一个能演奏乐器的文艺工作者的目标去培养的,根据我的记忆他不仅学过手风琴,小提琴和扬琴,还吹过几天口琴,可谓多才多艺。在妈妈组织的中学生乐队里,哥哥是唯一的一个扬琴手。不像二胡、板胡和手风琴这些大众化乐器,当时北方地区的扬琴老师非常少。妈妈就满太原帮他物色指导老师,最后有一个叫邸志强的青年教了他很长时间。他从小在学习乐器这个事情上的确下了不少功夫,每天鼓捣乐器、起早贪黑地排练。小时候我也经常跟着他和王亚新、武虎根去柳巷的琴行买松香和琴弦。那台扬琴也是我们家里一个特殊的摆设,引人瞩目。琴弦密密匝匝的扬琴气场颇大,用手在其上拂过会出现流水的意境。《小松树快长大》和《社员都是向阳花》是他经常表演的曲目。

另一方面在文化课的学习上家里对他也比较重视,因此从小他的学习一直比我要好得多,在班里也属于听话、守纪律的孩子。和对哥哥的注重培养相反,爸爸妈妈主要以管束来限制我的行为出格儿。当时妈妈认为我这个孩子将来是要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索性就提前让我先去社会的大风大浪里撒野去吧。因此我小时候得到的技能培养较少而得到的管束比哥哥多了许多。先天不足再加上技能培养的缺乏让我身上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东西,过多的管束让我对社会增加了少许的亲切感。在外边疯跑的时间多了以后,衣物和鞋子的损耗也就更大,导致衣服上的补丁、鞋袜上的破洞也更多。在干干净净衣着整洁的哥哥面前,我永远永远是一个灰头土脸、衣着邋遢的孩子。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向往农村,似乎残留在记忆中的乡土一直在召唤着我。


工农兵造型的哥哥(右)和我(左) 

 

合谋者


我们之间的合作也还是有的,而且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困难时期绝大多数家庭在有限的物质消耗控制方面,都要和孩子们斗智斗勇,这种情况下兄弟之间的立场就是一致的了。因为个体能力不足,所以我们都知道需要配合才能在这场和大人的斗争中获得局部的胜利。合谋的另一个原因是防止彼此告发,因为唯有孩子才最了解孩子之间的秘密。那个时候孩子多的家庭,整天瞎忙的家长们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问题,常常让稍大一点的孩子负责监督小一点的孩子,告密被赋予了崇高并合法的名义。

我和哥哥在这方面还好,由于彼此年龄接近,他的监督对我没有太大的权威性,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挑战既定的规则才能获得快乐,于是在许多时候我们成了合谋者。当然干那些不法勾当的时候,绝大多数建议是他提出的。我充其量只是个帮手,小时候笨手笨脚的我在许多领域都是一个累赘,是团伙游戏时候的弃子。足球比赛和扔沙包活动中尤其如此,我的迟钝总会招来同伴的抱怨和咒骂,扔沙包比赛每一次最先被击中离场的都是我,要不然就是在足球场上屡屡被飞来的足球击中脑袋。

但是我依然疯狂迷恋集体性的游戏,虽屡战屡败但愈战愈勇。记忆中哥哥在球场上风光无限的时候也从不会提携我,反而经常借机会给我更大的羞辱。在足球这个事情上,他唯一的一次求助于我是由于他执意去做一件父母坚决反对的事情。有一阵他一直想得到一只红白相间的足球,并且早就在解放百货大楼三楼体育用品专柜上物色好了搁在最醒目货架上的那只样品。于是每逢周末父母带我们逛百货大楼的时候,他就串掇我支持他的计划。一般来说让父母破费的要求都是他来提出的,但是他要求我在态度上对他响应。也就是每次计划遭拒的时候,就以漫不经心、撅嘴和步履拖沓来表达不满。一连几个月孜孜不倦的苦求没有任何进展,那个3.5元一只的胶皮足球像个月亮一样高高悬挂在悬赏物质的殿堂的顶层,遥不可及。有一次因我们闹得太凶,回家之后父母正襟危坐声色俱厉正告我们断了这个念想。但是哥哥依然不死心,他又开始动了其他邪念

 

 

70年代的集体游戏(图片来自网络) 

 

父亲家教很好,父母和爷爷奶奶每个月都会通一次书信以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而到邮筒投递的工作一般由我们来承担。一般来说隔一代的长辈会给孩子们更多的宠爱,于是哥哥打起了爷爷奶奶的主意。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我,并要求在爸爸妈妈封信封的时候把握时机,配合他把一张恳求爷爷奶奶买足球的字条塞入信封。经过我们协商字条是这样写的:爷爷奶奶你们好,我们现在非常喜欢踢足球,但是爸爸妈妈就是不给买。求求你们给我们买个足球吧!落款同时写上了我们两个的名字,其实这个过程中我是完全被动的被哥哥胁迫了,因为首先我并没有觉得一个足球有多么重要;其次我也深知即使拥有了足球,就凭自己的能力也踢不上几脚。但我还是忠心耿耿地追随了他的行动。这个行动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于装入信件到信封再封口的短暂过程,也蛮有挑战性的。因为父母一般会自己把信封封好口才交给我们的,这就需要在这个环节中予以干扰,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取胜。记得那一次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先把浆糊藏了起来,父母找不到浆糊就把找浆糊和封口、邮寄的一系列事情统统交给了我们。赶巧的是那天宿舍区停电,于是借着昏暗摇曳的烛光我们两个小鬼一唱一和瞒天过海一气呵成。

但寄走信件之后我们开始产生了更多的忧虑,担心爷爷奶奶老眼昏花忽略了纸条,更担心他们看到了之后勃然大怒然后责怪父母教子无方,于是每天忐忑不安地等待来自芜湖的信件。终于有一天晚饭之后,父母严肃和蔼地把我们叫到身边,然后从一个来自芜湖的信封中抖落出来那张纸条摊开在我俩面前,面对物证我俩无法抵赖,战战兢兢等待处罚。父母先是宣读了爷爷奶奶的回信,信中老人们先叮嘱父母要注意教育孩子,然后也认为买个足球也有合理之处……爸爸妈妈先告诫我们今后不可以这样鬼鬼祟祟做事,最后做出决定下个周末带我们去解放大楼三楼去——买足球!

 

合谋》,王宁

 

 

竞争


哥哥一直是我在家里没有之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两个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在极有限的空间里,我们彼此挤压竞争空间。从小我俩共睡一张大床,天冷的守候抢被子,天热的时候争被单。有一次半夜被冻醒,发现床上只剩自己一个人,哥哥和棉被全然不见踪影。爸爸妈妈开灯后也很诧异,四下里搜寻后发现老大裹着被子像个僵尸一样在床下酣睡;那时候全家一张桌子,既是餐桌又是书桌。桌子上的两个抽屉貌似公平地分配给了我俩,但后来发现我的那只抽屉不是原配,不仅油漆的颜色不对,尺寸也不合。于是它只能半推半就卡在桌子上,这样我的抽屉就毫无秘密可言,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容器。事实上我也的确没什么可以保存的东西,一贫如洗。反观我的隔壁则是森严壁垒,那个殷实的抽屉一直牢牢地上着铁锁。那是我非常向往之地,里面存放着上档次的学习文具和各种小型的玩具,尤其是成套的连环画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起还编上了号码。那场景叫人艳羡,那种封锁令人发指。

 

《两个抽屉》,王宁 

 

全民挨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兄弟两个在食物方面的竞争更加频繁和激烈,几乎是每天都在上演。不得已父母在某些方面采取了配给方式,尤其是鸡、鱼、肉、蛋和牛奶、点心等美食的分配上,否则公平性将受到严重地践踏。有一次早餐分配牛奶,爸爸把自己的份额留足以后将其余部分交给哥哥来进行再次分配。结果就成为一次赤裸裸的剥夺,我只得到了仅仅覆盖碗底的一丁点儿。看着那可怜巴巴的一碗底牛奶我几乎快哭了,而那一边哥哥已经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开喝了。还好爸爸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把他碗中的一部分倒给了我,算是安抚。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家里打牙祭的时候父母会为我们分好菜食,而每一次我都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到最后,而哥哥则相反。后来有心理学分析认为,这是区别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重要迹象。

 

《分牛奶》,王宁 

 

日常生活中琐碎事情上的争抢令父母恼火,但是竞争他们并不完全反对,甚至于时候他们还是促使我们竞争的始作俑者。很小的时候父亲会用一种抢答的游戏训练我们两个的反应,即用我们翻看过的连环画中或电台中收听到的还有电影中看过的正反面人物逐个报号,然后让我们抢答。而妈妈会用一些谜语来鼓励我们动脑筋破译和提供解决方案。到了初中之后为了提高我们学习的能力,爸爸就开始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考验我们的记忆力比如背诵古文甚至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一百位这样疯狂的游戏。至于命题作文,这是学校训练系统之外的加餐,让我们俩个同时就一个命题来写作可谓用心险恶。写完之后他还要当着我们的面朗读,他的南方口音会让书写不顺畅的地方非常的突出,我们会不时的抗议。背诵唐诗宋词是从小学开始的,他也会定期考核我们记忆的牢固程度在这些方面的竞争略微使我在哥哥面前找回了一些自信对作为弟弟的我来说,老大的成长和进步轨迹就是我的参照基础。

哥哥和我相继考上大学这个事情虽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在八十年代初期也还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周围邻居对于他的金榜题名反应还算平淡,但是我考上大学还是令一大批人感到诧异。其实他们闹不明白,长期的竞争对于后者来说,那个参照体系就已经是我进步的“脚手架”了,架子搭到哪里,我就能攀爬到哪里。到后来的考研也是如此,九十年代初期,哥哥和我分别在19901991年相取硕士研究生,这件事情在学位尚未泛滥成灾的时期还是蛮轰动的。而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再一次的循规蹈矩,故伎重演罢。

 

哥哥和我


 

追随与崇拜


尽管在许多方面我们兄弟二人存在分歧和不睦,但是在两件事情上我还是非常崇拜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学骑自行车,成长的岁月里自行车的风景真是令人难忘。自行车是中国社会的主要交通工具,家家户户必备的宠物。大型国企更是如此,生活区和生产区之间需要自行车来摆渡,每逢此时总是车轮滚滚如大河奔流。

幼儿园的时候矮小的我站在路边观望那车轮构成的风景时就觉得能骑车自如的人很了不起,立起来两个车轮的车子静止的时候车会歪倒,而飞转的时候却可以平衡。工业化的早期,自行车是最能体现工业福祉的日常生活物品,精细的山西人民更是如此,他们会无微不至地关照自己的自行车,比如用彩色塑料绳在自行车的主梁上编织进行装饰,用彩色的塑料刷子卷成环状在轮轴处,这样自行车轮飞转的时候就会形成一轮彩色的光晕。这是手工艺对工业的友好帮助,以消除陌生感。

自行车的骄傲地位使得它成为全社会追逐的对象,家庭中的成年人、准备结婚的男女青年、甚至包括小偷……那个时代追风少年的标志就是提早去骑车,即未成年人骑着成年人用的自行车在鲜有机动车的道路上风驰电掣。由于身矮肢短,小孩子学自行车要分三个阶段。过于矮小的要从掏裆开始起步,歪着身体将右腿从三角形的钢梁之间伸过蹬在右脚蹬上,然后重心压在左腿上使劲儿半圈半圈地蹬车。这种骑车方法考验孩子的平衡能力,即车体应该向外适度倾斜以平衡身体的重量。那时候放学后的操场上有很多这样歪歪扭扭艰难骑行的孩子;第二个阶段就是腿半长不长的时候,将屁股梗在横梁上的骑法,这时候身姿可以挺拔端正了,但是会比较扯蛋;第三个阶段就和成年人一样坐在座椅上大模大样的骑行。哥哥在二年级的时候就采用掏裆技术学会了骑行,当然过程中没少跌摔,身上伤痕累累的。好在他胆子很大,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敢载着我满大街乱串。而我则一直没学会这个技术,最终放弃了。直到初二的时候,身体高度已接近成年人了的时候,利用一个下午练习直接以第三个阶段骑行姿势完成了这个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人生标志性技法。但是我依然非常钦佩老大从小敢于挑战生活的胆识,还有他卓越的身体平衡能力。

 

《学自行车》,王宁


哥哥第二个让我钦佩的能力是打兵乓球,他是业余选手中的佼佼者,从小立志成为国手。那时候中国的体育明星好像只有兵乓球项目获过世界冠军,容国团开创的丰功伟绩让民族的自豪感找到了一个倾泻的途径。于是之后国手们在世界兵坛上屡创佳绩,庄则栋、张燮林 、徐寅生 、王传耀、李富荣、郗恩庭、梁戈亮、许绍发、李振恃、郭跃华 ……受这些民族英雄的激励全国人民普遍都迷恋兵乓球,社区里也有自己砌的水泥球台,每日里小伙伴围着球台你推我挡不忍离去。

 

参加第27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团体赛的中国男子队选手:(从左至右)张燮林、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王家声。(图片来自网络)

 

196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6届世乒赛中取得男团冠军和男女单打冠军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凯旋健儿。(图片来自网络) 

 

即使兵乓球这样比较环保的利于普及的运动设施,在当时也面临着人多资源少的窘态,于是孩子们采取擂台赛的方式进行游戏。那时候哥哥绝对是招人恨的一个台霸,社区里除了一个叫刁小三(沙家浜中的主角)的半专业选手几乎没有人能把他打下台来。这样他越打得时间长球感就越好,良性循环了。整日对着墙壁练习和在水泥台上搏杀的时光里,他居然买了一本《兵乓球的旋转与技术》专业书籍天天研究各种打法。我也时不时偷看几眼,然后对着空地猛练,再蹲在地上看球的旋转方向。有一次我们结伴去太铁体育馆看跃进杯全国少年兵乓球锦标赛,看到那些来自国内的少年选手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我当时就泄气了,心中升起一股对这个运动的绝望感。回来之后一度萎靡不振,反观他则不然,貌似开眼界之后反而更激发了他心头的挑战欲望。

后来在这项运动中他也算有所斩获,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校内比赛中获得了较为出色的成绩。但后果是,右胳膊明显粗左臂。相信这个运动虽然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专业建树的爱好,但是一定曾经带给他无上的荣耀和乐趣,让他在不同的环境中捡拾自信。年过半百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敢于追逐梦想的少年都没有虚度光阴。

 

哥哥打乒乓球


 

兄弟消失的连锁反应


近四十年的计划生育国策为中国减少了四亿人口,也断绝了许多血缘关系,消除了很多称谓。估计有超过一代的人们之间不再有兄弟姐妹之称,随之而来的是未来生活中叔叔伯伯大爷姑姑姨妈侄儿外甥侄女外甥女的称谓。兄弟从家里走向街头反映出来一种窘迫的现象,如今满大街的哥们儿兄弟的呼叫声中透着一种肤浅和廉价。兄弟是一个概念,蕴含着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关系,血缘关系会在各种是非和利益之间接受考验。

家庭中的兄弟更像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模拟,对于个体的社会性早熟具有试管效应。所以相比看起来幸福无比的独生儿女,兄弟之间的复杂微妙更具有一种合理性,它是人性和社会性最好的锤炼方式。如今哥哥和我都在京城,但见面不是很多,空间距离的原因吧。父母经常住在他家里,老人们还是觉得大儿子贴心。


                                          苏丹 2019/7/7完稿于成都

 

感谢:艺术家王宁为本文提供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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