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品法曹:判决书的“有理”与“说理” |  逻辑、经验与陪审团

赵耀彤 中国法律评论 2019-08-15

《中国法律评论》于2014年3月创刊并公开发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主管、法律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中文社科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刊号:CN10-1210/D.

订刊电话:010-83938198

订刊传真:010-83938216



赵耀彤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副院长


裁判文书要“说理”是一个广为接受的观念,它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对法院和法官的基本要求。本文作者则在在详细讨论语言在面对事物真实的两重困境之后给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判决书的真正要求应当是“有理”,但“有理”不等于“说理”。如果强迫要求法官在文书中用语言和逻辑把道理讲清楚,那么不但达不到通过增加裁判文书说服力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效果,反而会导致判断无法正常进行。


但作者在指出由于语言本身作为信息传递媒介局限性而不能苛求法官把所有道理讲清楚的同时,也对放弃说理责任后可能产生的法官恣意抱有警惕。因而建议通过陪审团制度更公平的在法庭中用制度决定真实的方式替代科学发现真实。文章也讨论了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人们进行真相判断时对语言的依赖大幅度降低,这个时代背景也为我们采信陪审团这种常人常识决策模式提供了坚定的支持。


目次
一、有理是否等于说理?
二、说出你的道理?
三、立足于经验的常识判断
四、陪审团何以可能?以及为什么可能?
五、余论



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社会主体获得对某种事物、现象的认知、形成判断并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判断,很多场合都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我们常常赞美那些具有巨大说服力的檄文为“笔下有百万雄兵”。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语言之于事物本身还是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如果看不到语言的这种局限性,那就会陷入“若是纸上谈佛法,笔尖沾干洞庭湖”的泥沼里面。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叠床架屋式的概念循环,使得人们在语言精致的道路上走的越远,离真相反而越远。


哲学史上对语言的局限性反思很多,但包含这种反思在内的“后现代”观念似乎并没有对司法界的主流观念有多少影响。目前,我们对司法裁判的基本要求依旧是“说理”,而说理的基本要求就是符合形式逻辑,同时还进一步把裁判文书的“说理”当成裁判是否公正、是否具有公信力的起码标准。


这种观念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细究起来,它偷换了“说理”与“有理”的基本概念。从而在整体上导致我们裁判工作的偏向,让司法工作越来越背负着逻辑推演的枷锁,不但直接降低了审判效率,而且,在语词和逻辑的路上过于用力不但达不到证成真相、说服群众的目的,反而会在极端情况下背离常识、脱离真相,影响了公众对司法裁判的感知。



有理是否等于说理?


判决书的正当性基础是“有理”,也就是合乎争议事实的真相、恰如其分的公平处理两造纠纷。一个有理的判决,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才具有公正的基础。我们先看一个笔者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例子。


本案依法不公开审理,所以本文在叙述该案例时已经做了适当修改。


2010年,某女到法院起诉某男,要求与之离婚。法庭查明二人婚后育有两女,共同财产主要是房屋一套,后经调解达成协议:“二人离婚;女方抚养长女,男方抚养次女,二人互不向对方索要抚养费;夫妻共有房屋一套归女方所有,男方自行带次女租赁学区房居住。”


2017年,次女因病住院需要输血,发现与某男血型不符合遗传特征,遂进行亲子鉴定排除了其与次女之间的血缘关系。该男遂找该女理论,要求对长女进行亲子鉴定并更换被抚养人,女方拒不同意,男方遂怀疑长女亦非其亲生,到法院申请再审要求撤销前调解协议。在再审过程中,男方依然要求对长女做亲子鉴定,女方拒不配合。


这个案子男方“占理”是很清楚的。


无论当时调解时法官做男方的思想工作,还是男方最后说服自己接受上述调解方案,都是从“觉得女方带着孩子不容易,自己毕竟是个大老爷们,有困难克服一下”等等之类“照顾女方”的“大道理”出发,从而让男方几乎放弃了对共同财产的分割,把唯一房产给予了女方。但男方这样处理家庭财产的认知前提是夫妻双方互相忠诚,特别是双方抚育的孩子都是自己的“骨血”,对女性在生产、养育过程中的付出有感恩回报的心理,最后才很“男人”的做出了大度让步。


但几年后发现其做出财产处分的事实基础其实是不成立的,女方不但在道德上对其不忠,而且还导致他抚养了他人子女,他当年处分放弃属于自己的财产是“吃了亏、上了当”。从这个道理上讲,当年的调解协议从而不具备正当性基础,应当撤销,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双方的财产重新判决。


这个案子主审法官汇报到审判委员会。因为再审案件按照我们单位的规定是要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且该案的女方不知道是由于心虚还是什么原因闹的很凶。主审法官在审理报告中对原调解书应当撤销的理由表述为“某女明知次女并非男方亲生子女,而没有将此事告知男方,采用欺诈手段导致男方做了错误判断”。


笔者见到该报告后,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种表述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女方在婚姻过程中出轨,她也未必能确认孩子的生父到底是不是她丈夫。


这个道理可以参见《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鸿飞天外又冥冥 ”: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

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

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

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

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

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

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

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得好,有点儿像他。”

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如果判决书做这样的阐述,肯定会被女方抓住该理由继续纠缠不休。所以我就建议主审法官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理由:


1.对事实真相的认知是调解书自愿处分的前提,本案涉及调解书缺乏这样的真实认知基础;2.夫妻“认为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抚育的子女为亲生”是基于婚姻法的忠实义务和传统道德而形成的判断,对此不抱有怀疑不属于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否则整个婚姻制度都会因缺乏互信而不安。这样就能够较好的把理由表达出来,而且不会被女方抓住什么把柄继续缠闹。


笔者在这里讲了一个没受过法学教育的普通老百姓都能形成正确判断的案子,都知道谁是谁非。但是,想把这个判断准确的表达出来,却让一个有着几十年审判经验的老法官为难。


它很硬核地启示我们,“有理”不等于“说理”。


老百姓在生活中有很多话都是表达了“有理”不等于“说理”的困境。比如“浑身是嘴,就是说不出来”,还比如在感慨自己无力把自己的想说的意思表达出来时会说“咱嘴笨,不会说”,这话丝毫不等于他在认输,与其说是认输,不如说他是在强调自己“有理”;在批评那些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的人时会说他们“能把死马说活了”,这句话蕴含的内容显然不是什么褒义。


正因为老百姓们基于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生活经验,知晓自己往往会由于言辞方面的能力不足而受到利益伤害,所以他们才寄希望于心目中的青天能明辨是非,他们希望青天们能够发现说辞后边的真相,他们期望着“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们希望我们这样的裁判者成为那些“会听”的人。


这样的困境其实并不是通过教育、通过训练就能够完全克服的,尽管我们承认对言语的概念和逻辑的学习和掌握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能够在更多的时候逃离这种困境。但学习和训练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习得者摆脱因言辞导致的表达困境,比如笔者在上面案例中的表现。


坦率说,笔者的上述表述依然没有把道理都表达完整。为什么没有说完整?对此我也只能说大家“都懂得”。这进一步的尴尬同样侧面支援了本文关于语言局限性的主题。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不但在终极意义上,这个困境时无法消除,而且就在我们经常遇到的稍微复杂一些的案子里,依然有着这种困境。



说出你的道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到言语在真相面前的孱弱无力,还是要到真实案件而不是“媳妇跟妈都掉到水里”“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梁”那样臆造的智力游戏(言辞话术)中去体验。在真实的案件压力下,在裁判者的现实责任下,语词与事物之间的紧张关系给裁判者造成的现实困境才分外凸显出来。


几年前,少审庭的一位法官曾经向我咨询过一案子。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案例中人物均系化名。


张某(男)离异后再娶,再娶的妻子李某也是离异女性,并且抚养着与前夫生育的女儿冰冰。二人结婚的时候,冰冰五岁,案发时仅十岁。张某在与其妻子李某共同抚养冰冰期间,利用“玩手机、给糖吃”等手段,数十次对冰冰进行猥亵、奸淫并自行录像。控方提取的录像共计有三十余段,分别是五年内张某对冰冰进行侵犯的视频,从中可以看出冰冰的逐渐长大,也能看出一个十岁的孩子第二性征明显发育。这是个让人痛心、发指的案子。就是这样清楚的案子,被告的辩护人却抛出了一个让经验丰富的法官无法正面回答的问题。


控方指控的罪名是两个,分别是猥亵儿童罪与强奸罪,请求数罪并罚;辩方则认为其只构成猥亵儿童罪。在控方提交的侵犯视频中能够明显分成两类,一类是张某将冰冰脱光衣服后对孩子下体进行亲吻、扣摸;一类则是张某将冰冰衣裤褪至膝盖处,让孩子平躺到床上玩手机,其则裸体压在孩子身上,用生殖器从上往下向孩子下体处摩擦,射精后停止并用纸张擦拭。控方认为前一类视频证明猥亵犯罪成立,后一类视频则证明强奸犯罪成立,因为幼女强奸即遂的标准为接触说。


这些证据看起来足够清楚了,坦率说,强奸案件中有这种现场视频是非常罕见的,被告人的变态反而帮助了警方取证。


辩方则认为这两类视频都是猥亵,都构不成强奸。理由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控方提供的视频只能证明被告人用阴茎朝女孩的下体方向抽插,但并不能证明被告人的生殖器与女孩的生殖器官接触,其当事人采用了有效手段保证其生殖器只蹭到了女孩的大腿内侧,因而要求控方必须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生殖器官确实接触到了女孩。


这个突兀的问题让合议庭很为难,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他们内心确信被告人张某确实在他的侵犯行为中完成了接触,但不知道该如何把这种理由表达出来。当他们来问我时,我苦笑了一下说,咱们不能当话术的奴隶,如果一个契合常识的判断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那就不要表达。


这个案子中男方的生殖器官有没有接触到小女孩的下体是很清楚的,是用脚丫子都能想清楚的。但是这不等于这个道理能够被说得很清楚,即便我们一定要放纵叙述的畅快而让判决书看起来像个需要被查禁的小黄文,那还是说不清楚!如果法官被迫在说理中使用概率这样的科学概念,那么也不会增加辩方的接受程度,而只会带给他更多的攻击点。


在我们凭借良知、常识和经验能够确信的案件事实非常难以用语词表达出来、苦心孤诣也很难讲出采信背后道理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说理。


在本案中,法官可以径直说明检方的第二类视频证明被告人完成了器官接触就行了,也没有必要对辩方的辩护进行逻辑上的反驳,而是可以将不采信辩方辩解的理由笼统地用“该辩护不属于合理怀疑”来表达出来。这样并不是逃避说理的司法专横,而是认识到言语表达真相的天然不足之后,很“比例原则”地、很“中庸”地使用我们的说理工具。


超出这个案件之外,我们再看一看经常引发争议的强奸案件。


比如引起轩然大波的刘强东事件。


强奸案的定罪标准时违反妇女意志,在很多时候,是不是违反妇女意志是一个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问题。假如嫌疑人在性侵过程中对女士有明显的殴打或持刀恐吓行为,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直接说这种情形下的性行为违反了女性意志,但这时依然会无法回答“双方是在用施虐的方式进行刺激”之类的反驳。如果连这种外在的行为都没有,那么我们的说理就变得更加困难。


比如某大学女生小李因家庭贫困欲寻求家教工作,在网上挂出消息后,王某与之取得联系。王某邀请小李在校门口面谈后表示满意,然后让小李乘坐本人车辆说带她回家跟孩子见面。但王并没有把车往家中开,而是往郊区开。人生地不熟的小李在车上也没敢开口问,王将车停到荒野无人处让小李下车,言语威胁后将其强奸。这个案子辩方的辩护就是女方没有外伤,而且没有反抗,行为完成后男方将女方送回学校,女方下车后没有喊叫,因而说明女方是同意的。


这种辩护有道理吗?看起来好像也是那么回事,但它其实应该说是违反常识的。


第一,事后的体检证明小李当时为处女,她不会一时激动而在为王某这样的老男人失身;第二,当时已经是深秋,相当寒冷,王某连开房的钱都不愿出,在野外强行发生性行为,不大可能让女生对其产生好感;第三,女孩子在陌生环境下被吓傻、吓得无所适从,吓得盲目顺从是很常见的事情,不能因为女方没有反抗就说明她内心同意;第四,女孩子遇到这事,觉得丢人,不敢喊叫,不是很正常吗?九零后的女生就一定非得对性不抱有非常保守的态度?要知道事后女生在宿舍自杀未遂,同学发现报案——以上理由,都可以在法官心中支持此次性行为就是强奸的判断。


这种判断的前提其实是法官预设了一个疑问“被害人为什么要同意这样的性行为?”,在这个预设疑问下,思考该案发生的各种现实场景,因而得出了被害人不同意的结论。但是,这个预设其实是违反刑事诉讼所谓“无罪推定”前提的,这些理由能说出来吗?


如果把判断的理由省略掉不说,不影响我们对真相的获得,那就要坚决地省略不说。因为说出来,只能让曾经的坚实认知坍塌。比如,智力正常的普通人都能够根据一个人的头面照片判断出对方是男是女,但如果你强迫他必须把他判断的理由说出来,那他的陈述肯定会变得千疮百孔。


这样的表达困境也不仅限于举证责任在一方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更是经常遇到。比如,所有民事法官都会遇到的“表见代理”判断难题,虽然很多大腕都努力引经据典把这个问题长篇大论,但是我们依然发现对表见代理问题无法按图索骥。法官常见的做法还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常识,觉得涉案场景中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才决定是否引用表见代理制度的。也就是,判断在先,说理在后。判断产生的真正理由,是由于法官心里那些无法说出来,或者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


还比如看起来完全属于逻辑领域的“因果关系”问题,同样需要法官根据经验常识去截取因果关系链条中的一部分,让其成为最终的“责任关系”。至于为何将这一段确定为需要负责任的所谓“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将另外一段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所谓“仅仅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排除在外,其理由对必须在极有限时间内完成案件裁判的法官来说,是无法用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


学者们研究一个概念可以皓首穷经,可以一生只追求一个词汇,但法官不行。这绝不是法官的对真相的责任心弱等态度问题 ,而是大量案件需要他处理、大量纠纷需要他按期解决,这种现实约束不允许他如此放纵自己的讲述欲望。



立足于经验的常识判断


本文第一部分讲述了语言表达与客观真相之间的第一重困境,这种困境受制于裁判者自身驾驭运用语言的能力,这个困境我们可以说它是个“相对”困境;第二部分讲述的则是语言与真相之间的“绝对”困境,这个困境不可能通过提高言说者自身文字驾驭能力予以克服。


在哲学意义上无休止的争论或许是一个不断给后人以智慧启迪的过程,但对需要在有限时间、有限资源限制下做出判断、完成任务的法官来说,这种概念的思辨、循环,则是背离了国家设立法院的初衷。法官也许会用自己的裁判文书对公众有智识方面的引导,但他的“正经”任务则是处理掉摆在他面前的纠纷,为社会提供秩序。


人们出于对司法专横的痛恨和忧虑,对裁判文书提出了“要说理”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无法碰触的天条面前,法官也尽量让自己的裁判文书显现出“说理”的亲和面孔。然而正如上面论证的那样,真正的道理有时就是没有办法说出来。


说不出道理,也不等于没有道理。


法官判断某一事实成立,判断某一方“有理”,需要综合裁量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在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几何级的信息缩减;再加上表达在判决书上的文字要求相当严谨的形式逻辑,各级法院甚至为此专门制作了裁判文书样本,这种逻辑化的“半数理”语言所能涵摄的信息也只能进一步缩减。


由此,则必然导致法官面临的一个尴尬局面:他形成判断的道理根本说不出来,说出来的“逻辑”也只是看起来像他的道理。而他自己也清楚,即便他在判决文书中长篇大论了某些概念和逻辑,他也知道这些道理只是“侧面”支援着其真正的判断来源。他的判断,只能基于他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基于他长期的学习、基于他对法治精神形而上的理解和大量案例研习所获得的公平感——而这些东西要么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形诸笔端,要么更甚之,法官心知肚明也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奠基在形式逻辑的“科学”基础上的法的稳定性其实并不存在,因为现实的司法运作过程并不支持这一完美的想象。然而,紧接着的追问是:把法的安定性建立在法官说不出来的自由心证上,是否就可靠?如果强迫法官用逻辑严谨的语言表达出他裁量的理由在现实逻辑上成为不可能,那么我们还要什么办法来防止法官的恣意裁判?


其实我们对法官的自由裁量还是有着大量的限制,比如基于司法权力位阶的错案追究制度、终身负责制度,就保证了法官在判断形成之初会考虑其后果,会保证了他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依然受制于外部世界的“共识”,会引导他选择更符合公众判断的“常识”标准来作为自己的判断尺度。然而,这种制度也只能保证法官判断时良好的“初心”,而很难保证其更符合常识,如果想让法官判断与公众常识的进一步契合,我们还需要更好的制度设计。


用制度问题取代科学问题,是人类解决无休止麻烦的一个常见手段。在人类文明的起源时代,我们的先民面对无法判断的事实问题时,采用了很多“神判天罚”的制度。它当然造成了许多冤案,然而它却有效的解决了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纠纷。纠纷的解决,才能够让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而不至于让社会成员为了其实是无法获得的“真相”而陷入无休止的纷争中去。


即便不是在愚昧的先民时期,即便所争议的问题完全属于科学领域的问题,即便所争议的纠纷对国家乃至于对世界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当今社会仍然能够看到用制度决定替代真相探讨的例子。比如屠呦呦院士的诺贝尔奖,同样建立在拉斯克奖评选委员会的一种未必公正但让人服气的制度设计上面。


屠呦呦院士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曾经获得被称为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该奖评奖委员会同样面临着一个如何在集体参与的重大科研项目中确立最终获奖人的难题,他们采用了一个狡猾(不带贬义)的做法:让几位认为自己有资格获奖的候选人都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获得了这个奖,你认为还有谁应该获奖?”最后根据得票的高低确定得奖人。详见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屠呦呦获拉斯克奖曾引争议:集体工作为啥只颁她


这种真相机制显然不能保证得票最高的人就更大概率是贡献最大的人,而且很可能是人际关系最好,甚至是贡献最弱的人(比如大家心里都认为其竞争力比较低,投票给他相对来说不会影响到自己)。尽管存在这种质疑,但从坊间反应来看,公众基本接受了这“选拔”结果。它充分说明,在面临有限时间内无法解决的纠纷时,采用一种设计合理的制度,能够让决策者免除大量思考负担,并且能让最终结果获得公众认同。



陪审团何以可能?以及为什么可能?


在司法过程用“说理”防止司法专横侵犯公民权利是基于理性万能主义的美好想象,如前面所述,它已经给面对现实纠纷的法官造成相当大的困境。但是,笔者并不同意在目前这种诉讼制度构架下放弃这种看起来很机械的“说理”要求,因为那样会立刻让法官的判断处于毫无限制的状态。


不但在其判断过程中,他感受不到语词代表的外在压力,他内心的责任感会降低;而且在判断结束后,其监督者也无从审查他的判断是否“有理”,从而也无法确定是否要追究其责任。这将会导致我们多年致力于弥合司法与公众关系的提升公信力的努力付之东流。


如何超越这双重困境?笔者的建议就是大幅度改造我们的陪审制度,让陪审团成为案件事实的最终决定者。这种制度当然是受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的启发,然而笔者对它的青睐更多还是基于对当下中国司法运行环境的认真考量。


前面已经说过,法官形成的判断其实正是基于他长期的生活经验形成的公平感,他在这种公平感的指引下“预先”确立了诉讼两造谁是那个“有理”一方,然后才用逻辑和词汇将这个道理表达出来。受制于言语的相对和绝对两重困境,他表达的过程还存在重重障碍。


可我们又不能把我们的全部信赖都赋予法官的“圣人之心”上,那样公众的忧虑就会与日俱增。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确立事实的责任转让给陪审团,让陪审团用民主票决的方式确立事实是否成立。集体行动的逻辑虽然不能保证一定产生最优的结果,但可以防止最极端的结果,它能够有效防止法官个人偏见在判断心证产生中的作用。


比如在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原告往往将很多损失都归结为被告行为导致;被告则辩称其中一部分与其侵害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那么如何确定这个因果关系链条中承担责任的界限?有生活经验的人大体上都有个自己的感知,也都大概能够确立它的尺度。如果让他们用投票的方式决定被告承担责任的界限,那么这种结果更大概率是符合公众的秩序预期的。


而且,在他们用投票产生的事实认定结果之后,法官也不必在诘屈聱牙的论述为什么这个损失就是基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造成、而那一段损失就不是基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它不但大大减轻甚至消除掉了法官被迫使用逻辑表达的“说理”义务,而且能够将判断的责任分解给陪审团成员。陪审团成员系在社会成员中随机产生,公众对他们形成的判断会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接受程度更高。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治本之举。


对将争议事实的认定权限交由陪审团成员票决的制度设计,一个可能的问难就是陪审团成员大都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因而其判断结论很可能会偏离法律的意旨。


对此,笔者认为,法律人由于难以逃脱的职业本位窠臼、无法避免的谋求职业利益最大化的想法,往往会在思考问题时把自己当成真相正义的天生代言人,因而非常“优越感”的贬低普通群众的常识判断。而这一点并不成立。其实,近几年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案件,都是群众判断引导着司法裁判,虽然最后有些裁判者有些不厚道的把功劳拦在自己身上,说自己的判断如何引导公众云云。


例如公众熟知的“昆山龙哥被夺刀反杀案”“山东聊城于欢案”“河南郑州电梯劝阻吸烟案”“河北唐山见义勇为追赶肇事逃逸者被火车撞死案”等都是近年来引发亿万网民关注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发展轨迹相似,都是司法机关首先做出一个(或者大家担心司法机关会做出一个)挑战公众基本公平感的判断,愤怒的用网络表达出声音,最后司法机关成功的借助广大网民的支持,去对抗利益相关方,在个案中实现了法治。


虽然坊间对这些案件有着诸多“伟大”之类的溢美,但笔者认为,法律专业人员在这些案件里面的判断都不具有多少前瞻性,他们是在群众基于常识的判断支持甚至说引领下才形成了最终正确的结论。


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当今社会已经是一个遍地摄像头的“天眼”时代,很多引发人们热议的案件都具有相当清晰的视听资料。普通群众在看完这些视频资料后,心里基本上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是非判断。信息载体的图像化、视频化,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真实性递减,防止了文字表述中的有意误导。


咬文嚼字、穿凿附会以扭曲事实、出入人罪是过去刀笔吏的基本功夫。


如《水浒传》地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中描述县官为斗杀西门庆的武松开脱,写到“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水浒传》上第366页 施耐庵、罗贯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10月版。


尽管有人感慨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忽视语言,但这就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在更先进的信息传递手段出现时,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由于其先天不足必然会逐渐让位。


人们面临这种几乎是完整再现现场的活证据时,其脑海里形成是非对错的判断时,同样也并不在自己的脑海里先把图像信息转换成文字,而很可能就直接根据图像、视频形成了他的结果。比如在网上流传出刘强东被警察带走后女方在会客厅与某男生见面的视频,网友就会在心里比量她的表现与真真正被强奸后的女性表现的异同,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


这些判断的形成都未必是通过文字为媒介的。前文提到的“昆山龙哥被夺刀反杀案”“河南郑州电梯劝阻吸烟案”“河北唐山见义勇为追赶肇事逃逸者被火车撞死案”,也都是因为相当清晰的视频点燃了公众的情绪,形成了集体意见。在更多信息技术支持下的视频证据,足以让我们信赖未经过法学训练的陪审团成员能够产生符合公众真相预期的判断。我们对此没有必要杞人忧天。



余论


笔者设想的陪审团票决疑难案件事实的制度与我们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不一样的。以笔者浅见,我们目前的陪审制度依然存在着人民性不足、成员过少、与法官没有实质区分等诸多弱点因而难以发挥它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


我们目前的陪审员,是通过国家机关审查并任命的,它具有明显的“政府”性,因而它相对于基于案件随机产生的陪审团来说,其“群众性”“人民性”都是不足的,其不足以担负起在案件裁判过程中代表人民、增加公众接受度的重任。而且,它的成员太少,少到很容易被公众怀疑他们自身的独立地位,让公众怀疑他们容易被法官引导和影响。如果我们在重大疑难案件中设立三十名成员的陪审团,它则将因为其相当大的代表性、较多的人数而获得公众的接受。


可能的批评或许是这样处理案件会导致审判效率的下降。对此笔者的回答是:


1.牛刀不是用来杀鸡的,陪审团也只是用来解决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那些简单的要死比如信用卡纠纷、物业纠纷等等经常被用来解决某些入额领导办案数或者树典型、造先进的案件,当然不需要考虑陪审团;2.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计算司法运行的成本不能只考虑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成本,还要瞻前顾后,考虑到整个社会为此负担多少代价。


如果一个专政机关做出的专业判断长期得不到公众认同,那么司法机关要为消弭这种裂痕付出多少代价?而如果我们把这个成本在审判过程中预先支付掉,它将在大幅度降低公众与司法对立情绪的情况下,节约掉大量现有模式下审判结束后所不得不付出的人力物力。两相比较,设立陪审团给国家带来的成本付出还是要低一些。



赵耀彤作品

一名基层法官眼里好律师的样子

“演戏”该如何当真?| 《我不是潘金莲》在说什么

方法的裸奔

跟法科生聊一聊人生理想那些事

文书打印错误,该不该处理这名法官?

试求法官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根已经扎在那里


欢迎各位惠赐文章,来稿请投:

chinalawreview@lawpress.com.cn

    已同步到看一看

    发送中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