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还是五四的女儿啊 | 早读

夜读郡 早就说过 2019-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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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周我们共读的,是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不能不说这一周是水平相当高的一周,也可能是小说民国开说以来,水平最高的一周。大家通过不同角度的解读,基本上已经把《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的内涵挖得差不多了,而且都能提出非常精彩的见解。比如土城说“语境对人的驱离”,新妈妈尹伊阐释“莎菲女士在霞村”,江河谈“荡妇”和“英雄”的对比,陈童分析“女人的身体是如何被杀死的”,梅子酒讨论“成长”跟“祛妄”之间的关系,等等,都特别好。昨天还有了一篇外稿,可见《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很能引发共鸣。

今天我还想说一说的,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本身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本书?作者是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女士,她有一本回忆录叫做《思痛录》。书里面我印象很深的,是谈到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说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有一个道歉大会,就是向被误伤的同志道歉。会上面,很多从国统区跑过去的女学生——因为韦君宜自己也是这样一个身份,所以是她的一些同伴——就在大会上号啕痛哭。

原因是他们本来是怀着一腔热血到延安来的,没想到遭受了这样的待遇。当时韦君宜使用了一个古典说法,她说本来是国民党“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其实如果我们把《我在霞村的时候》里的霞村和延安,看成两个空间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叙事者“我”和贞贞,看成是围城内外的两拨儿人。“我”明显也是奔着革命的目的到延安来的,但是字里行间却明显呈现出了“我”对延安生活的某种厌倦,或者不适应,或者是感到空虚。这种情绪,确实跟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那种情绪表达,很有相似之处。

而反过来看,贞贞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村里姑娘,她遭遇了一种当然很不幸的遭遇,变成了日本军队的慰安妇,后来又当上了地下工作者。如果刨去她身上的不幸,刨去最为人注目的这种遭遇本身不谈的话,你可以注意到,在贞贞的叙述里,支撑她面对村里人的这种嘲讽,这种怜悯,甚至是夏大宝的带有遗憾与施舍心的爱慕或求婚,当她面对这些东西时候,她的底气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他们”。贞贞一直没说清楚“他们”是谁,只是说“他们”说我生病了,所以他们让我回来;“他们”又说要送我去延安——这里的“他们”或许可以替换成“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是无名的,是无形的,你也不知道“他们”会对你的哪方面负责。

所以从延安来的“我”和从霞村打算去延安的贞贞,就构成了一种镜像的关系,一个从这里去那里,一个从那里到这里。但是不管从哪里到哪里,她们后面都有一个东西在推动它,推动的力量,恰恰是对前面一个环境的否定。

比如说为什么从延安到霞村,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霞村是更加底层的地方,一个知识分子或许应该从高的地方到低的地方,完成所谓的普及或者是采风的工作。而反过来,为什么要从霞村去延安?是因为延安代表着一种更文明的,或者说更革命的,氛围,这种氛围跟霞村那种讽刺、挖苦、歧视的氛围是不一样的。但是问题是:真的如此吗?当空间和身份完成互换了之后,“我”和贞贞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在小说里面,显然作者没有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贞贞能不能在延安获得她想要的氛围,或者说追寻她的理想?其实小说是存疑的,是开放的。我们上一次说了,《水》是丁玲个人创作的分水岭,也是左翼文学的分水岭,但是从《我在霞村的时候》来看,丁玲本质上还是怀有五四的血统。像贞贞的问题,或者像“我”的问题,其实背后都是一个“五四”经典的表述,就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又或者说这是鲁迅爱引的名句:“你把黄金世界许给这些人的子孙了,你拿什么来给这些人呢?

贞贞之所以在遭受了被抓去当慰安妇的不幸之后,还会两次返回那像地狱一样的空间,她一定是获得一个承诺,或者获得了一种坚信,她坚信这样做是为了未来的黄金世界。但是在此世,贞贞不但患上疾病,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被村里人歧视,去了延安,她又能不能够得到她要的东西呢?小说是没有给出答案的,而且“我”的经历,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

所以看完《我在霞村的时候》,读者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悲观的情绪,而这种悲观甚至是带有颓废的情绪,恰恰是“五四”的一个印记。在大潮退去之后,每个人其实都要反思个人和时代、个人和集体之间,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大事业的保持警惕和反思,这是“五四的孩子”们特有的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确实还是一位五四的女儿。

这就是我对《我在霞村的时候》这本小说的一种分析。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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