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导演杨平道:人总会不自觉地往祖宗的故事里添油加醋|谷雨计划

蒋春华 谷雨故事 2019-08-27

《生命的河流》预告片


越是需要故事的时代,越是需要去记录日常,哪怕它是“琐碎、重复、无聊、平淡的”,也正是这些“琐碎、重复、无聊、平淡”在塑造我们。



撰文 | 蒋春华

编辑 | 李媛

出品丨谷雨工作室


冬季的清晨,天空下着小雨。

送葬队伍在田埂小路上,像一条白色长龙般缓缓爬行。逝者家属统一穿麻戴孝,跟随道士的口号,一跪三拜,就像一片片白色的鳞在往前面翻滚。这是广东阳春市一个大家族的一场葬礼。逝者才四十多岁,这让整个家族无不陷入悲伤。

队伍最前面,少年杨平道捧着父亲的遗像,朝着棺材方向,低着头,双手被人搀扶着一步步倒退着。他双脚一跪,身后的白色鳞羽们就会相继跪下,天空中就会响起震耳的鞭炮声。在南方的葬礼风俗里,这叫孝子拦棺材。拦得越多,就越能表示长子对逝者的孝顺和不舍之情。

雨下得有点大了,坡上的路开始变得难走。前面抬棺材的两个人,踩了彼此的脚,开始相互谩骂。其中一人对另外一人说,“你再这样,我就把你一块埋了!”前面捧着父亲遗像的杨平道,不禁笑了一下。

这是不是对父亲不敬?这个涟漪一直留在杨平道心里。他为此反思自己,并内疚了好多年。后来,他才明白,这才是真实的人性。在极度疲惫的时候,这是人的自然反应,类似于生理上的应激行为。

“这才是我理解的电影感。直到现在,我们对电影的理解,还是在好莱坞的一种通俗叙事里边,说的是概念性的东西,完全没有把握到最动人的人性。我们以为电影就是拍故事,但是拍电影,其实可以拍生活。”他说。

杨平道出生于广东阳春市,成长于一个传统的乡村大家族。2007年,他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毕业之后,回到故乡,拍摄了两部关于自己家族的纪录片。它们分别名为《家谱》和《生命的河流》。

其中,《家谱》是用Family Tree的结构,记录了家族内部的日常生活。《生命的河流》则从“我”这个支流出发,一路回溯到父亲和祖辈的河流,并对生与死进行了对照。

“家庭就是这种关系的体系,一张围绕某个人结成的牢固的网……一个家庭成员的离开,突然扯断连接他人与其他人相互之间的牢固纽带,家庭便面临危机。”人类学家林耀华在《金翼,一个家族的史记》一书中,曾对兄长东明的去世如是论述。《家谱》里杨平道父亲的早逝,《生命的河流》里奶奶的离世,也给杨平道和他的家族带来了危机。

《家谱》《生命的河流》剧照


在过去的中国农村,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差序格局关系,是一个个相互交织的同心圆,一个同心圆的破裂会同时波折到整个“池塘”。1949年之后,由祠堂维系的家族关系逐步瓦解,走向单独的直系家庭。1978年之后,民工潮出现,农村地区逐渐出现“空心化”现象,家庭关系进一步缩减为爷孙关系。紧接着,独生子女政策到来……

而杨平道的这两部作品,完整地保留了一个南方家族生活的档案。摄像机记录了这个家族破裂又重组再生的过程。

“你没有必要去找它的情节,或者是找它的故事,就像你在一个河流里边,在那躺着,随着它漂流,你去感受里面的冷暖变化就行了。”在《生命的河流》的导演阐述里,杨平道说。

越是需要故事的时代,越是需要去记录日常,哪怕它是“琐碎、重复、无聊、平淡的”,也正是这些“琐碎、重复、无聊、平淡”在塑造我们。

导演杨平道



电影也可以拍生活
 
谷雨:你们家乡现在还在修家谱吗? 

杨平道:在的。很多家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清,一般叫八世公、五世公,就是第八代、第五代的意思。

《家谱》里,我爷爷开头跟我讲我们祖宗的一些故事,里面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被传奇化的、被演绎的。这种乡土演绎故事很夸张,但是又很朴实。听他讲述,你不会去追究它的真实性,因为人对过去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添油加醋。你会觉得你的祖先是那样的一个活法,你会沉浸在他的讲述里面。

拍纪录片,真实不真实有时是个问题,但是有时又不是。后来我拍剧情片,也总是在模糊真实和非真实这种界限。

谷雨:《家谱》的英文名叫Family Tree,字面意思是“家庭树”,你这个片子的结构恰好是这样的形态。从这样一个结构来做这部电影,你是怎么想到的?

杨平道:那是2007年,我刚毕业。当时我拍的一个短片得奖了,奖了一个高清的小DV,就有了拍摄工具。我之前一直想做剧情片,但拍剧情片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讲太难了。我有个同学家庭条件不错,我就跟他聊,说我想去拍我家,跟他讲了Family Tree的结构,他挺感兴趣的,就给了我2万块钱,说去拍吧。

实际拍了两个月。我想从我回家拍开始。它就像公路电影。你去到哪、碰到某个家庭,是一个横截面。跟拍一棵树一样,你先拍这个分枝,又去拍那个分枝,这就拍完了一棵树。这种现状也反映了一个家族开枝散叶之后的结果。

中国的很多农村家庭,在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运动以来,都是这样一种命运。我爸妈最远的亲戚去到美国旧金山,在他们那个时代,这个事情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横截面,就说的是这样的故事。

《家谱》剧照


谷雨:你觉得这个片子在影像、电影语言或者其他本体方面有什么探索的地方吗? 

杨平道:我以前特别爱看理论书。我拍过一个叫《动静存在》的短片,听名字就非常概念。拍了之后,我放给人看,所有人都看不懂,实际上是我的问题,那时候我还不太懂视听语言。

直到一次在寝室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有个场景我一下子醍醐灌顶,就开窍了。我发现《童年往事》里奶奶讲的话,跟我的奶奶跟我讲的话是一样的,何况还都是客家话。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生活其实就是电影。

这让我很震惊,因为我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电影对我来讲,就是看一个故事,拍电影就是拍个故事,直到现在,我们对电影的理解,还是在好莱坞的一种通俗叙事里边,它说的是概念性的东西,完全没有把握到最动人的人性。侯孝贤让我明白,拍电影其实是可以拍生活。

在我父亲的葬礼上,通宵弄完一套吹拉弹唱的东西之后,长子要拿着牌位目送棺材上山,那是很累的,我弄了一整夜。后面抬棺材的两个人在那闹矛盾,一个人就骂,“你再这样我就把你一块埋了。”我听到就笑了。

我为了在我父亲葬礼上笑的这个事情内疚了好多年,觉得自己不应该那样。但我后来明白了,人疲惫到一定程度就会这样,这是自然的人性流露,它不代表什么,不是我对父亲不敬。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要守夜,很困,但是也不能睡。我父亲很好的一个拜把子兄弟过来之后,半夜跟我们开玩笑,讲父亲过去笑哈哈的。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安抚这些伤心的家人。这个太电影了,太动人了。

 杨平道整理做法事的符


谷雨:《家谱》里面的字幕特别好玩,你没有读出声,而是打字,特别像小说的那种感觉。

杨平道:我开始也尝试用一种旁白,像侯孝贤在《童年往事》里一样,但是我发现矫情。字更静默,这就有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感觉。看的时候,观众可能会有一种声音的感觉在内心里边,好像这个人在说话。


家族与历史
 
谷雨:片子中一个很重要的段落,是你给你父亲开山,坟没有找到,这是因为什么?

杨平道:亲人去世后,我们那里的规矩是,要在一个时间段内找一个风水先生,做一个开山仪式。经历过开山仪式,去世的人“眼睛才会睁开”,才会 “自己去找东西吃”。

但我父亲的去世对于我们家庭打击非常大,很多年我们都在逃避,不谈这个事情,导致很多年后才去。农村坟地都没有用水泥,都是坟头的,很多年后就忘了在哪了,只知道大概位置。当时我是跟着过去的,包括选墓地,因为这个一定要长子去。但也许是选择性遗忘,我完全没有了记忆。

谷雨:这一段是谁帮你拍的?

杨平道:是我表弟。这拔草的几个镜头,是我第二天回去摆拍的。我觉得还差一个结尾,就随意地拔一下草。它是我的一个心愿,也代表我对我父亲的情感。这个行为很克制,拔拔草,也没有说在那里要拜,哭泣什么的。但是那个伤心、愧疚是在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

《家谱》剧照


谷雨:你拍的是一个家谱,是一棵家庭树,但又跟大历史有一定的关联。关联是通过讲述,还是带有点传奇色彩的讲述。比如你跟你奶奶在床边聊天,她跟你讲了一个刺死地主的故事,她说她当时并没有去刺,这个很打动人。

杨平道:这个故事被我改装了一下,放到了我的新片《好友》里。它是真实发生的。当时村委开大会斗地主,谁敢去捅他?一开始,没人敢举手,虽然是在意识形态笼罩下,人性善的一面还是在的。但是我爷爷的一个堂兄举手了,后面还有三四个人跟着举手了,因为有工分奖励。有人提前告诉地主家“赶紧逃”,他就带着一家大小往山上跑,堂兄就追,结果是追到山上捅死的,那个场景太残忍了。


谷雨:《家谱》里讲到“归乡”这个概念,你说,你的有些亲戚要死的时候,都会想要回家。

杨平道:在广东农村,有落叶归根的观念。哪怕你搬出去了,你真正的归宿还是在你的祖屋里边,祖屋如果破败了、坍塌了,我们那个地方会觉得是特别糟糕的事情。

现在这种观念淡了很多,老一辈没有能力了,现在谁有钱谁最有话语权,那些30多岁的开工厂的年轻人,说话分量非常重。

《家谱》剧照


谷雨:你在影片里运用电视机呈现了一些工人的状况,也讨论过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社会结构的瓦解。

杨平道:一个讲农民工的纪录片,把我看哭过。外地打工的母亲过年后回家,儿子不认识她,她有半个月在家里想重新把这种母子关系建立起来,但是快要建立起来的时候她又走了。所以那个孩子在哭,他妈妈也哭,但是奶奶为了不让她哭,赶紧把他抱回家里,不让他看。这种画面太残忍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7、8亿农民所在的农业社会结构是被进一步瓦解掉的。


死生之间
 
谷雨:《家谱》跟《生命的河流》在创作上有什么关联?

杨平道:《生命的河流》是《家谱》的延伸。我拍完《家谱》之后真得很痛苦。摄影机的镜头是一个放大镜,平时讲话聊天或者是吵两句好像没什么,但当你用镜头去看,细节和情感就被放大了,这让我特别难受。我花很多时间反复剪,说白了就是磨,磨出一个距离感来,一年后才剪出来。

本来我说拍完《家谱》之后不拍了,但是后来又继续了。我想,影像能真实地把现实的某个瞬间记录下来了。它的艺术力量,实际上来源于时间。

谷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拍自己的生活?

杨平道:结婚是我人生计划之外的事情,因为有了孩子。当时我在人生里面一个很困顿的阶段,因为奶奶去世,我突然结婚,孩子也有了,我一下子就觉得生命的河流停顿了。《生命的河流》前面有一个镜头是河流的,它流得很慢,很像我那个阶段。在我家门前,每年三四月份,那条河会长满浮萍,好像水是静止的,像池塘一样。上面依然有生命力,长了很多东西;底下那个水是流动的,但是看起来是静止的。

 《生命的河流》剧照


谷雨:这部分生活的记录,有一部分是你跟妻子两个人扮演的。你当时是先写这样一个剧本,多次排练,还是即兴表演?

杨平道:一般我拍戏不排练,直接就拍。我当时就是想,这些素材都是碎片,我怎么把它们结构起来?我希望它有剧情,因为它有一个家庭里的新生,还有衰老和故去,生命交替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我当时还有对真实和非真实的思考。拍纪录片,你把镜头框放在哪里,你就是在选择这个世界的哪一部分。选择是主观的。所以剧情片在某种维度来讲更真实。

比如说“打老婆”,实际上我没有打过老婆,是照着剧本写的和演的。我是让我老婆拿一张A4纸,我一巴掌把纸拍下来,它能发出声音,仔细听那个声音比较假,但我觉得无所谓。

谷雨:《生命的河流》最开始有两个空镜头,声音是两个人很私密的对话,为什么要营造这个形式感?整个片子好像都是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在说一个东西,有点新小说派那种感觉。

杨平道:它也有很多种。比如像我爷爷那种叙述的方式,比如我说我是怎么来的。“妈妈,你怎么生出我”在农村里是一个蛮尴尬的问题,很多人就说你捡来的,是从河里捞来的。《生命的河流》也好,《家谱》也好,《好友》也好,实际上我一直在探讨一个比较老生常谈的哲学命题:人从哪里来,又将往何处去?在我们生活中,真的面临这样的困惑。

我拍《家谱》时反复做过一个梦,它奠定了我的很多创作基调。我梦到我家人在我爷爷奶奶的带领下,扛着很多行李,在一个阴沉沉的雨天,在农村泥泞的路上一直赶路。有人倒下了,赶快扶起来,“没时间了,赶快起来走”。我们从哪里出发不知道,去哪儿也不知道。也不是逃难,没有逃难那种慌张,很平静地走着,不说话。这个梦有非常深刻的孤独感。虽然是一家人在互相搀扶,但是也有那种孤独感。

 燃尽的香灰


谷雨:生跟死这种架构,你是在什么阶段想到的?有一个剪辑点,就是一条河流,老人的脸,接着,“啪”切了一个俯拍的小孩的脸,剪辑方式挺让人震惊的,其实它有个对应关系。

杨平道:也是很巧合,正好我小孩在那个阶段出生了。这主题就等于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而且这主题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生老病死,人类无法回避,其中的苍凉感,让人百感交集。


谷雨:你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勾连,有一个是你奶奶去世,你在抬棺材,有人说她的嘴巴可能会喷出东西来,另一个镜头是你小孩喝完奶要拍一下后背。你是故意做这样一个呼应吗?

杨平道:对,说白了,就是生死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东西。


关于杨平道

电影导演、编剧、小说作者。2009纪录长片《家谱》获云之南纪录影像双年展 “评委会特别推荐奖”、伊比利亚艺术中心开馆展等;2014纪录长片《生命的河流》获中国独立影像展最高奖、北京独立电影节开幕片及“评委会奖”、2015德国汉堡国际电影节K26最佳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2013年西安国际影像节“青年导演扶持计划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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