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五道口副院长周皓: 金融科技的发展要遵从经济发展的规律

许甲坤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2019-08-30

“你要做煎饼,假如要做100个,大概99个都会做好。但是如果你要做科研,那么可能你实验100次,只有1次能成功。”2019年6月22日,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座教授周皓在参加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宏观经济国际年会期间接受采访,对技术创新的艰难性、不确定性做了生动的比喻。


周皓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因此他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情感。在加入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之前,周皓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风险分析部高级经济学家,并在美联储有十余年的工作经历,对宏观经济有着深入的看法,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金融市场—改革与政策,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和宏观审慎监管等。


不是预测者,而是英雄所见略同

2019年以来,宏观经济回暖,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9日召开的会议指出,“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


5月底,周皓率团队对外发布了《2019上半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引入金融巨灾风险指标引入金融巨灾风险指标(CATFIN)、系统性预期损失值(SES)、条件在险价值(ΔCoVaR)以及系统性风险指标(SRISK),结合公开宏观经济数据,度量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今年首次半年发布报告,对此他解释称,“今年的金融形势变化非常大,无论从中美经贸摩擦还是国内经济复苏增长,为了给业界从业者和政府决策者提供及时的参考依据,报告就变成半年发布了”。


回忆起报告的形成,周皓颇有感触。得益于他早年在美联储风险交易部的工作经历,2014年回国后他着手在中国开展系统性风险研究报告。“之前美联储也是摸索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创建好内部检测性风险体系,所以开始在中国探索金融风险的监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讲道,“由于国情不同,同样的方法在中国未必完全适用,比如刚性兑付问题、银行国家担保问题等等,同样的模型也要做一定的修正,所以到了2016年报告比较成熟才对外每年发布一次”。


最新报告表明,我国宏观层面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较2018 年水平大幅下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但微观层面指标仍然高企。“当前风险集中在两个领域”,周皓指出,“一个是外部经贸摩擦带来的负面反馈,这对国内经济、企业,特别是出口及中小型企业来说影响比较大。另一个是前期政府金融政策、金融信贷倾斜政策带来的不良贷款的增长。2018年为了促进和保护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政府在信贷政策给予很大倾斜。然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稳健性、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也不及大企业,因此必然会存在更高的信用风险,破产概率会更高。”


采访中,周皓分享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报告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成稿,数据分析显示城商行系统性风险在今年一季度有非常高的跳跃,超出历史最高水平。而后在5月下旬,“包商银行”信用危机爆发后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管管理委员会接管,可以说报告先于市场、公众关注到这个问题,“预测”到这一危机。


然而周皓不同意这种说法:“市场人士有时只看具体的一次央行政策操作,而我只是解读央行政策本意可能比较准一些,或者是英雄所见略同,而不是比谁想得更早些”。


政府做了充分的政策组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谈及对中美经贸摩擦问题的应对策略,周皓谦虚地表示自己不是“专家”,从政府经济政策组合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做了充分的准备应对当前局势:一是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包括普遍的降准以及对中小企业的定向降准,保证了经济当中信贷和流动性的充足性。二是金融监管政策从猛烈的“去杠杆”调整到“稳杠杆”,这对稳定国内经济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三是出台商业银行资管计划,允许适度发展资管行业,对“影子银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有帮助。四是减免增值税,从财政政策的角度降低企业负担,帮助企业应对经贸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国民经济开局平稳。“这也是前期这个政策调整最后带来的经济正面的表现。”周皓评论道。


对于经济增长和货币汇率的优先顺序,周皓依旧保留今年1月份对央行货币政策“先保增长后稳汇率”的建议,他指出,经济增长是本,汇率价值是皮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央行前一段大规模地进行流动性操作,目的就是要确保经济增长。”他进一步讲道,“而汇率应该随市场供求而自然地变化,实际上它对经济起到了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金融科技的发展要遵从市场和经济发展的规律

金融科技(FinTech),是 Financial Technology 的缩写,指运用科技手段使金融服务变得更有效率,而形成一种经济产业。它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未来将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金融领域,是金融业发展未来的趋势。


2018年年底,人民银行会同发改委等部门,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0个省市启动了金融科技应用试点。“现在全国多地都会设立类似金融科技园、金融科技区,或者是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的机构,可以看出这不是单个城市推动的项目,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对国家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


“金融和科技相互衔接,发展态势迅猛,这对业界、金融监管界如何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周皓说道,另一方面,对于推动金融科技的优秀企业,他指出“要遵从市场规律,在过去科技进步的历史得出的好的经验和坏的教训告诉我们,违背经济规律、市场规律推动一项计划最后总是要失败的,要与成本效益相吻合”。在国内许多高校教学研究中也贴近市场实践的研究和探索,周皓非常看好深圳的优秀高校金融科技的发展前景,“深圳众多知名科技企业云集,这些高校会越来越多地和这些企业合作,必将做出巨大的成绩,领先全国”。


技术创新是社会能够不断推进

知识前沿、不断发现新规律的必要条件


顺着金融科技的议题,采访讨论了技术创新。国家非常重视技术创新,习近平主席在6月28日的G20峰会上《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演讲中提到 “要抓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的历史机遇,营造有利市场环境,尊重、保护、鼓励创新”。


然而技术创新是艰难而充满不确定性。“你要做煎饼,假若要做100个,大概99都会做好;但是你要做科研,那么你可能试验100次,只有1次能成功。”周皓生动地比喻,“一般的经营活动想做成功成功率是比较大的,创新恰恰相反,要做很多试验,80%、90%都是要失败的,学者的创新研究是成功率非常小的事情”。


一方面,他指出,良好的研究环境是一个国家知识进步、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高校给学者创造宽松、稳定的研究环境,能够鼓励更多学者的前沿创新”,他讲道。


另一方面,他认为学习的方式要改变,从主动吸收、怀疑批判最后再到创新改造。他回忆起在美国杜克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经历,“一二年级的时候优秀的都是中国学生,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做学术论文的时候中国学生就不行了,因为我们不会思辨、怀疑和创新”。为了克服这些弱点,周皓在国外参加学术讲座的时候勇于第一个提问发言,“有的时候发言不当出笑话,或者讲得不对。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半年、你的学术、思考以及随机应变能力都迅速得到提高”。


恰巧的是,第二届中国宏观经济国际年会最佳论文“内生性价格战风险(Endogenous Price War Risks)”也是研究技术创新议题。文章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是不同行业之间价格战的主要系统性影响因素,而技术创新能力可以减缓这种波动的剧烈程度。也许“技术创新”的议题也同样得到了包括本次会议联席主席周皓在内的组委会的高度关注。


“技术创新是任何一个社会能够不断推进知识前沿,不断发现新规律的必要条件”,他表示,“我相信将来中国会越做越好”。


(撰文:许甲坤 编辑: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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