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安评析|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计算时需要考量哪些因素?—以深圳来电诉深圳街电专利侵权案为例

每日分享 活着的法律 2019-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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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 4288 字,预计阅读时间 10 分钟。


前言


根据专利法的规定,专利侵权赔偿额的计算按照权利人损失、侵权人的侵权所得、许可费的倍数的顺序来确定,如果以上三种方式都无法确定,则法官可以酌情在100万以内确定赔偿额。但是,实践中,一来因知识产权属于无形财产,二来因一个产品往往涉及多个专利,导致一个专利的市场价值难以准确确定。那么,该如何计算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计算专利侵权赔偿数额时需要考量哪些因素呢?本文聚焦“2018年中国50大知识产权案件之来电诉街电专利侵权案”,通过分析法院的裁判思路,来回答这个问题。


案情简介


本案涉及专利号为ZL201520103318.2“吸纳式充电装置”和ZL201520847953.1“移动电源租用设备及充电加紧装置”的两件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原告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以侵犯专利权为由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深圳被告街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永旺梦乐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


本案的争议点之一就是侵权赔偿额的计算方式。原告主张依据被告侵权获利来确定赔偿金额,计算赔偿数额应共计3600万。被告则主张未给原告造成实质性损害,不应赔偿。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3000万元。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9年4月25日,二审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了公开二次审理,择期宣判,截止目前判决书还未公布。


裁判思路



在如何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这一争议焦点问题上。


原告认为,应当以被告获利来确定赔偿数额。具体可以依照计算公式确定:侵权人获利=日订单量*日租金收益*索赔期*利润率*本两案侵权产品业务量占据被告公司总业务量的百分比。其中索赔期的确定标准是,因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停止侵权行为,应从本案起诉之日(2018年6月15日)向前推算两年,并延至本案正式开庭之日(共905天)。那么被告的侵权获利=120(日订单量)*2.4元(日租金收益/台)*905天(索赔期)*10%(利润率) *50%(本两案侵权产品业务量占据被告公司总业务量的50%) =13032万元。原告每案主张1800万,两案共3600万。


被告则主张未给原告造成实质性损害,并提交了多组证据以证明目前盈利模式不足以支撑运营成本、提交公证文书以证明充电宝借取和归还中都无法窥见内部构造。还引述其他产业报告内容,以证明经营过程中回本周期长,成本逐渐上涨等因素影响下导致未获取利润。


法院认为,如何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需要考量双方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举证情况。如果双方当事人对于专利侵权导致的权利人损失或者侵权者获益均无直接证据予以证实时,可以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贯彻“比例协调”原则酌情处理。遵循“能精算的则精算,不能精算则估算”的推算思路,结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和商业惯例,以及待证事实的高度可能性,最终综合多方面的因素确保推算结果的公允性。侵权损害赔偿额计算过程和各参数确定过程如下:被告租借共享充电宝业务获益的估算公式为,被告公司获利=日订单量*侵权计算时间*单个订单收益*利润率。


具体参数的确定过程为:

时间估算:被告成立于2015年,至2017年11月公开表示实现盈利,2017年12月开始陆续公布日均订单数,以2017年12月作为起始时间较为可信。至2018年11月23日这段时间仍然存在侵权行为。故以2017年12月至2018年11月23日作为侵权期间。


利润率的计算:原告提交证据显示,共享充电宝利润率可达63%-85%,考虑折旧率低维护成本不大,净利润不低于10%较为可信。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形下,予以采信。


关于日订单量与单个订单收益情况较为复杂,具体来说,原告证据显示被告至2017年12月,日均订单超55万单。2018年1月,拥有68万日订单。2018年3月被告公司日订单峰值突破120万单。2018年8月,最高日订单180万单。可见2017年12月以来,被告订单一直呈现增长,且增长非常迅速。关于平均租借时长为三小时,但曾推出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免费,每小时收费1元,故每个订单收益以2元计算。因此,如果按照区间计算,则得出最大值9066万,如果按照最低55万订单计算可得3960万。但本案推算的证据并非确信无疑,而是相对优势证据,为保持推算结果的公允性,采取谦抑性原则,选择以获利最低值作为计算赔偿金基础。


最后再结合被诉产品的规模、贡献率、侵权性质和主观恶性、两案专利共同结合在同一产品上,经营获益上被记为同一份,两案合并、律师费等合理费用。本两案专利仅涉及充电仓体重要部件,但毕竟不是共享充电宝整体,在结合考虑被告自有的品牌、服务、铺设等对消费者选购的影响,确定技术方案的贡献率为50%。


最终,将赔偿数额确定为3000万元。


隆安点评



本案中,赔偿数额的确定采用的依据侵权人所受利益确定的。具体原因在于:


依据2008年《专利法》规定,即首先按照权利人受到的实际损失来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按照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进行赔偿,如果二者都难以确定,参照该专利许可适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前述三种方式均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法定赔偿。本案中适用的第二种方法,即按照侵权所获利益进行的计算。本案中,专利产品共享充电宝的市场正处于成长期,权利人投放市场的合法产品的销量和售价都没有因为侵权行为存在而有所下降,因此这种情况下实际损失难以具体确定,此时就属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情形,则适用侵权所获利益进行确定。


在具体数额确定上,依据相关司法解释,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在现代企业财务制度中,一般来说销售利润大于营业利润,营业利润大于净利润,采用营业利润计算较为公平,比较符合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益的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证明侵权所获利益的情况,需要综合考虑侵权期间、利润率、技术方案的贡献率、侵权产品的规模、主观恶性等方面的因素,最终进行合理判断。


本案启发



原告可以综合以上参数进行充分举证,以推算被告侵权所获利益。依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权利人向法院提供侵权人非法获利数额的证据。但是这些一般销售记录、财务报表等证据均保存在侵权人手中,很难获得。专利权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搜取此类证据。如果相关证据可能毁损灭失,可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


对于被告而言,被告除了在原告提交以上证据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抗辩外,还可以在应诉中积极举证全部收益中来自于其他原因产生的部分。因为大多数的侵权产品都是对现有产品或者零部件的改进,销售的一般是整个产品,因此需要扣除掉因其他权利所产生的利益则显得更为合理。例如,采用广告宣传、经营策略、优化服务等原因带来的利益增加部分。在侵权产品中存在既有专利权又有商标权的情况下,应当限于因侵犯本案专利权所获得的利益。然而这项计算并非易事,因为知识产权本身无形财产的特征,其市场价值难以准确确定,导致特定专利侵权行为占全部非法获利中的比例难以确定。美国曾经也采用过以非法获利情况确定赔偿数额的方式之一,但是考虑到这种计算上的难题,最终在1946年专利法的修订中取消了这一做法。



条文点睛


《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适用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该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侵权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计算。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一般按照侵权人的营业利润计算,对于完全以侵权为业的侵权人,可以按照销售利润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据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应当限于侵权人因侵犯专利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因其他权利所产生的利益,应当合理扣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决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据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它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它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它证人的证言。


《TRIPS协议》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各成员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问题上至少实行补偿性原则,足以补偿权利持有人由于侵权人侵犯其知识产权所受到的损失。


《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关于证明责任和职权探知,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文 | 权鲜枝 郑晓钧 隆安律师事务所


仇少明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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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少明律师,隆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隆安律师事务所劳动法专业委员会主任。仇律师执业10多年来,以“专业、周到、高效、愉悦”为执业理念,为众多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央企、国企以及众多民营企业提供商业法律服务,执业领域涵盖反不正当竞争(合规、商业秘密刑事保护)、公司法(收购与兼并、股东纠纷、减资纠纷、股权激励等)、劳动人事、民商事诉讼仲裁、外商投资等,处理过大量的案件,深受企业的欢迎和好评。在公司法、合同法、劳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厚的造诣。并于2016年3月出版专著《劳动争议审判大数据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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