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呈|在一百年前的东北,这三位日本人究竟看到了什么

陈思呈 大家 2019-08-31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日本,在对中国图谋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也推进了近代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把侵略正当化的学术。在这么一批日本学者中,鸟居龙藏是其中的先驱,后文提及的江上波夫也是后来者。


鸟居龙藏对满蒙地区的考察与当时日本政府怀柔满蒙地区、分裂中国的侵略政策相关。他在满蒙地区多次实地调查,首行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受东京人类学学会的嘱托,在当时日本军方的协助下进行的。不过,据说作为考古学巨擘,鸟居龙藏本人是反战的,并非是日军侵华的拥护者。


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鸟居龙藏


尽管他在人类学领域有重要声名,但普罗大众不太可能去触碰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满蒙古迹考》。他的《蒙古旅行》则不然,即使对人类学专业没有认知的读者,也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因为这是一本“无引用参考,尽记每日映照入耳之事而已”的日记,叙述过程正因学者的面无表情而更加耐读。


《蒙古旅行》,[日]鸟居龙藏 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1909年1月,鸟居携其妻女从赤峰向北出发,历经三年,沿途写下这本日记。尽管鸟居龙藏是日本学界率先引进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在海外实施田野调查的先驱,携带着当时甚为昂贵并且不易操作的相机,但这一路毕竟是烈风朔朔,飞沙走石。路上搭乘的马车是包铁车轮,没有胶皮轮套,可以想见何等颠簸。更有渡河时浊水暴涨,浮冰横流,各种危困,鸟居龙藏自己说 “如今回首,不禁战栗”。但他这本日记,行文淡然,丝毫没有气氛上的渲染,也未曾被带上情绪讲述。鸟居龙藏的个性,在其叙述风格里可见一斑。


携妻带女的长途野外考察生活,颇值一叙。鸟居龙藏的女儿幸子刚满周岁,就跟着骑马露宿,但在《蒙古旅行》全书里描写幸子情状的只有四五处,也都是一笔带过。而其妻子君子则因此写下了她自己的著述《从土俗学上看蒙古》。


鸟居龙藏和他的妻子君子


鸟居龙藏和他的妻子在中国


更有意思的是,鸟居龙藏的儿女从小在田野调查方式的耳濡目染下,也逐渐进入学术领域。1924年之后鸟居辞去东京大学的教职,成为学术个体户,成立了“鸟居人类学研究所”,成员包括了他的家人,除了妻子,还有19岁的长男龙雄,17岁的长女幸子,14岁的次女绿子,8岁的次男龙次郎。这个情况,也几乎有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了。


日本的鸟居纪念馆


作为日记,难免或者说必须提及同行者和所遇者,鸟居龙藏在这样的细节里,毫不掩饰对当地人的傲慢态度。这一程有衙役随扈,拜访王府,沿途投宿,但衙役稍有怠工或投宿人家招待不周,他则大加呵斥,并把自己的呵斥如实记下。比如:


走进一小村,根据衙役的指引,我们走进一户蒙古人家。主人不在,其妻静坐不招待。我命衙役呵斥,其妻仓促招待。”


我们的车辆虽被牵至该村的台吉家,然其非常讨厌我们。最初,命其准备各种物品,多以没有相敷衍。我们对其大加斥责,其态度多有转变,遂准备各色物品。”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多枚举。而这些当地人和衙役,无一例外地在他的呵斥之后道歉赔礼,态度转变几乎带有滑稽意味。哪怕鸟居龙藏的做法带有压迫性质。比如他为了研究萨满,便把女巫召到他投宿的那家人家里,该户主人对此十分不悦,因为对于蒙古人来说,只有家中有病人或是发生凶事的时候才会找女巫。鸟居龙藏理直气壮地写:“我们遂向主人解释,将女巫召至家中完全是为学术调查。”


鸟居(右边的骑马者)在中国


可以想见,鸟居龙藏并非受人欢迎的一行,他自己似乎对此也不以为然,在某次离开村落时客观写道:


衙役经常严厉地呵斥该户人家的男女主人,我们亦是狠狠责备,想必他们心中是非常抵触的,在我们乘车将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急忙将昨夜我们睡过的帐篷叠起,又向外抛洒食盐。这是蒙古人为清除家中秽物的风俗。”


让人叹服的是,鸟居龙藏对于别人讨厌他并不激愤,反而煞有兴趣地研究起这种用盐驱邪的风俗,并说与日本的阿依努人风俗接近。


在做田野笔记的鸟居


相比于蒙古人鸟居龙藏更加厌恶汉人。他的汉人马夫有一次路上生病腹痛,第二天却能继续出发,鸟居对此评价:“依昨夜情形,思忖马夫多不胜任今日之旅行,然中国人多爱财,依旧跟随我们出发。”他呵斥对他招待不周者,但遇到对他热情忠厚的,却极少流露感激,总是一笔带过,甚至借机强调日本人的清高:“临行,该户主人以银两相赠以全饯别,日本人不好钱财,遂辞谢。”


这些细节和情状,间接地让我们理解知晓当时考察者对待当地人的心态。彼时很多日本学者都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思想,清末时的日本还对一些亲日蒙古王公进行经济资助和军事扶持,很多日本考察者的态度都是亲近蒙古族而反感汉族


而这些叙述风格也跟作者本人的个性相关,比如迟了几年出发的人类学家江上波夫、横尾安夫等一行,也走了与鸟居龙藏相近的考察路线,并写了《蒙古高原行纪》,行文风格和处事细节似乎要远比鸟居龙藏的《蒙古旅行》温柔一些。


《蒙古高原行纪》,[日]江上波夫等 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他们在路线上也有一些重叠,比如在林西路边,江上波夫就发现一些疑似辽金元时代的石块,当地医院的院长告诉他说,去年鸟居龙藏经过此地时,也对这些石块产生了强烈兴趣。这是两个学者隔空的默契。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


沿途测量蒙古人体格,这是他们当时的常规工作,考察各种自然环境对民族群体的影响。江上波夫一行比鸟居龙藏做得更多的就是沿途给当地人看病,并总结出了当地人最普遍的疾病是皮肤病、脚气、梅毒、沙眼、肺结核患者之类的传染性疾病。免费看病也并非完全出于善举,同时也增加了他们对当地人体格的了解,是一个了解当地人的渠道,比如他们由此记录下:健康的人因为听说接受测量可以得到仁丹和糖等物品,所以纷纷来测量;给一位结膜炎患者送了一付墨镜之后,前来要眼镜的眼病患者忽然增加了。


江上波夫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温馨又无关紧要的日常场面,比如孩子抚摸手术后的小羊,比如夜晚打开留声机吸引附近所有的人过来围坐倾听,比如请车夫喝酒和抽烟,相谈甚欢。这些几乎带有抒情性的情景,是鸟居龙藏的日记里所没有的。


江上波夫拍摄的蒙古小孩


当然,江上波夫一行遇到讨厌的人,不会比鸟居龙藏所遇到的更少。比如在贝子庙附近,近百个喇嘛向他们围过来,用乌黑的手摸着他们的衣服和帐篷和行李。对这一切,他们的反应却仅仅是“哑口无言”地困窘着,但这些喇嘛们“并没有顾及我们的困窘,仍任意摸索”。对此,江上波夫觉得与其无奈,不如趁机做些纪录,所以他们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喇嘛的问题:“日本在西藏哪个地方?”“有生长胡子的药吗?”“这个帐篷这么白,不漏雨吗?”这些提问也成了珍贵的素材。


江上波夫绘制的蒙古包


对待汉人的态度,江上波夫举例指出了“蒙古人在经济方面受汉人欺压的情况。”但也在一些细节上,客观描述了汉人的力量感。比如山谷中看到了汉人的大片耕地:


“经过艰难跋涉,我们的马车终于来到汉人的耕地旁,荞麦的白花划出一片片四方形的耕地,用土墙围起的农家小院显得十分僻静。在兴安岭的山坳中, 这样偏僻的地区仍有汉人来这里开垦土地,是完全出乎我们预料的,并对汉人不断扩展生活区域的能力十分钦佩,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农民拿着锄头和铁锹,即可以征服自然,这给我们人类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启迪。”


这样的带有情感的笔触,在鸟居龙藏书中几不曾见,当然这样对比也许不太公平,除去时代原因,记录者的行文习惯也是重要因素。有人更喜欢闲逸温柔的叙述,有人则喜欢干燥低调的表达。但反过来说,行文习惯也恰好能见作者风格。这个世界的真相,往往在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里,尤其对于旁观者来说。而读者,是最为自由的旁观者。


江上波夫和鸟居龙藏都是学者,所以他们的日记,差异终究算不上巨大。直到阅读夏目漱石的日记,才发现学者的游历和作家的旅行是多么迥异,单独看都不算什么,必须对照阅读才大有趣味。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这本日记《满韩游记》里履足之处,虽然跟鸟居龙藏、江上波夫的考察路线不同,但也是东北一带,时间上,则与鸟居龙藏考察内蒙古恰好是同一年。1909年,也是夏目漱石文学上声名大炽的一年,他接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中村是公的邀请,于9月2日离开东京前往大连,随后在大连、旅顺、营口、奉天、抚顺、长春、哈尔滨以及朝鲜全程一个半月,十月份回到日本。


夏目漱石的《满韩游记》,初版于1909年


毕竟是文学大师,夏目这本游记至为生动,就连旅途中自己一次腹痛、一顿火锅,都被渲染得像一篇小说,风景的描述更不用说,哪一个景色被他惦记上了,就肯定把力透纸背地写绝,绝不会像鸟居和江上那样,用说明文的笔触声明是什么植物,是什么地形地貌。夏目这样写:


也许因为山体被锋利地雕刻过,所以,有的地方泛出白色就像积雪一样,周围却是黑黢黢的。汉语里有崔嵬或者攒山元等用来形容这种山峰的词语很丰富,但是,在日本一个也找不到。”


可是,他真不像一个旅行者啊,胃疼和懒惰使他总是更愿意呆在房间里,与他同行的桥本设计了攻略,而他万事不管,两眼一抹黑就跟着走,还不断地提出无知得近乎不靠谱的意见,然后还记录下来,语气里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自得:


我不仅火车的知识不够,对于地理路程也一窍不通。辽阳或者奉天这样的地名的确有印象,可是这些地方在哪里,哪个地方近却完全不了解。因为我漠不关心,桥本也拿我没办法。所以说桥本找到一个非常温驯的旅伴,我雇了一个不错的陪同。”


桥本是一个农学家,想象中应该像江上波夫那样对各种事物都充满学者式好奇,而夏目却只想偷懒:


桥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考察养猪,据说离市区有七八里地。我想自己不能捂着肚子去看猪,于是决定不去了。”


我跟桥本提出我想休息不想去参观梨园,雨已经停了,躺在宾馆里睡觉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我仰望着天空,眉头皱成八字。”


作为一个作家,他对人物的描摹天才使他也不放过遇到的一切人,比如某个让他写留言的老板娘,要求他必须写两份一样的留言,理由是万一将来跟丈夫离婚的时候,夫妻可以人手一册。

夏目漱石发表在《满洲日日新闻》上的游记


读鸟居龙藏和江上波夫的书,是随时翻开一页都能读之忘情,但作者本人并不准备牵动你的情绪,只是他们真实呈现的辽阔世界,让你能够瞬间忘却此身营营。但读夏目漱石的书,则是充满了情绪和思考,时而大笑时而难受,作为人的荷尔蒙,被调动得够够的,就连一条河流在夏目漱石眼里都是有性格的。


依然是时代原因,他对中国人的鄙薄并不留情,写过诸多丑态之后,却也有一些片刻,他的笔端流露出一个作家特有的悲悯和痛苦:


少女注视着这个男人,不留间隙地用细细的嗓子和他对唱,那情景令人着魔,我好像被固定在那里一样动弹不得。盲人就像他那失去光明的眼睛一样表情黯然。他不停地拉着胡琴,拉出的音乐悲伤郁闷而又高亢有力。站在左侧的其中一个女人看了我一眼,那是一种忌讳的斜视。在这阴森昏暗的房间里,一伙可疑的人全神贯注地演奏着奇怪的音乐,我扯了扯向导的袖子立刻离开了这个房间。”


然而,不管是对于鸟居龙藏、江上波夫,还是对于夏目漱石,这些旅行手记,大概都是他们的作品群里不重要的部分。前者是材料的备忘和收集,后者是写作者的习惯和人情的催促。但正是因为其中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对于读者,却似乎读到比“正史”更饶有风趣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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