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杜强、林珊珊:保持善意,但不会刻意去追求人性温度|谷雨计划

刘青松 谷雨故事 2019-09-02

伯尔尼粮仓剧场,杜强摘得“真实故事奖”第三名

摄影 | 瑞士文化基金会


2019年8月31日,瑞士伯尔尼Reportagen记者节,杜强凭借作品《废物俱乐部》(谷雨×故事硬核),在全球九百多篇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第三名。在之后的非虚构写作沙龙上,杜强分享了作品中红姐的故事。他说,红姐先后10次逃离三和又都回归,是“孤独的灵魂寻找另外的一半”。


她与那些在三和寻找身份的的年轻人,吸引了评委们“同情的目光”,在这个“所有参赛作品中最令人惊讶的故事”里,“他们对自己身份的寻找清晰可见”。


没有任何音乐的“真实故事奖”颁奖礼,入围决选的各国年轻记者在台上站成一排,接受观众的掌声。


那么真诚持久的掌声,《废物俱乐部》编辑林珊珊第一次感受到。“现场冒出那种‘共同体’的感受”,杜强觉得“很微妙”。


这个全球范围的奖项,50位评委包括《纽约客》资深记者、报道过卢旺达大屠杀的传奇记者、报刊总编和国际新闻奖得主等,投稿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个语种。39篇报道入围决选,其中有3篇中文报道:除了在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首发的《废物俱乐部》,还有《人物》杂志发布的巴芮作品《逃离美发厅》,以及被列入特别关注名单的刘子超作品《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后者发布于《南方人物周刊》。三位作者与中国区评委吴琦受瑞士文化基金会邀请同赴伯尔尼。


瑞士文化基金会上海办公室项目推广蒋淼兴奋地告诉谷雨,杜强等中国非虚构作者参加的沙龙,“排了长队,由于人数限制,很多人没进去”。


左起:刘子超、吴琦、巴芮、杜强、林珊珊
摄影 | 瑞士文化基金会


吴琦的兴奋感,来自国外同行对中国非虚构作品的欣赏。几位国外评委告诉他,中国作品的整体水准很高,三篇都被列入主要讨论范围。他们虽然不怎么了解中国作者的写作环境,却对《废物俱乐部》中“做iPhone的深圳的角落里会有一群人这样生活”很感兴趣,对杜强“虽然自身在场,却善于让人物讲话”的写作技巧表示肯定。


体现多样性的中国故事,是中国区40篇报道的初评中,吴琦和另两位评委李海鹏、梁鸿的评选标准。


这样的故事在沙龙里获得的长时间热烈掌声,让吴琦感慨,中国人写得一点也不差,大家的眼界、能力都够,重要的是继续去观察我们的社会,去发现那些没有被讲述的故事,继续去写,相信自己写的东西会被更多人看到。“就像三和那些自我抛弃的人,他们和今天欧洲人精致、昂贵的日常生活之间是有一种非常具体联系的,这种联系通过杜强他们的写作被串起来了,其中有一种超越文化的共情。”


杜强、巴芮、刘子超在伯尔尼Reportagen记者节讲座现场
摄影 | 瑞士文化基金会


一位瑞士资深女记者的话,让吴琦产生了共情:好故事的唯一标准就是当你看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发现它始终像影子一样跟着你,因为它捕捉到了人的真实气息,以及这种真实背后的历史和现实的脉络,而且它可能跟每个人相关。


吴琦告诉谷雨,我们的非虚构写作要找到在世界的位置,就得像影子一样追着这个世界走,把现代化进程当中那些被遮蔽的复杂地带挖掘出来。在一些国内非虚构写作者出于各种原因转行的业界低谷期,伯尔尼的掌声,“是对大家的鼓舞”。



撰文 | 刘青松

出品丨谷雨工作室


“人生不管往好往坏,都很偶然”


谷雨:你在《特稿写作,离地三尺》里说,在三和卧底那一个多月,你一度经常脱掉衣服在大街上走,会突然感觉到很自由。是什么触发你这么做?

 

杜强:当时深圳特别热,而且很湿,到那里之后,你就想要脱掉衣服,因为别人其实是非常瞧不起这一群人的,当你跟这群人混在一起,脱掉衣服的时候感觉很爽。我就说这其实是一种反抗——你们不是觉得这些人很邋遢很落魄吗,OK,我干脆更极端一点。

 

谷雨: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来那种城里人、体面人的角色,给你的内心带来了某种束缚?

 

杜强: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在城市生活久了,你觉得你摆脱了过去的一些习惯痕迹,不受身份的束缚了,敢于告诉别人自己农村生活的经历,这是我在文中说的“自由人”的意思。再回到农村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轻松。大部分人认为自己体面的生活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不是,人生不管往好往坏,都很偶然。

 

谷雨:就像你在稿子里设置的打工丢了三根手指的儿时伙伴王朗这个角色,有一种交换人生的感觉。

 

杜强:对,去跟三和那个群体接触的时候,王朗这个人自然就从脑子里冒出来,变成一个像驱动力的东西,所以我说,我意识到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曾与我仅有一步之遥。


图 |《废物俱乐部》


谷雨:这组稿子有一个关键词:自由。包括边缘人追求的自由,作者本人想抵达的自由,稿子没有明说的一种自由。而稿子揭示了自由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处理方式,是不是在编辑过程中有意提炼、凸显的?

 

林珊珊:三和的这一代年轻人,不愿意像父辈一样生活,他们选择一种放任的方式,重新构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里面有另外一套规则。但你能说他们是自由的吗?他们的这种生活可能是非常痛苦,非常虚无的。而很多被生活流水线压榨的人,在高压中不得不忙碌的人,可能也想摆脱体制化的轨道。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托底,其实还是从一种不自由到另外一种不自由。

 

稿子关注的是一个外部性的社会问题,也想要建立一种读者和写作对象的内在联系,虽然他们的生活可能差异很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读故事的需求,有些人可能关注外部议题,有些人可能想要看奇观,有些人可能想要从他人的生活当中获得一些启示。我们想要尽量把故事背后更丰富的层次展现出来。

 

谷雨:也就是说,故事呈现出一种多义性。

 

杜强:我对于好特稿的判断,一直就是要丰富、复杂和多义。世界是复杂的,当你想要梳理出一个相对简单逻辑的时候,你一定会犯错。所以总体上说,你往复杂了写,虽然对你的写作挑战更大,但一定是对的。

 

这组稿子有几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是新的游民阶层带来的社会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人的自由。比如一些富二代都想要到三和去过那种自由自在的流浪汉生活,其实就牵涉到你提到的所谓现代性问题,包括人们生存中所受到的精神上的挤压。我后来看到过一个评论,他说“三和大神”在深圳是工资日结,他在北京做白领,是月结。这个评论挺深刻的。在这种现代性主题方面,不管人们各自的生活有多大差异,处境其实是有共通的地方,包括不自由的那些方面也是共通的。


“三和大神们” 图 |《废物俱乐部》


“这也不是什么技巧,就是很自然的表达。


谷雨:这个选题的操作方向,最初讨论时是怎么定的?

 

林珊珊:这个选题跟产业结构的转型有关,不需要什么技能的制造业越来越少,有一部分工人被分流出来了。而这一波年轻的打工者,他们成长的环境,接受到的文化,跟上一辈的产业工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不像他们一样容易接受那样的生活。他们在全球化的哺育之下遭遇到了一个新世界,然后躲避到让人沉迷的无处不在的游戏里头,最后沉淀成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很新的主题,我当时跟杜强商量,最好是做成一个深度体验的稿子。一开始想的更极端一点:作者能不能真的成为一个身无分文的“三和大神”,切断他所有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关系,在那个地方想办法生活下去?这就设置成一个实验了。但是这个方案很难实施。最后定下来,做一种有退路的体验。

 

杜强:完全像他们一样去生活,真的好难做到。但是体验是必须的。你知道这个人群很独特,你能够在里面挖掘到一些很好的故事,但是能做到什么程度,能找到什么样的人物故事,你不知道。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话,会接触到更广的人群,更了解他们,而且整个过程是很自然的,从写作来讲也会有一些便利。

 

谷雨:在选题操作过程中,你给作者提供了哪些建议?

 

林珊珊:我们每天都会联系,隔几天就会讨论一下,大致是说面对这个人要不要亮明身份这些比较细的问题。我可能还起到了一个好作用——你知道我另外一个身份是他家人嘛,因为这个体验是蛮辛苦的,虽然我内心深处是希望他早点回家的,但我一直跟他说不要轻易回来,要坚持下去。有一次我去了深圳,请他吃自助餐,给他打气。看到丰富的食物,他一直念叨,他背叛了他们。从深圳回来后一段时间,他看待事物总是带着“三和大神”视角,比如说遇到一件什么事,他就会说“三和大神”会是什么反应。


图 |《废物俱乐部》


谷雨:一方面是家人的角色,一方面是编辑的角色,内心多少有点矛盾吧?

 

林珊珊:我在这个过程中,可能90%的时间都是编辑的角色。我分得清。

 

谷雨:深度体验的方式,给操作带来不确定性甚至风险,你们当初有没有建立万一不成功的另一套预案?

 

林珊珊:这种方式其实不太容易绝对失败,因为不像那种打入犯罪组织之类。风险是进度可能会很慢,故事线不太容易确定,他会有焦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我们当时确定了三种方式:一种是纯体验式的,完全不告诉对方自己的身份;一种是一开始就亮明身份的;还有一种是半体验的,体验到一定程度,就亮明身份。三条线同时铺开。如果从头到尾不向任何人亮明身份,就会有更多不确定性。

 

谷雨:亮明身份会不会带来一个问题:当他们了解到你的身份,就会有一种警惕,讲述的真实性、广度和深度就会打折扣?

 

杜强:没有完美的方式。如果你不告诉他们你的身份,那他们可能根本不会跟你讲。至于讲述上的偏差,有一些技术方式去处理,比如通过其他对象去求证,保证稿子里的绝大部分事实都是OK的。

 

谷雨:让这些人讲他们不那么光彩的事,对技巧的要求很高,你是怎么让他们向你敞开心扉的?

 

杜强:还是以一种相对真诚的方式去跟人家交流。比如说宋涛,他是四川一个小镇上的青年,我是陕西一个小镇上的青年;他是1988年出生的,我也是1988年出生的;他在高二那年退学了,高二那年我也想退学。这种人生某些节点的契合,让我们聊的时候很感慨,就跟对方分享了,他的心也就打开了。这也不是什么技巧,就是很自然的表达。


在公园睡觉的“三和大神” 图 |《废物俱乐部》


谷雨:其中有没有经历一些特别艰难的时刻,比如说做出比稿子里写到的你跟小曾去偷东西更出格的事情?

 

杜强:没有,因为你不可能过多地做什么事儿去让故事改变方向。偷东西那件事儿发生得很突然,当时小曾也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咔咔”就把西红柿吃了,然后又看着我把西红柿递给我,我只能把它吃掉了,这相当于偷东西。

 

其实我写的时候,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细节写出来。你明知道这样不对,然后你又写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感觉?很怪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写,因为这个细节在表达上是有用的,因为要跟读者讲一个人成为小偷,在某种情况下其实非常容易,尤其对特定群体来讲。

 

谷雨:这次经历,对你来说有什么值得总结的东西?

 

杜强:打破预设。我见过很多城市背景的人去体验这种底层生活,有一种比西方记者还要可怕的思维定势和有色眼镜,就很难跳脱出来。



“我不会刻意去追求人性温度”


谷雨:红姐这个人物让人想起日本影片《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那个一次次用力去爱,但是最终孤独的女主角。稿子里的人性温度,对特稿写作来说是不是必要的?

 

杜强:我不会刻意去追求人性温度。对人的理解、共情这些东西,还是非常依赖于你找到什么样的人,写了什么样的故事,如果有,我就会贴着主题去表达。只要保持善意,即使采访到的都是一些冰冷的东西,对于我们认知这个世界也是有用的。


 图 |《废物俱乐部》


谷雨:稿子里能看出你对这个群体的一些个人感情。

 

杜强:是,对这个群体的感情,我老跟别人说相当于“阶级感情”,虽然我从政治倾向上来讲不是这样的。具体来说是因为我小时候的朋友、同学,很多都去广东、上海打工,所以对他们很亲近,很想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谷雨:你曾讲到特稿写作中,抛弃上帝视角和上帝意识,以作者的有限性去真诚表达。在这组稿子中,作者深度体验所带来的个人化表达的分寸,你是怎么把握的?

 

杜强:其实我个人跟这群人有点关系的东西很多,但我用得很节制,要么就是能阐明我做稿子的情感动机的,要么就是可以调节叙述节奏的。比如说我写了一段跟小曾骑自行车,然后我回想到我高三备考的时候觉得未来很渺茫什么的,其实跟他们的事不太相关,但是这段内容有一种文本上的功能。

 

谷雨:这组稿子的编辑过程中,你主要在哪些方面作了处理?

 

林珊珊:这里面可能反映了某种社会溃败,也关系到人的意志、自我拯救问题,另外就是更广泛的人的联系:很多人其实对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是不满的,想要逃离,想要放任自己。


比较遗憾的一点是,如果稿子里多呈现一些他们日常生活方面的东西,可能会更好地平衡一下那种“废物”式的灰色。





文章已于修改
    已同步到看一看

    发送中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