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妖之间:慈禧太后的三副面孔

雨枫书馆 2019-09-03


慈禧太后(1835—1908年),又称西太后,小名兰儿,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后抬升为镶黄旗)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惠征的女儿。她身历晚清道、咸、同、光、宣五朝。道光朝待字闺中,蓄势待发;咸丰朝偶尔代帝批答奏章,小试锋芒;同、光两朝操控两个儿皇帝,把持朝政;临终前日尚且钦定宣统皇帝继位,为大清朝皇位继承问题做了最后的了断。慈禧太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她生前死后,众说纷纭,誉毁不一。有人为她涂脂抹粉,唱赞歌,甚至顶礼膜拜;也有人痛恨她,诅咒她,极力丑化她的人格与灵魂。是圣母皇太后,还是野心家、阴谋家?在她身上,圣洁与恶毒并现,天使与魔鬼共舞。她虽然未有武则天称帝之名,而实际上君临天下近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无冕女皇。慈禧太后在晚清历史上的地位如何?实在很难用一句话来定位。不过可以说,要谈晚清历史,从根本上就绕不开慈禧太后。


一、神化的慈禧太后


咸丰元年(1851年),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年份,但却是大清王朝从天朝盛世余威直接走向衰败覆亡的关键点。就在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而那位此后实际统治大清朝将近半个世纪的叶赫那拉氏也开始走上选秀女之路而发迹。岂是红颜祸水自此始耶?


(一)从秀女走向权力之巅


咸丰皇帝真可谓生不逢时。其在位十一年(1850—1861年),全在内忧外患之中,无一日稍得安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同时,英、法等列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直捣京城,迫使咸丰皇帝仓皇北狩,客死热河行宫。


尽管咸丰皇帝生于忧患,但他却在国事焦头烂额之余,居然能忙里偷闲,耽于安逸,甚至风流成性,藏春渔色,未曾稍怠。咸丰皇帝御极之初,正值南中国地区烽烟四起之时,选秀女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而有条不紊地展开。选秀女是清朝皇帝在全国范围内从适龄(14—16岁)旗人女子中挑选后宫佳丽的选美工程,按例三年一选。时逢选年,咸丰皇帝江山美人两不弃,一箭双雕,苦心经营。经过复杂的挑选程序,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惠征之女那拉氏兰儿艳压群芳,脱颖而出,于咸丰二年(1852年)奉旨进宫,是为兰贵人。


那拉氏不仅美貌绝伦,而且聪慧过人,很快便获得咸丰皇帝的宠爱。据说在选秀女时,咸丰皇帝初见那拉氏,便眼前一亮,觉其秀丽妍媚之中,含有威武尊严之态,以为若使此女正位后宫,当能驾驭六宫,弼成内政,禁不住为之心动不已。那拉氏进宫后,咸丰皇帝迷恋绝色,宠爱有加,如白居易《长恨歌》所咏:“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1]风流旖旎,恋色昏迷,犹如唐明皇痴迷杨贵妃。


咸丰四年(1854年),那拉氏由兰贵人晋升为懿嫔。六年,那拉氏生下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咸丰皇帝以天恩祖佑,喜不自禁,爰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之咏。[2]那拉氏亦母因子贵,遂晋封为懿妃。越明年,又晋封懿贵妃,成为后宫里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的第二号人物。因钮祜禄氏生性柔和,拙于心计,居心机巧而又倍受咸丰皇帝宠爱的那拉氏的实际地位并不在皇后之下。


咸丰十一年(1861年),年仅31岁的咸丰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逝。临终前,咸丰皇帝遗命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钦定为皇位继承人选。因皇太子载淳年甫6岁,又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八人为顾命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与此同时,又赐给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赐给皇太子载淳“同道堂”印。皇太子即皇位后,凡发布谕旨,开头钤“御赏”印,结尾钤“同道堂”印。因皇太子载淳年幼,其“同道堂”印由其生母懿贵妃那拉氏掌管代钤。[3]这种安排,显然有防止载垣等顾命八大臣专权的意图,而那拉氏也取得了与皇后参与朝政的同等的权力。


咸丰皇帝死后,皇太子载淳继位,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那拉氏相继晋封为皇太后,常被并称为两宫皇太后。凡发布懿旨均用两宫皇太后之名,其实关键是慈禧太后。咸丰皇帝尸骨未寒,两宫皇太后便与恭亲王奕联手,密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地解除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赞襄政务大臣的职权,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惩治,全面清除了肃顺集团的势力。随后,两宫皇太后开始实行垂帘听政,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在同治、光绪两朝(1861—1908年),虽然同治皇帝与光绪皇帝在成年以后均有过短暂的亲政,但慈禧太后曾经三次垂帘听政,非常娴熟地运用这种制度设计而操控朝政。表面上看来,慈禧太后是坐在后台,而实际上她是站在了清王朝统治的前台,因为她虽名义上退居二线,但各种政治权力运作仍然逃不过她的实际掌控。可以说,从第一次垂帘听政开始,慈禧太后便掌握了大清王朝的统治权,而登上了政治权力之巅峰,此后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成为一代名副其实的无冕女皇。


(二)加封徽号——皇家造神运动


在一个没有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时代,明星与权威的形象如何塑造,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慈禧太后的声名自然随着她的实际统治权力的增长而日益显赫,但亦与她所操控的清廷自己的造神运动密切相关。就像伟大领袖个人权威的树立,需要不断的政治宣传一样,清廷曾经八次给慈禧太后加封徽号,最后盖棺论定,追封了一个长达二十五字的谥号: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据说这是有史以来皇后身后哀荣之最。


清代沿用历代加封尊号、徽号、谥号的旧制,在新皇帝登基时,要尊称嫡母(先帝正宫皇后)和生母(先帝妃嫔)为母后皇太后和圣母皇太后,即尊号。此后,每逢朝廷大庆之日,还要在皇太后尊号上再加一些溢美之词,称徽号。皇太后死后,又从其生前的徽号选取若干关键字,再加上几个字,便成其谥号。如果说尊号是名分,谥号是哀荣,那么,徽号的累加,则是其生前荣光不断的显耀。


加封徽号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隆重的仪式。一般先要由亲王或大臣奏请,太后同意,皇帝批准;预定日期,敕所司备仪物,制册宝,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由皇帝亲向太后进献奏书、册宝,由大臣宣读奏书、册文,皇帝率文武大臣向太后行三跪九拜礼;礼成后,皇帝要诏告天下,赏赐天下臣民,并实行大赦。此举在使天下臣民感受浩荡皇恩的同时,既向世人表明了皇帝的仁孝之心,又炫耀了皇太后的无上荣光。可见,加封徽号实际上可谓一场皇家造神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慈禧太后正是在不断地累加徽号的过程中日益走向神坛的。


《清实录》记载了慈禧太后八次加徽号的经历,现略述如下:


第一次: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大学士桂良等奏请崇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五日行礼,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慈禧有“慈和普被,禧福永膺”之义。


第二次: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恭亲王奕等奏请同治皇帝大婚礼成之后应举行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典礼。十月初八日行礼,慈安加端裕,慈禧加端佑。

第三次: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礼亲王世铎等奏请同治皇帝明年二月亲政宜加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初九日行礼,慈安端裕加康庆,慈禧端佑加康颐。


第四、五次: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皇帝以遇有天花之喜,两宫皇太后调护无微不至,并代为披览裁定内外各衙门章奏,请上徽号。十二月初五日,同治皇帝驾崩,未及举行,两宫皇太后谕令停止。光绪皇帝即位,以先帝孝思肫挚,恳请允行。又以新即帝位,宜恪遵成宪,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初三日,两次崇上徽号典礼同时举行,慈安端裕康庆加昭和庄敬,慈禧端佑康颐加昭豫庄诚。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病逝。


第六、七次: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礼部尚书奎润等奏请明年光绪皇帝大婚礼成之后加上皇太后徽号。七月,礼亲王世铎等又奏请明年光绪皇帝亲政后加上皇太后徽号。八月,礼部、内务府奏两次崇上徽号,均请于归政后敬办。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十六日、三月十五日分别行礼,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加寿恭钦献。


第八次:光绪十九年(1893年)正月,礼亲王世铎等会同礼部奏陈明年恭逢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请加徽号。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十四、十五日行礼,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加崇熙。


在加封徽号仪式中,以皇帝名义所上的奏书、册文均极尽铺张夸饰之能事,整篇为溢美谀词。下面以慈禧太后第八次加封徽号为例,据《清实录》记载,奏书称颂慈禧太后有云:



钦惟圣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安贞应地,仁厚同天。极恩勤覆育之深慈,致亲睦平章之盛治。六经三史悉禀心传,一日万几亲承指授。归政训政,成功固前古所未闻;安民养民,大泽实敷天所同被。



册文则曰:


钦惟圣母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陛下,德懋徽柔,性弥纯嘏。垂帘听政,勤宵旰者三十年;筹策安边,播声威于六万里。极文治武功之盛,手致太平;举敬天法祖之谟,躬亲训迪。兹际阏逢敦牂之岁,允符绾绰眉寿之期。恭聆懿旨之重申,深念民生之至计。内帑颁而普加振贷,贡珍却而力戒浮华。凡此巍焕之成功,实为古今所罕觏。翠辇经行之地,夹道欢呼;彩衣抃舞之辰,捧觞喜起。[4]


此所谓“固前古所未闻”“实为古今所罕觏”,简直把慈禧太后吹捧成了至高无上的天神。联想其时正值甲午战争方酣,三天之后的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遭受重创,战局直转而下,战火逐渐燃烧到中国领土,清朝败局遂定。这血与火的残酷现实,确是大煞风景!


慈禧太后的徽号经过八次累加,已达十六字: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如此包装,不知慈禧太后当时如何消受?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对于加封徽号虽然经常是半推半就,但并非来者不拒,而也曾坚决地说过“不”。光绪十二年(1886年)八月,礼亲王世铎等奏恭请加封徽号,以光巨典;十一月,睿亲王魁斌等奏再行恭请加封徽号,以光孝治。甚至光绪皇帝亦再三吁恳跪求,慈禧太后谕以现在时事多艰,正君臣交儆之时,不必以崇上隆仪,徒事虚文,均著毋庸举行。


甲午战争以后,慈禧太后有生之年再也没有接受新的徽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礼亲王世铎等又奏请加封徽号,仍以时事艰难、民生困苦为由拒之。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光绪皇帝以慈禧太后七旬万寿,吁恳崇上徽号,又以方今大局艰危,民生困敝,谕令所请仍不准行。


慈禧太后也够晦气的。四十大寿遇到日本侵台,五十大寿又遇中法战争,均不敢高调庆贺。六十大寿时逢甲午战争,曾经大肆庆祝而颇遭非议。不料,到其七十大寿时,又逢日俄战争,于是不得不低调处理。她发布懿旨宣称:“值此时事多艰,日俄两国兵事未定,我东三省境内人民方在流离颠沛之中,广西叛匪狓猖,生灵屡遭荼毒,其余完善各省亦复疲于捐派,民力难堪,满目疮痍。深宫无日不为引疚,岂尚忍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逸豫。此次皇帝所请仍不准行。本年万寿,所有臣工筵燕,著即停止;各省将军督抚以下等官,均毋庸奏请来京祝嘏;京外文武诸臣,并一概不准进献。”[5]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去世。以宣统皇帝名义发布恭上尊谥的谕旨,称颂慈禧太后近五十年来的统治是:“仁恩汪,功德崇隆,实为天下臣民所共知,古今史册所未有。”又称是:“德涵万有,泽被群生。秉坤元而协乾元,以母范而兼帝范。垂帘训政,勤劳历四十七年;重译来宾,声誉播五洲万国。”徽号十六字全留,定谥号曰:“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6]其中“显”字为咸丰皇帝谥,“显皇后”表明其为咸丰皇帝皇后的名分。


按清制,皇后的谥号一般总共为十九字,在死后第一次追谥用十五字,并在新帝登基时再加字,一直到总数为十九字便不再追谥。不过,也有个别例外,慈禧太后堪称例外之最。其长达二十五字的谥号,大大超过了清朝历代皇后谥号十九字的定制,也超越了开国皇后——孝庄文皇后及咸丰皇帝两位正宫皇后——孝德显皇后、孝贞显皇后。孝贞显皇后就是慈安太后,她的谥号只有十五字: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其尊荣根本不可与慈禧太后同日而语。



(三)献媚与追捧


慈禧太后享受清廷的尊荣不足为怪。时人与后人如何献媚与追捧,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戊戌政变后,清廷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徐致靖被监禁于刑部大狱;陈宝箴遭革职永不叙用;张荫桓谪戍新疆。这些与维新派有所关联的各级政府官员大都难以幸免于厄运,惟端方虽然也曾以新派著称,并一度出面主持农工商局新政,但却安然无恙。据说这既是由于荣禄与李莲英的庇护,更是端方自己见风转舵,及时进呈《劝善歌》以歌颂慈禧太后圣德而取媚的结果。端方《劝善歌》有云:



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

官加俸禄兵加饷,豁免钱粮千万金。

当时天下未平静,发捻搅乱偏行省,

太后知人善任人,救民水火全性命。

从此天下庆太平,鸡鸣犬吠都不惊,

试问此事谁恩德,重生父母还不能。

光绪初年遭荒旱,御膳房内曾减膳,

省出银钱去放赈,救活饥民数百万。

近年驻跸颐和园,借此颐养稍息肩,

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

当今皇帝真圣孝,视膳问安尽子道,

躬率臣民同祝嘏,屡为圣母上徽号。

我朝恩德同天地,顽石也应知感激,

如何逆党惑人心,乱臣贼子人切齿。[7]



这是《劝善歌》的片段。端方不仅肉麻地歌颂了“圣人”慈禧太后作为天下百姓“重生父母”同于天地的恩德,而且极力宣扬光绪皇帝对慈禧太后的孝心以美化其“母子”关系,同时痛斥维新党人为“逆党”,为“乱臣贼子”。据时人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端方)进劝善歌,太后大悦,命天下张贴,京中呼之为‘升官保命歌’。”[8]的确,端方在戊戌政变后不但丝毫未受牵连,而且还平步青云,由道员擢升按察使,历经布政使、巡抚,官至两江总督,成为清末著名的封疆大吏。


庚子事变时,当列强要求“惩凶”的时候,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努力为慈禧太后辩护。他们致电驻上海英国总领事,请他转电英国政府,极力为慈禧太后开脱罪责,并美化她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及其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谅解与尊敬。电文有谓:



惟究近年乱萌之起,皆由康党布散谣言,离间我两宫,诬谤皇太后,沪上华洋各报为之传播,人心惶惑,致生种种事变,不利于中国,兼不利于各国。甚至近日或疑朝廷袒匪,不知我皇太后训政三十余年,素多善政,不辩自明。朝廷种种为难情形,各国未能深悉耳。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不特臣民尊敬皇太后,亦如英人之尊其后;皇上又加有母子之恩,尤极尊敬皇太后,我皇太后之心不安,则我皇上之心亦无以自安。现在东南各省,极力弹压,尊旨保护洋人。然假使各国不尊我皇太后、皇上,薄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须知康党谣谤,全非中国之实事,尤非中国臣民之公言。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凡有语涉谤毁我皇太后者,立饬查办;并请于洋文报纸一律示禁。盖我中国尊敬两宫,并无异视;亦望各国于我两宫,均必尊必敬。则中国人心,不至为所激动;各国见闻,不至为所荧惑。祸乱之端,或可稍戢。[9]



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向首相索尔兹伯理汇报了刘坤一与张之洞效忠慈禧太后的信息:“两江和湖广总督已经声明他们自己忠于慈禧太后,并且明白说明:除非各国政府保证她本人将受到尊重,他们将不能执行同各国政府达成的中立协议。”[10]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嘱托精通英文的幕僚辜鸿铭将此电文翻译成英文公开发表。结果,辜鸿铭以此为基础用其娴熟优雅的英文写了一篇长文,题名《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书》,向世界宣称:


作为国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国治体中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得到绝对的认可和毫无疑义的。


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影响,乃是中华帝国稳定与统一的唯一保证。


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现在热爱和崇敬其国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王朝命运为之系赖的皇太后的意志指定的后嗣和继承人皇帝陛下。


促使中国人民无论南北都想与洋人开战的实实在在的情绪性冲动,乃是他们确信列强要冒犯或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及其自由行动一事。……在中国,从南到北,自东徂西,一个声音高喊着:‘Moriamur Pro Rege,Regina!’〔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11]



该文首先发表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日本邮报》(1900年7月),随后作为英文版《尊王篇》(《总督衙门论文集:一个中国人为中国的良治秩序和真正的文明所作的辩护》,1901年11月版)的第一篇。无疑,这是向西方世界宣扬慈禧太后形象的绝妙文字。


清末以来,也有一些西方来华人士极力美化慈禧太后。如那位曾多次受到慈禧太后接见的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夫人对她这样评价:“47年来,这个精明强干的女人一直位于大清帝国权力的顶端,受到众多男性强有力的支持。在这块女性没有多少社会地位的土地上,她的成就让她的能力和才干更加耀眼。……通过这个女强人的一生,全世界可以窥见中国女性难得一见的特质,并可以发现让西方女性受益的优秀品质。愿全世界将她的名字载入历史的缔造者之列。”[12]


尽管如此,但是,对于慈禧太后这位东方文明古国女统治者的形象,许多西方人仍有神秘莫测之感。还有三本英文著作以作者的亲历见闻为素材,极力宣扬了慈禧太后的高大形象,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


一是满人德龄的《清宫二年记》。德龄是清末驻法公使裕庚的女儿,受过良好的西方新式教育,回国后曾任慈禧太后的一等侍从女官,在宫中随侍两年之久。德龄出宫后嫁给一个美国人,并在美国定居。她是应亲友的要求,写下了这个回忆录,详细地记载了她在宫中那段不平凡的生活。在这本书里,德龄非常具体地描写了慈禧太后在宫中的内政外交活动与日常生活情景,细致地刻画了慈禧太后的习惯兴趣与个性气质,同时,也写下了自己在宫中生活的深刻体验与感受。在她的笔下,慈禧太后既是一个精力充沛、日理万机的国家统治者,也是一个令人敬爱的慈母般的长辈,因此,她从内心非常崇敬慈禧太后,并对宫中生活始终留恋不舍。德龄的这种感受多次流露笔端。在她刚进宫不久陪太后游湖时,她写道:“我向太后保证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快乐。说真话,我实在喜欢这幽美的湖景,温和的气候,鲜丽的阳光和太后的慈母般的爱,我对太后的敬爱是每分钟在增加。”在宫中生活一年后,“太后问我在宫中一年来是否快乐,还想念巴黎吗?我诚实地告诉她在法国固然快活,但终不及宫中,宫中的生活很有趣。……只要太后愿意,我总希望在宫中伺候她。”在短暂离宫到上海探视父亲病情时,“不久,我怀念宫中的生活来,虽然上海有许多朋友时常邀我参加宴会跳舞,我总不觉得快乐,每一件事都好像跟我在北京一向所接触到的两样,我只想早一些回到太后那边去。我们走了二星期后,太后就特地差一个人到上海来看我们,带来许多礼品和给父亲的药,我们都觉得很高兴,他告诉我太后很想念我们,希望能够早些回去”。随后德龄回到宫中,“遇见了太后,我们都欢喜得流下泪来,我告诉太后,父亲的病已有起色,我也很希望能永远在宫中服侍她”。[13]德龄以自己亲身的感受说明,她所认识的慈禧太后,与一般人想象中的“一个凶恶的老太婆”的形象具有强烈反差,简直有天壤之别。


二是美国画家卡尔女士的《慈禧写照记》。卡尔女士经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夫人的介绍,应邀进宫给慈禧太后画像,拟送美国圣路易博览会参展,前后在宫中生活约九个月。她回美后,见欧美各种报纸肆意编排其在华经历,借以诋毁慈禧太后。“有人谓太后乃为一阴险之女子,待我极苛刻。写照之时,强予写一较美较少之像,且落笔之后,又不准予有所改正。”“有人云中国慈禧皇太后性极暴戾,有虎豹之威,今经卡尔女士证实,殊非过言。”如此种种,卡尔女士不胜其烦,便著书以辩。她写初见慈禧太后时的印象:“予相皇太后面貌,乃一极美丽极和善之妇人。度其年事,不过四十而止。其神情之佳,一见即能使人喜悦。与世界相传其为一残暴不可以理喻之老妇人之评语,何不相类如此。几疑其非是,然在予前者,固明明中国之慈禧太后,而非别一妇人,从可知人传之非其真也。”卡尔女士自称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在宫中特别留意慈禧太后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尤其刻意揣摩慈禧太后的特异品性。有谓:“太后为人,深沉多智虑,且极机警,有应变之才。兴味盎然,能令人油然生其愉快之心。而其威严之容,又足使人震摄至不可方物。玩其品性,殆具一种不可思议之魔力者。故能使大小百官,咸俯伏于其宝座之下,罔敢有所违背,诚非常人矣。”因此,她认为慈禧太后“为有清一代之大人物,亦为世界上不可多得之女君主”,而对之崇拜至极。[14]


三是英国记者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纪》。两位作者在中国生活多年,结交达官贵人,熟悉一些宫廷内幕。《慈禧外纪》于宣统二年(1910年)在伦敦出版,很快重印、再版,并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发行,在西方世界风行一时。作者不满于其时维新党、革命派以排满之见,视慈禧太后为“野蛮之怪物”,而著此书以明太后之真相。他们认为:“观于现今世界之公论及中国人之心理,慈禧必为中国历史上一极有名之君主,其聪睿之识、沉毅之才,远出寻常男子之上。”认为,中国人民爱戴慈禧太后,就像英国臣民爱戴维多利亚女王一样。“此非常之太后,实与其他英君明辟同于世界史上占一重要之位置也。其一生常获胜利及其能得臣下之爱戴,不能以寻常分析比较之法讲明之,寻思其所以然,盖其独得于天者,若有一种奇妙不可思议之禀赋,使人一见而自然倾倒如具有魔力焉。此等禀赋,独立于道德文明之外,而具非常之势力,使大多数人群俯伏于此势力之下,无能抵抗。太后既有此天授之姿,而又参以温良活泼诸美德,遂得群下之爱敬。即持道德之正论者,亦输服于不自觉焉。此非常奇异之势力,其中于人,如磁气之吸引者,乃自古英雄执握大权驾御一世之秘密也。太后以此而操无上之大权,宰御地球上三分之一人种至半世纪之久,其治绩则美恶参半、功罪不掩,亦以此而得中国最勇毅特出之才而用之。虽既没之后,人民皆深念之而不忘,至今太后之名已成历史上超越之人物,群思其智慧迥出于寻常矣。”[15]


无论是德龄、卡尔,还是濮兰德、白克好司,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神化了慈禧太后。这种神化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一个美国传教士关于中国宫廷生活的著作可为例证。他是这样评价慈禧太后:“即使不说在世界历史上慈禧太后绝无仅有,至少在中国历史上她是独一无二的。她不仅在近半个世纪里把握着国家的航船,而且把握得很好。……即使将她说成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也不过分。”[16]


同样,在中国,慈禧太后是与西汉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后先比肩的无冕女皇。民国年间有本《西太后全传》(又名《西太后全史》)开卷即云:“千古以来,以女子而执一国之政柄者,在西汉则有吕后,在唐则有武则天,在满清则有慈禧后,可谓鼎足而三。”[17]慈禧太后的时代早已落水流花而去,但在现代中国还有一个小插曲。据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江青对慈禧太后崇拜得五体投地,曾经吹捧慈禧“很有作为”,甚至跑到颐和园,把慈禧戴过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到光绪坐过的椅子上坐一坐。江青还毫不掩饰地叫嚷:“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18]她极想效法慈禧,做着她的女皇梦。


二、妖魔化的慈禧太后


在晚清历史舞台上,慈禧太后确曾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以儿皇帝为傀儡,玩弄天下于股掌之中,因而成为一代无冕女皇。这女皇前面加个“无冕”,其实隐含了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慈禧太后的专制君主式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实无异于僭主政治。这样,便使人很自然而然地想象这个女人真的不一般。在一个男人纵横捭阖的政治权力世界中,她一个小女子如何有这般能耐?如果说一些野史笔记或民间逸闻传说尚只记载了各种流言蜚语与花边八卦,而那特殊年代的影射史学与政治思想批判,则塑造的是一个荒淫无耻的专制君主的政治恶魔形象。于是,便有了一个妖魔化的慈禧太后。



(一)家庭出身卑贱


要作践一个人,先贬抑其家庭出身,甚至清算其祖宗三代的旧账,从根子上涂抹几笔漆黑的底色,以达到贬损其形象的目的。这是国人常用的逻辑思维。以阶级成分将人类划分三六九等的血统论、出身论,曾经是那个特殊历史时代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有切肤之感。其妙用何在?就是一旦被判定出身不好,血统不纯,根不正苗不红,就是专政的对象,革命群众打倒之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反之,则可以肆无忌惮,多少卑鄙的勾当均以高贵的名义行之。套用北岛的朦胧诗句式可谓:卑贱是卑贱者的墓志铭,高贵是高贵者的通行证。


给慈禧太后这个在大清朝高贵得不能再高贵的主儿,配上一番贫寒卑贱的身世传说,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增添野史笔记的卖点而已,更有以贬损其形象而表达某种愤懑情绪的意味。


有一个传说,慈禧入宫当政是为了倾覆满洲,以报叶赫先祖世仇。叶赫是古代海西女真的部落,后被满洲先祖努尔哈赤的建州部女真所灭。据说叶赫部被灭时,其首领布扬古临死前愤然发誓:“吾子孙虽存一女子,亦必覆满洲!”而努尔哈赤也相应地定下规矩:此后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满洲宫闱。因此,便有所谓清朝祖制“宫闱不选叶赫氏”之说。[19]此说被野史笔记、文艺作品广为渲染,遂为掌故家所津津乐道。其实纯属无稽之谈。如果说满清王朝断送于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之手,确有一定道理,但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偶然性巧合,因此而推衍前说,就不免荒谬离奇了。试想,既有所谓清朝祖制“宫闱不选叶赫氏”,那么,叶赫那拉氏何以能得入宫?又何以会有慈禧太后?既如此,其报仇云云何从谈起?这个传说,固然可以作为无聊文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作为史家,如果以此论证慈禧太后是天生的阴谋家,则就大谬不然了。


至于慈禧太后的家世,在野史中有不少关于其家境贫寒的记载。有说,慈禧小时家里很穷,而又爱臭美。乃父惠征与候补知县吴棠为结拜兄弟,经常得到他的周济。慈禧聪明伶俐,认吴棠为义父,得到一些零花钱,用于涂脂抹粉,穿戴装扮,每每出游,引起路人围观,叹若天仙。又说,慈禧父亲惠征在安徽病逝后,家里非常贫困,几乎没钱治丧,清江知县吴棠赠赙仪三百两,始能发丧还京。慈禧感激涕零,对妹妹说:“吾姊妹他日倘得志,无忘此令也。”后来慈禧进宫得宠,吴棠颇受眷顾,遂由知县青云直上,升至四川总督。还有说,慈禧小时候经常挎着菜篮子到东城某小卖铺买食物,店老板常用粗笨之手捏其鼻子,以戏弄之。后来慈禧得势,那个店老板吓得坠井而死,全家遁逃。甚至说,惠征死后,慈禧奉母扶榇回京,家境极贫,无以为生。其时京中有丧家雇佣妇女号哭助哀的习俗,称号丧女子或丧娘。相传慈禧善歌尤善哭,凄切动人,遂以此糊口,一时闻名京师。[20]其实,慈禧的父亲惠征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虽难说家财万贯,但总还不至于落到穷苦人家的地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道员品级尚在知府之上,就算惠征是清代第一清官,又岂能不认识那雪花花的银子,而居然使尊贵无比的慈禧太后不得不去为他人哭丧?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慈禧初入宫时只是地位低下的宫女。据说慈禧随父亲惠征在南方长大,少而美貌绝伦,尤善南方小曲。咸丰初年,被选充宫苑女侍,分在圆明园桐荫深处。如果没有皇帝意外的宠幸,一个普通宫女很难有出头之日。其时咸丰皇帝迷恋声色,常携妃嫔游园取乐。某日,忽闻桐荫深处飘出悠扬的南方小调,心中惊异,因问内监歌者何人,那拉氏兰儿遂得以面接天颜。也有说那拉氏不吝金钱,贿赂内监以通天,始邀圣宠。[21]这些有意无意贬损其身家的说法,大概有讥笑那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原来是野鸡变凤凰的意味。其实,据可靠的史料记载,慈禧入宫时为兰贵人,后因生子遂被晋封为懿贵妃,应该说其起点还是挺高的。


(二)生活隐私龌龊


历史上的宫闱秘闻,向来是小说家着意渲染的主题。且说咸丰十一年(1861年)皇帝去世时,慈禧虚岁27岁,正值青春年少。人们很难相信,这位年轻貌美的皇太后虽深居宫中,却能守身如玉。于是,各种野史笔记与文艺作品竞相爆料,纷纷制造出种种绯闻。据说与慈禧太后有染者有假太监安得海、李莲英,恭亲王奕,重臣荣禄,戏子杨月楼,琉璃厂的白姓古董商,金华饭店的史姓伙计,甚至洋人白克好司(E. Backhouse,又译拜克豪斯、巴克斯),等等。不必再列举,虽未必真实,已足以表明慈禧太后荒淫无耻的形象。


安得海是慈禧太后早期宠爱的太监。他长得眉清目秀,标致端正,又聪颖机灵,善于察言观色,逢迎讨巧,对慈禧太后照顾得体贴入微。慈禧非常宠爱他,戏称他为人精儿,昵称小安子。在日常生活中,饮食起居均离不开他。安得海成了慈禧太后身边一刻也不能少的人物,因而在朝中权势显赫,炙手可热,内外大臣欲求升迁,均夤缘以进。安得海大肆敛财,所受贿赂,不可胜数。据说安得海进宫时并未净身,是假太监,故慈禧宠爱有加。有所谓安监“虽为宦官,实为皇帝之假父”[22],意即同治皇帝就是安得海与慈禧的私生子。此说不可考。其实,同治皇帝并不喜欢安得海。由于安得海招权纳贿,有恃无恐,亦颇遭物议。同治八年(1869年),安得海突发奇想,要出京旅游观光。于是便在慈禧太后的允许下,借故南下广东给同治皇帝大婚典礼置办龙衣,大张旗鼓,沿运河游玩,其排场居然不亚于皇帝南巡。不料,同治皇帝密诏山东巡抚丁宝桢以太监私自出京,有违祖制,将其就地正法。安得海在济南伏诛,一时大快人心。


李莲英是慈禧太后后期最宠爱的太监,可谓安得海的替代品。据说李莲英最初获得慈禧太后的恩宠,是靠的一手漂亮的梳头工夫,有所谓“小篦李”之称。当然,李莲英能得慈禧太后长期宠爱,也绝对是个人精。他不但具备安得海长相俊美、乖巧机灵等特点,还能从安得海的下场吸取教训,虽有通天之权势,而始终不忘奴才身份,故能侍奉慈禧终生而恩宠未曾稍衰。正因为李莲英是随时侍候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因而有关李为假太监而与慈禧有私情的传说也就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与此相关,还有一些传说,就是说李莲英本身不行,但为了讨好主子慈禧的欢心,就设法安排戏子杨月楼、琉璃厂的白姓古董商、金华饭店的史姓伙计等进宫,与慈禧太后私会,以解其孤独寂寞之愁。甚至说光绪皇帝就是某某与慈禧所生,后将某某杀人灭口云云。这些在野史笔记中有不少绘声绘色的描写,多为有闲无聊者的编造,以供作茶坊酒肆之谈助而已。


晚清重臣荣禄,据说是慈禧被选入宫之前已有婚约的未婚夫。慈禧的父亲惠征在京任职时,与荣禄的父亲时相过从,为莫逆之交。两家很早就订有婚约。荣禄美丰仪,气象豪迈伟岸,而又出身满洲贵族世家,慈禧对这门婚事非常满意。荣禄年长慈禧两岁,曾多次到慈禧家。慈禧常于屏后偷窥其未婚夫容貌,见其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雄武之概,不可一世,中心企慕,自幸得此快婿,不负此生。但荣禄的母亲因嫌慈禧家门第普通,又家境一般,颇有怨言。后来惠征客死安徽,家道更形衰落,荣禄母亲更是愤然逼迫乃父断绝了这门亲事。其时恰逢选秀女,慈禧入宫,一朝选在君王侧,顿令光彩耀门楣。慈禧与荣禄之婚事,便作烟消云散,但两人被生生拆散,总难免藕断丝连。慈禧始终钟情荣禄,而荣禄亦不忘慈禧旧情。[23]咸丰皇帝去世后,从辛酉政变开始,每每关键时候,荣禄都能及时助慈禧太后一臂之力,并因此而平步青云,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重臣。慈禧与荣禄的风流韵事亦成公开的秘密。据说光绪皇帝载湉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私生子,因避人耳目而转托慈禧太后的妹妹及妹夫醇亲王奕抚养。同治皇帝去世时,慈禧太后坚持要立同辈的载湉继位,其故如此。更有甚者,进而推论慈禧太后特意为醇亲王奕的儿子载沣与荣禄的女儿指婚,并在临死之前确立他们的儿子溥仪——荣禄的外孙——为宣统皇帝,似有慈禧要与荣禄共掌天下的意味。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颇能眩人耳目。


还有说恭亲王奕,在慈禧入宫前亦与她有过一段情史,甚至说同治皇帝是他们的私生子。大概也是因为咸丰皇帝去世之后,慈禧与奕叔嫂联手,迅速发动辛酉政变而掌控朝政大权,由此而衍生的悬揣之词而已。


至于洋人白克好司,实为戴着汉学家面具的英国浪荡子,为人下流无耻。他惯于弄虚作假,伪造文件,诓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他居然在回忆录里自称为“外国的荣禄”,极力渲染与慈禧太后的情事,甚至与太监玩同性恋游戏。据说他30岁左右进京,经常出入宫廷,那时慈禧已经年近70岁。其所记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很是令人怀疑。如果仅是自我吹嘘,那实在是变态的无聊。


(三)政治手腕阴毒


野史中、银幕上的慈禧太后,大多给人一个阴险、狡诈、狠毒的铁血女强人形象。慈禧太后确实善于玩弄政治手腕,在关键时候,其决断之无情,下手之阴狠,从其处置恭亲王奕和光绪皇帝的两个事例可见一斑。


恭亲王奕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慈禧太后的小叔子。咸丰皇帝去世以后,慈禧与奕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清除了肃顺势力。两宫皇太后开始实行垂帘听政,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同时,封奕为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实为群臣之首。表面上,慈禧与奕结成了政治联盟;实际上,朝中权力之争亦成两极格局。


同治朝政局非常复杂。其时,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之中,恭亲王奕成为维系大局的关键人物,慈禧太后不得不依靠他;然而,随着所谓“同治中兴”局面的形成,奕权势膨胀,遂成尾大不掉之势,这又是权力欲极强的慈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慈禧与奕表面上的政治联盟是极其脆弱的,权力之争在暗中较劲,尤其慈禧太后更是等待时机加强集权。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参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要求奕“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老成,参赞密勿”[24]。有人说这是慈禧太后的“精心策划”[25]。其内情确实难以指证,但无论如何,这是慈禧打击奕的有利借口。


慈禧谕令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内阁审讯蔡寿祺,其结论是: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看似模棱两可,其实意思很明确,就是应将恭亲王予以适当惩戒,即裁减事权。这正合慈禧太后的心意。所以,当倭仁等将奏折呈上时,慈禧太后早已事先亲笔拟好了诏书,给了恭亲王奕极为严厉的处分,有云:


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26]


此举引起朝野上下巨大的震动,尤其遭到王公大臣的纷纷反对。


惇亲王奕首先上疏抗议,认为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事未闻有昭著劣迹,其召对时言语之间诸多不检,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又查无实据,如果遽行罢斥,恐怕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朝廷用人行政,关系匪浅,故请两宫太后将此事交廷臣集议。奕为咸丰皇帝之弟,恭亲王奕之兄,慈禧太后对其意见亦不可等闲视之。


其时,慈禧太后心情非常复杂。他一方面谕令王公大臣于内阁会议,一方面玩弄两面手法。在王公大臣会议之前,慈禧先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表明她罢斥恭亲王奕的坚决态度,认为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接着慈禧又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表示可以让步的意愿:“若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27]当两方面的人在内阁集议时,各述所受旨意,显然大相径庭,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争吵不休,最后以当天召见时均在场押班的钟郡王作证,钟王表示都对。诸公相顾失色,不欢而散,显然均有被玩弄的羞辱之感。


其实,慈禧的心情很矛盾:既想罢斥奕,而理由又不甚充分,时机不很成熟,不仅枢臣和亲藩反对,而且可能引起外国人的干涉。但是,早已下达罢斥奕的诏旨,有心转圜,而惭于更改,真有骑虎难下之势。她只是希望有王公大臣附和支持她,以寻求体面下台的机会。


随后几日,又有醇郡王奕、降调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上疏为奕争,慈禧将此三折发下交给王公大臣与惇王折一起讨论。为此,王公大臣再次在内阁集议,众人已深悉慈禧心意,讨论很快达成一致意见:重新录用恭亲王奕,至如何加恩之处,出自圣裁。奏上,慈禧太后终于对恭亲王奕作了体面的让步:



兹览王大臣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现既明白宣示,恭亲王着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28]


约一个月以后,慈禧太后又恢复奕的军机大臣之职,但永远削去了奕的“议政王”名号与权位。奕遭此打击,权势大为削弱,锐气顿减,从此更是谨慎有加。应该说,慈禧太后最终达到了目的。


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亲手扶上宝座的儿皇帝。同治皇帝去世后,为了继续垂帘听政,掌控大清王朝的皇权,慈禧太后再次选择年幼的光绪皇帝继位,以确保其大权独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光绪皇帝一天天长大成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皇帝完成大婚典礼,慈禧太后在训政两年后不得不宣布归政,退居幕后。光绪皇帝正式开始亲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发动下,光绪皇帝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遭到顽固派的强烈抵抗。慈禧太后被维新人士看作顽固派的总后台,必欲去之而后快。康有为、谭嗣同策划谋围颐和园、劫杀西太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慈禧太后在荣禄的支持下,先发制人,迅速发动政变,捕杀维新党人,囚禁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被幽禁在紫禁城边南海的瀛台。瀛台四面环水,只有北面搭一板桥与岸上相通。据说光绪皇帝被禁后,慈禧太后命人撤去板桥,并派太监严密监守。光绪皇帝每天例行公事似的像木偶一样陪同慈禧太后早朝,随后又被押送回瀛台。形单影只,孤寂莫名。堂堂一国之君,竟与阶下之囚无异。可怜的光绪皇帝禁不住发出“朕并不如汉献帝也”的悲鸣。


尽管光绪皇帝的命运已微弱如游丝,但慈禧太后仍不想轻易放过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宫中不断传出光绪皇帝病重的消息,随后又传谕广征天下名医给光绪治病。其实,这是慈禧太后想废黜光绪皇帝的花招。但是,这一招并不灵。一方面,外国人反对。光绪病重的谣传盛极一时,引起了英、法等列强的干涉。英、法驻华公使到总理衙门,推荐一位法国医生给光绪看病。结果发现,光绪皇帝虽然有病,但并非不治之症。另一方面,地方督抚也不赞成。当慈禧的心腹荣禄试探督抚意见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电表示:“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29]慈禧欲废黜光绪的阴谋破产。于是,又接受荣禄的建议,策立大阿哥,为光绪皇帝建立储君。本来,光绪皇帝即位时,曾奉皇太后懿旨,将来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皇帝为嗣。无奈光绪皇帝成人之后,并未生子。慈禧太后便与荣禄等人商议,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同治皇帝的皇子,即大阿哥。大阿哥名义上将继承同治皇帝的皇位,那么光绪皇帝实际上就处在一个不废而废的尴尬境地。立大阿哥的消息一出,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名为立嗣,实则废立。”[30]但在慈禧太后的铁腕之下也无可如何。遗憾的是,那位大阿哥溥儁很不争气,不学无术,顽劣不堪,后来在庚子事变中由慈禧太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而亲手废黜。


至于光绪皇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不少笔记、野史认为系遭谋害而死,而且隐约均与慈禧太后有关,因为光绪与慈禧相继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先后去世,委实离奇。2008年底,就在光绪、慈禧去世百年之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公布《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宣称:“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31]这是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13位专家组成的“清光绪皇帝死因”专项研究课题组,以光绪皇帝墓葬中的头发、遗骸、衣物等为样品,历时五年反复检验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据新华网报道:“课题组的专家和清史研究专家认为,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和授意,谁也不敢、不能下手毒杀光绪,且慈禧又有谋害光绪的动机。因而,慈禧是毒杀光绪的凶手,这就是历史的真相。”[32]虽然难以怀疑各路专家学者的智识,更难以怀疑现代科学技术和侦察思维的高明,但有一个疑问始终令人费解: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动机到底何在?这是无法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侦察思维检验的千古之谜。


还有两个女人的命运与慈禧太后息息相关,即慈安太后与珍妃。围绕她们与慈禧太后的关系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传说,扑朔迷离。


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突然去世,朝野震惊,引出种种猜疑,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慈禧太后下毒致死说。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记载:某日,东宫慈安太后正在宫中庭院里悠闲地观赏水缸里的金鱼,西宫太监捧着食盒走来,跪呈于慈安太后面前称:外边刚进献西宫奶饼,西佛爷食之甚美,不肯独用,特分呈东佛爷。慈安太后非常高兴,打开食盒,当着使者的面品尝了一块,以示感谢之意。不料食后骤然昏厥,太医尚未进宫,即凤驭升天了。随后,各种野史笔记多据此铺陈渲染,慈禧毒杀慈安的传闻便在坊间广为流传。但据清史学者考证,恽毓鼎的记载并不可信,慈安太后实为因病正常死亡。[33]所谓慈禧毒杀慈安的传闻,正是妖魔化慈禧形象的一个典型例证。


珍妃是光绪皇帝的妃子。由于清宫影视剧对其与光绪皇帝凄美爱情的渲染,在世人心目中,珍妃一直是一个因支持光绪皇帝维新变法而遭慈禧太后嫉恨与陷害的悲剧性人物,深受同情与赞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则被塑造成一个阴险狡诈狠毒的角色。这是妖魔化慈禧形象的又一个典型例证。事实上,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珍妃与慈禧太后结怨,起因是光绪皇帝的后妃争宠。珍妃十三岁进宫,因其活泼可爱,颇得光绪皇帝恩宠,因而便引起了皇后的嫉恨。这位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正是慈禧太后的刻意安排,她才成为光绪皇帝的皇后,但光绪皇帝并不喜欢她。于是,这位不甘遭受冷落的皇后便经常在慈禧太后面前搬弄是非,使慈禧太后对珍妃的恶感日渐增生。偏偏珍妃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居然有恃无恐,在宫中干起卖官鬻爵的勾当——由宫中太监拉官纤,通过珍妃向光绪皇帝求请,收受钱财,为人跑官。据说,有个富商鲁伯阳,向珍妃进献四万两银子,珍妃美言于光绪,遂被简放上海道,不料上任不到一个月,便被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劾罢免,一时舆论哗然。珍妃仍不敛手,又为内务府旗人玉铭谋得四川盐法道一职。这个玉铭花了三十万两银子。玉铭赴任前按例向光绪皇帝谢恩,光绪问他在哪个衙门当差,居然回答在木厂。光绪皇帝闻之骇然,命其将履历写出,玉铭许久不能落笔成字,原来是个文盲。光绪皇帝大为恼怒,当场将其开缺。此事风播朝廷内外,慈禧太后自然不能轻易放过珍妃。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懿旨,以其“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颇有“干预朝政”的嫌疑,把珍妃贬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34]可见,珍妃被贬,也是咎由自取。


珍妃是否参与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活动还有待于考证。有人说,珍妃卖官事败后就被幽禁起来,从此便不能与光绪皇帝见面,所谓襄助变法云云,纯属子虚乌有。此聊备一说。不过,珍妃之死,确实与慈禧太后有关。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慈禧太后决定带光绪皇帝等人出逃。临行前,慈禧太后以珍妃带走不便,留下又恐其年轻惹出是非为由,便命珍妃投井自尽,珍妃不从,慈禧太后便命领班太监崔玉贵强行把珍妃推入井中。可见,慈禧太后确实有其狠毒的一面。



(四)反动派的典型代表


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评判。尽管历史研究似应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事实上历史评价是难以离开政治的,而总不免受到政治的影响。近代史尤其如此。

在清末,维新派与革命党人都曾痛诋慈禧太后。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他们扯起保皇的旗帜,宣扬光绪皇帝的变法业绩,而攻诋慈禧太后扼杀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着力揭露戊戌政变是慈禧太后欲借机废黜光绪皇帝以进一步揽权的阴谋。他认为,慈禧太后当年之所以要立年幼的光绪皇帝,目的是为了自己控制朝权;即使光绪皇帝长大成人,名义上开始亲政,但一切用人行政实权仍归慈禧太后控制。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并非亲生母子关系,她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任意摆布的傀儡皇帝,而决不希望光绪皇帝真正有所作为。他引用内监寇连材的笔记,说明慈禧太后经常虐待光绪皇帝。有云:“西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则变色云。”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就曾想方设法废黜光绪皇帝,但阴谋并未得逞,因而对光绪皇帝更加严苛。“当是时,即欲废皇上而立某亲王孙某为新帝。某佯狂不愿就,盖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残,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贪虚名以受实害也。而恭亲王亦力争废立,西后颇惮之,其谋遂止。然自此以后,皇上每召见群臣,西后必遣内监在屏风后窃听之。皇上战战栗栗,如坐针毡矣。”在他看来,戊戌政变恰好实现了慈禧太后废立的阴谋,慈禧太后就像是篡唐称帝的武则天。“历代母后垂帘,皆因嗣君幼冲,暂时临摄。若夫已有长君,而犹复专政者,则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为周,几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类也。”[35]随后,梁启超又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认为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是阻碍中国进步的根源。有云:



那拉氏垂帘三次,前后凡三十余年,中国之一线生机,芟夷斩伐而靡有孑遗者,皆在此三十年也。中兴诸勋臣,所以不能兴维新之治者,虽由其识力之不足,抑亦畏那拉氏之猜忌悍忍而不敢行其志也。……若那拉后者,非惟视中国四百兆之黎庶如草芥,抑且视大清二百年之社稷如秦越也,故忍将全国之大权,畀诸数阉宦之手,竭全国之财力,以穷极池台鸟兽之乐,遂使吾中国有所谓安仔政府,有所谓皮笑李政府者,盖二百余年来京师之腐败秽丑,未有甚于那拉时代者也。……呜呼!我一部近十年史论,那拉氏实书中之主人翁也。使三十年来无那拉氏一人梗乎其间,则我中国今日,其勃兴如日本可也,其富乐如英美可也,其威张如法俄可也。故推原其所以积弱之故,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36]



康有为在《刘张二督致英沙侯电驳词》中说:“西后乃文宗遗妾,皇上西后又非亲生母子,入继大统以嫡母为母,故只得母显皇后,而西后非母。……今西后内之有幽君僭位之罪,外之有袒匪侮邻之罪,实天下万国之罪人也。”[37]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又痛斥慈禧太后与荣禄是祸国殃民的卖国贼。有谓:“今之割台、胶、旅大者,非皇上也,乃西后、荣禄也;推翻新政以虐我民者,非皇上也,乃西后、荣禄也;通拳乱国,赔款加税以虐我民者,非皇上也,乃西后、荣禄也。吾国人之恨政府,卖我辱我,奴隶我,剥削我,而仇而怨之宜也。然今之政府,是皆幽废皇上之贼也。”[38]


通过辛丑议和,清政府完全屈服在列强的淫威之下。革命派痛斥清王朝成了“洋人的朝廷”。陈天华著《警世钟》《猛回头》,用通俗的语言控诉:“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些财政权、铁道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洋人全不要费力,要怎么样,只要下一个号令,满洲政府遂立刻奉行。”“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39]光绪三十年(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节,章太炎做了一副对联讥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40]



痛斥慈禧太后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及丧权辱国的滔天罪行,尤其是上下联末句,以“一人有庆,万寿无疆”颠倒用之,极灰色幽默之至,妙不可言。


无产阶级革命史学兴起后,慈禧太后更是被当作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统治者的典型代表进行过彻底的清算。在这种史观的评判下,慈禧太后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她既是疯狂镇压人民革命、屠杀人民群众的最大的刽子手,又是厚颜无耻的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的一切汉奸卖国贼的总后台总根子,更是残酷剥削压榨人民、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生活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的总头子,因而也就是近代中国史上黑暗的、反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典型代表。慈禧太后统治近代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痛苦和耻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障碍,完全是人民的敌人,历史的罪人。慈禧太后的名字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化x革命”之后不久,有人编写了一本《祸国殃民的西太后》,系统地控诉了慈禧太后的罪状:一是“篡政夺权的阴谋家”;二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三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四是“穷奢极欲的吸血鬼”。其基本结论是:慈禧太后在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疯狂屠杀中国人民,起了极其反动的作用。她和她的主要帮凶奕、奕劻、荣禄、曾国藩、李鸿章等,创造了一套走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经验,这套经验是中国后来的一切反动派无不奉为至宝的。



那拉氏死后,她的反动衣钵传给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再传给独夫民贼蒋介石。袁世凯、北洋军阀、蒋介石和那拉氏同样走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同样勾结帝国主义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因此,不管袁世凯、蒋介石之流自己挂的是什么招牌,也不管他们在走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时各自又搞了一些什么花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那拉氏反革命事业的继承人,都是那拉氏的徒子徒孙。xxxxxxxxxxxx,也继承了那拉氏的反动衣钵,他们的反革命复辟事业和那拉氏有着本质的联系。……xx无耻吹捧那拉氏,妄图登上女皇宝座,……她高喊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摆出一副要和工农“划等号”的姿态,实际上却无时不在梦想恢复专制君主的封建特权,骑在人民的头上,做当代中国的女皇。[41]



三、还原到人的慈禧太后


近代中国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代,历史人物均呈现纷繁复杂的面相,从不同角度观察,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去掉慈禧太后神圣的光环与妖魔化的面具,作为历史人物的慈禧太后也有多重面相。从个体生命史与个人命运来看,慈禧太后看似无限辉煌的人生背后,其实颇有悲剧性意味。把慈禧太后置于宏大历史场景之中,从革命史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残酷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均可予以大张挞伐;但从清史的角度思考,如果慈禧太后对这些反清武装起义和革命无动于衷,那未免不可理喻。就改革史的层面而言,慈禧太后既有顽固保守的一面,如发动戊戌政变,扼杀维新变法;也有被迫顺应潮流之举,从举办洋务到新政、立宪,进行有限度的改革,但终归因循游移而一再错失中国近代化的机遇。显然,慈禧太后关注清王朝的皇位统治更胜于关注近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一)辉煌背后的悲剧人生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上台,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去世,慈禧太后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这是慈禧太后的时代。


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把太后专权体制发挥到极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个中原委,既是个性权欲膨胀,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慈禧毕竟不像武则天自己称帝,因而其太后名分在皇权结构中的位置始终颇为尴尬。正是为了保持这个能够专权的位置,她走过了一条争权、贪权与揽权而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


咸丰十一年(1861年),因避难而疲于奔命的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逝,年仅31岁,可谓英年早逝。这是大清王朝真正走向衰亡的不祥之兆。通过辛酉政变,慈禧与慈安两宫太后正式开始垂帘听政。这第一次垂帘听政虽然从血腥的政变而来,但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政治体制,亦确属不得已之举。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其时同治皇帝年甫6岁,根本没有行政能力,必需有人辅佐代行皇权。在清代历史上,顺治时期多尔衮摄政,康熙时期鳌拜等人辅政,均曾一度严重侵犯皇权;而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的专权跋扈,更是触目惊心。这些历史与现实的教训,使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摈弃了摄政与辅政体制,而仅给才高功伟的恭亲王奕以议政王资格参政的权力,最终选择了亲自临朝的垂帘听政体制。为此,两宫太后曾发布懿旨剖白心迹,有云:



垂帘之举,本非意所乐为。惟以时事多难,该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以期措施克当,共济艰难。一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王大臣仍当届时具奏悉归旧制。[42]



很难说这是慈禧太后故作姿态。说垂帘听政是形势所迫,并没有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她是否真的做到了及时“归政”?揆诸后来史实,也没有问题。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年满18岁的同治皇帝已完成大婚,并“典学有成”。两宫太后正式宣布归政,同治皇帝开始亲政。


然而,不幸的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去世,年仅19岁。世人对同治皇帝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梅毒争论不休,其实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治之死对于晚清历史走向的影响不可低估。试设想:如果同治皇帝不那么早就去世,慈禧太后还能有第二、第三次垂帘听政吗?这确实是个无法验证的疑问。历史不能假设。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同治之死使慈禧太后所寄托的希望与幻想均彻底破灭。更可悲的是,同治皇帝死后没有子嗣。如果说咸丰皇帝英年早逝是清王朝衰亡的不祥之兆,那么同治皇帝无后而亡更是清王朝近乎天绝的宿命。这对慈禧太后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就个人生活经历来说,慈禧太后一生是很不幸的: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人生三大悲剧的苦涩,磨砺了她超人的权力意志。慈禧太后再次爆发,坚毅地走向历史的前台。这便成为历史的必然。就此意义而言,同治之死从根本上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航向。


咸丰皇帝去世时,尚剩下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这对孤儿寡母;同治皇帝去世后,慈禧太后便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此后,慈禧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的心里只有皇权,只有丝毫不可动摇的绝对的皇权。正如溥仪《我的前半生》所说:



慈禧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人,绝不愿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说来,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43]



的确,为了能够继续控制皇权,慈禧太后肯定会不择手段,因为她除了大清王朝的统治权力之外,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了。


此后慈禧太后煞费苦心选择年幼的光绪皇帝继位而继续垂帘听政,并在光绪皇帝亲政十年之后又通过戊戌政变实现其第三次垂帘听政。这既表明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也是慈禧太后进一步揽权的结果。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虽然也以两宫的名义临朝理政,但明眼人一目了然,实际上就是慈禧太后。为了堵住天下臣民悠悠众口,慈禧曾经谋划废黜光绪皇帝和策立溥儁为大阿哥,以便名正言顺地继续垂帘听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庚子事变后,慈禧与光绪的关系渐渐有所和缓,内外臣工对于两宫临朝的政治格局也习以为常。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悄然走完了短暂而暗淡的一生。遗憾的是,光绪皇帝也没有子嗣。那位74岁高龄的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为这不幸的儿皇帝料理后事。这一次,她又如法炮制,选择了光绪皇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的四岁的儿子溥仪为皇位继承人。同时,她没有忘记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她以“兼祧”之说,把溥仪立为同治与光绪共同的嗣皇帝,即宣统皇帝。


此时,也许慈禧太后已有预感来日无多,因此她在选择溥仪为皇位继承人的同时,还特授乃父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生要强的慈禧太后似乎又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故她在谕命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之时,又禁不住坦露自己仍将训政的心声。其懿旨有云:



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44]



然而,天命难违。就在这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之后,慈禧太后的生命历程也快到了终点。据说在弥留之际,她念念不忘的主要是如何给自己“垂帘听政”一个恰当的说法。当军机大臣呈上草拟的遗诏时,她特意加上“不得不再行训政”等字句,并特别说明:“余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也。”她试图在表白其不得已的苦衷。更有趣的是,其临终遗言有云:“以后勿再使妇人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45]这不知是在自责,还是警示后人,实在有点莫名其妙。自己既如此,又不许别人如此,这就是慈禧太后至死不渝的强权逻辑。然而,又有谁能理解慈禧太后心中难以名状的万盘苦楚呢?


(二)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


从清史的角度,对于慈禧太后的统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说她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清王朝的统治寿命;另一种则说她应该对清王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关于后者,其实很难证明。这主要是一些清廷遗老在追念故朝时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批评,其情感宣泄远胜于理性分析。甚至还有人认为,慈禧太后就是为了实现报叶赫先祖世仇的遗愿而倾覆满洲的,则更是纯属无稽之谈。


那么,何以说慈禧太后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


现在回头看历史,可以断定,慈禧太后是后咸丰时代清王朝最合适的统治者。咸丰皇帝去世时,年仅31岁。他只有一个儿子,就是继位的同治皇帝。同治皇帝更是天绝,19岁去世,没有子嗣。光绪皇帝以堂弟资格继位,活了38岁,也没有子嗣。其后末代皇帝宣统,虽然活了60多岁,但同样没有子嗣;当然,即便是有,也与大清朝皇位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已跨进共和国的新时代。从咸丰皇帝之后的皇位继承人看,无论是同治,还是光绪、宣统,都是慈禧太后一手扶植的儿皇帝,他们对于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不具备任何挑战力。也许有人会问,恭亲王奕怎么样?必须承认,在晚清满洲王公贵族中,奕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据说他曾与咸丰皇帝竞争过皇位,双方各有长短,争得还很激烈,道光皇帝很难抉择,最后破天荒地一匣二谕,在立储金匣中藏有两道谕旨: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为亲王。又据说,其实奕之才本非咸丰皇帝所比,但是咸丰皇帝的师傅杜受田技高一筹,要他扬长避短,多次在道光皇帝面前彰显仁慈形象,结果胜过了奕。[46]无论如何,最后失败的是奕。平心而论,如果不是道光皇帝老眼昏花,奕总有不如咸丰皇帝之处。在清朝十二个皇帝中,除了同治、光绪与宣统三个傀儡外,咸丰皇帝是最没有作为的皇帝。何况恭亲王奕还是他的手下败将!当然,很难假设如果奕当政会怎么样。问题是,咸丰皇帝时代,他没有资格当政;慈禧太后时代,他同样没有资格当政。慈禧太后依靠奕发动政变而上台,政变之后,给了他议政王与首席军机大臣的权位,可谓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奕曾经一度忘乎所以,但很快便被慈禧太后借故开去其议政王的封号,其首席军机大臣的职务也多次被吊销。奕均无可奈何,最后忧郁而终。可以说,在慈禧太后的铁腕之下,恭亲王奕一点脾气都没有。奕被治得如此服服帖帖,其他如荣禄、奕劻之流,更是不得不乖乖地俯首称臣。也许有人会说,正是慈禧太后的专权,而导致了满朝文武的平庸。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这样就可能永远争论不休了。关键的问题是,慈禧太后是如何统治清王朝的。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所接下的咸丰皇帝的政治遗产,其实是一副烂摊子。有人把咸丰皇帝称作“苦命天子”。的确,这咸丰皇帝是够命苦的了。他在位十一年(1850—1861年),都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的,无一日得以安宁。当他即位之初,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迅速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捻军兴起于北方,回民、苗民等少数民族起义亦在西北、西南地区风起云涌。清王朝处在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不曾想屋漏偏逢暴雨,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从广州北上天津,最终直捣京城。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皇帝留下御弟恭亲王奕在京师办理和局,遂携后妃仓皇逃往热河行宫。次年七月,咸丰皇帝在热河黯然撒手西归。他留下的遗产除了一个年甫6岁的儿皇帝以外,便是一群专权跋扈的顾命大臣和一座千疮百孔的大清江山。如何收拾这副烂摊子,从此乱局中挽救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就是摆在虚年27岁的慈禧太后面前最迫切的政治使命。


不可否认的是,慈禧太后创造了“同治中兴”的奇迹。慈禧太后在恭亲王奕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迅速清除了肃顺集团势力,开始垂帘听政。其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如何镇压农民起义?慈禧太后采取重用汉人的政策,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武装力量,作为清军的主力。重用汉人政策本为肃顺所主张,曾经也被咸丰皇帝采纳,但咸丰皇帝并不完全相信汉人,而是心存疑虑颇深。曾国藩练成湘军之初,咸丰皇帝担心其为汉人私人武装,将来可能有尾大不掉之势,特意命满人官文以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节制湖北军务,借以牵制曾国藩。又加上曾国藩以理学名家,咸丰皇帝对于书生带兵亦是将信将疑。据说曾国藩的湘军攻下武昌、汉阳,捷报传到京师,咸丰皇帝颇感意外,以为“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47]。他还私下里对人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48]由于不甚信任,终咸丰之世,始终没有重用曾国藩。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后,很快便把军事指挥实权交给曾国藩,命其以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使曾国藩成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最高军事统帅。与此同时,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彭玉麟为水师提督。这些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悍将都得以重用提拔,均被直接安置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最重要的前线。诸军奋勇当先,速奏奇效。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遂被以湘淮军为主的清军所镇压。随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又被调去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同样迅速收到实效。正是利用这些湘淮军的武装力量,清王朝取得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对此,印鸾章《清鉴》评论道:



听政之初,军事方亟。两宫仍师用肃顺等专任汉人策,内则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为相,外则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故卒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49]



这“两宫”当然主要是指慈禧太后。关于“同治中兴”的含义,据陈弢光绪元年(1875)所编《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主要是指清王朝在同治时期的复兴。他说:“穆宗毅皇帝冲龄嗣服,躬遘殷忧,上赖七庙眷佑之灵,入禀两宫思齐之教,卒能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还所罕觏。”[50]这不免有所夸张。在清史上,两宫尤其是慈禧太后对于“同治中兴”的功绩,虽然无法与“康乾盛世”相比,但至少可谓清王朝统治末世的回光返照。


还有一个反证:后慈禧时代,宣统朝三年而亡。慈禧太后去世后,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身份总揽朝政。为了对付权势显赫的奕劻、袁世凯集团,在载沣周围聚集了大批皇族亲贵,形成载沣集团。载沣一方面罢黜袁世凯,闲置张之洞,打击汉族大臣;另一方面自代宣统皇帝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任其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紧紧抓住军权,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这种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政策使满汉矛盾更趋激化。有人对比慈禧太后与摄政王载沣,认为载沣摈弃了慈禧太后的重用汉人政策,而一味集权皇族亲贵,导致了清王朝迅速覆灭。有云:



使醇王摄政之初稍有知识,懔然于天命已去,大局将危,遵先后之遗言,礼重耆硕,相与补苴罅漏,夙夜忧危,或尚有祈天永命之望。乃听信谗言,袭用国初忮克汉人之习,以威名赫赫、天下仰望之大臣首与为仇,几以托孤受命之身蹈亡身赤族之祸。虽张文襄、鹿文端诸臣极力保全,犹使罢职以去。……而乃自坏长城,使革命党生心,一班青年无聊之士忿欲思泄矣。摄政王晏然,方日用其中央集权之策。各省设督练公所,而督抚之兵权掣;到处设财政监理官,而地方之脂膏竭。至无省不练新军,即无一新军非革命之先锋;无省不立学堂,即无一学生非革命之谋主。武汉一呼,各督抚贤者抱头鼠窜,不肖者甘心作新朝之都督矣。国不自亡谁能亡之?[51]



正是由于载沣个人庸碌无能,并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的铁腕人物成为一个权力中心,因而无法控制迅速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后慈禧时代的宣统朝仅仅三年而亡,是很值得后人深思的问题。


(三)错失了近代化的机遇


慈禧太后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话题。在慈禧太后时代,中国近代化走过了洋务、维新与新政的历程。这个历程是艰难曲折的。无论如何估价,都无法回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但是,她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应该负什么责任,则实在不容易说清楚。下面拟略作分析。


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历程,慈禧太后给予了有力支持。通过屈辱的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统治者仍然晏安苟且,沉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战后二十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改革举措。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真正启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咸同之交,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52]如何回应这个大“变局”呢?以奕、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发出了“自强”的呼声,“夫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53]自强以练兵为急,练兵以制器为先。于是,以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洋务自强运动便应运而生。咸丰十一年(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使洋务运动有了一个中枢机构。洋务运动从此进入实际运作过程。此后30余年的洋务运动经历了从创办军事企业以“求强”到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的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慈禧太后是什么态度?应该说,基本上是支持的。比如说,奕等人建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遭到倭仁等顽固守旧派的阻挠,慈禧太后支持奕,天文算学馆得以招生开馆。其他如关于设厂制造枪炮轮船、关于修造铁路、关于幼童留美等等,每一项事业的举办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传统保守势力的非议与阻扰。当时的顽固派“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54]但各项事业最终都能够艰难地起步,这与慈禧太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不过,综观洋务运动的各项举措,这只是一个限于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进行器物层面变革的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虽然对中国近代化有开启之功,但其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并没有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走上近代化道路。洋务运动标榜以“求强”与“求富”为目的,这个初衷应该说毋庸置疑。然而,其是否真正使国家走向富强呢?则需要实践的检验。战争尤其是国际之间的战争,无疑是检验综合国力的一个客观实在的标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充当了洋务运动成败的试金石。结果的事实是无情的,中国被日本战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派苦心经营了30余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戊戌维新运动是制度变革的尝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这个震动强烈地刺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泱泱大中国败于“蕞尔岛国”日本,既明确地向国人昭示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同时又促使国人深刻地反省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派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在于仅有器物层面的变革,从学习西方的角度来看,则是只知皮毛,而不知本原。在他们看来,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近代机器生产与军事装备,而在于近代经济与政治制度。梁启超严厉地批评洋务派谈“变法”,只知练兵、开矿、通商、铁路、轮船、银行、邮政、农务、制造等器物层面上的枝节改革,而“不知本原”,是不得要领;他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55]康有为在回答“如何变法”的问题时,也曾明确地表示“宜变法律、官制为先”[56]。显然,康、梁的变法思想主张已经明显地超越洋务思想的技术改造层面而进到制度创新的层面。当然,在他们看来,技术与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中国要想变法图强,不能点滴、枝节地变革,而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正如康有为所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57]从“小变”到“全变”,是维新运动对洋务运动的超越之处。甲午战后,在维新派的宣传鼓动之下,以日本为榜样的全面的维新变法,一时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甲午战后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法图强不只是康、梁几个维新派人物的呐喊,而是一时成为朝野的共识,尤其是一度引起了一些高层官僚的共鸣。如湖广总督张之洞有感于甲午战败,痛定思痛,认为:“泥法而流于弱,变法即转为强”,主张“变通陈法”,“力变从前种种积弊”[58]。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一批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如李鸿藻、孙家鼐、翁同龢、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政界要人列名维新派组织强学会,这对维新运动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对维新派也是采取积极接纳的态度,一举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从而轰轰烈烈地上演了“百日维新”的一幕。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了一系列的变法谕旨,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这些举措有的在洋务时期已经开始举办,有的则是全新的事项。大而言之,维新运动超越洋务运动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变革的全面性;二是变革已明确地指向制度层面。因此,无论在变革的广度还是深度上,维新运动都比洋务运动更进了一步。可以说,由洋务运动开启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在维新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同洋务事业举步维艰一样,维新变法遇到反对派的阻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慈禧太后并不反对变法,她起初对变法是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但是,康、梁维新派全变、速变的激进思想,尤其是以围园劫后的计谋将矛头直指慈禧太后的过激策略,使慈禧太后转而坚定地支持守旧势力。戊戌政变使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维新力量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转瞬间便烟消云散,只留下并未见诸实施的一纸维新蓝图。


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但宪政改革进展迟缓。事实上,在戊戌政变之后一段时期内中国政治虽然一度走向黑暗与反动,但是,当慈禧太后这位大清王朝的实际主宰者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于“庚子事变”中陷于绝境时,她不得不呼唤“变法”的亡灵。历史的嘲讽是无情的,反动派成了改革者的遗嘱继承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行在发布新政上谕,新政改革正式启动。清末新政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战胜俄国,标志着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立宪思潮在中国勃兴。中国是否实行立宪及如何立宪?慈禧太后派遣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到日本、欧美各国考察宪政。载泽等人回国后,奏陈立宪之利有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就是说,可以永保大清江山。这正合慈禧太后心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仿行宪政,开始预备立宪。对于慈禧太后来说,立宪的目的主要是维护大清王朝的皇权统治,因此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尤其不能有损于皇权。预备立宪以改官制为先,当编制官制馆奏请合并旧内阁与军机处以实行责任内阁制时,慈禧太后洞察到奕劻、袁世凯集团企图以责任内阁制分享皇权的阴谋,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否决,而仍然保持旧内阁与军机处的体制。立宪之要“预备”,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立宪的条件尚不成熟,必须要有一个准备与过渡的时期。至于这个时期究竟要多长,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清廷起初并没有确定一个期限,立宪派感觉遥遥无期,于是请愿要求确定召开国会的年限。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立宪清单》。《钦定宪法大纲》的主体是“君上大权”,明确规定大清皇帝是大清帝国永远的绝对主宰,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大清皇帝拥有大清帝国一切内政外交大权。其条文主要仿自日本的宪法,君主的权力在此得到最为充分的肯定。这是慈禧太后实行预备立宪的初衷与根本目的。《九年筹备立宪清单》规定了此后九年内逐步实行预备立宪的各项事宜,对预备立宪的进展作了一个总体规划。但是,这个九年的期限,与立宪派要求的两三年内实行立宪期望颇有差距。就在《九年筹备立宪清单》颁布之后不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政局大变,预备立宪仍在艰难地进行,但前途渺茫。


纵观慈禧太后时代中国近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是一个近代化的依次递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比艰难曲折的。洋务运动只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变革,经甲午战争检验,是失败的。戊戌维新指向制度层面,但被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所扼杀。清末新政由体制内变革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开始预备立宪,但最终并没有使大清王朝稳步地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慈禧太后以洋务运动的形式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但却以预备立宪的形式制约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与东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实现近代化的目标不同,慈禧太后时代的中国,无论是洋务、维新,还是新政,均没有使中国顺利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而是一再错失了近代化的机遇。


(四)“老人政治”模式的局限


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太后是与西汉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鼎足而三的政治女强人。她们是太后临朝称制的标志性人物,均为男权世界中女主政治的异数。所不同的是,吕后曾经企图变刘汉政权为吕氏王朝,武则天竟公然改李唐为武周并自称皇帝,慈禧太后则始终维护爱新觉罗氏的皇统不变。吕后与武则天的篡权均不可避免地难逃败亡的命运;也许是吸取了前辈的教训,慈禧太后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太后临朝称制这种独特的政治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如何评价慈禧太后的统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慈禧太后统治靠的是政治经验与手腕,她有传统政客老辣的政治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手腕。就政治经验来说,慈禧太后并不是天生的权谋者。辛酉政变的成功,激发了她的无限的权欲。在同治朝第一次垂帘听政,使她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比如她在处理与恭亲王奕的关系,以及重用汉族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方面,均能得心应手。她的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的去世,对她的打击是致命的。本来她已归政,但她的唯一的希望破灭,使她不可能再颐养天年。此后,她的全部精力均灌注于大清王朝的统治权力,一再临朝理政,欲罢不能。名义上在位30多年的光绪皇帝,实际上只不过一个傀儡而已。朝廷内外大臣如荣禄、奕劻、袁世凯、张之洞等,均无不俯首帖耳,甘心臣服。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她高超的政治手腕。慈禧太后惯用的统治术,就是善于利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凌驾于各派冲突之上,操纵其间,保持自己权势,以此维持政局的稳定。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的成功,就是利用恭亲王奕集团,而铲除了肃顺集团。第一次垂帘听政时,慈禧太后比较依重恭亲王奕;位居议政王与首席军机大臣的奕,起初并不把年轻的慈禧太后放在眼里,遂有居功自傲而尾大不掉之势。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太后略施小技,便去掉了奕议政王的封号,使奕稍有收敛。但是,奕势力对慈禧太后的统治始终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慈禧太后既要依靠和利用奕,又不能使奕集团势力过分膨胀。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又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之机,撤掉奕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换成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军机处,并谕命新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与醇亲王奕会同商办。实际上是用奕集团取代了奕集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后在荣禄的支持下发动戊戌政变,第三次临朝理政,荣禄一度成为其最宠信的大臣。荣禄去世后,庆亲王奕劻继而为首席军机大臣,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相勾结,形成当朝一种显赫势力。与此同时,朝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势力,以深受慈禧太后宠信的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为首,以两广总督岑春煊为奥援。奕劻、袁世凯集团权倾朝野,慈禧太后本想借助瞿鸿、岑春煊势力予以打击。结果出人意料,由于瞿鸿弄巧成拙,反而使奕劻、袁世凯先发制人地反戈一击,致使瞿鸿和岑春煊横遭罢斥和放逐。奕、袁集团因此而权势至于鼎盛,这是垂暮之年的慈禧太后不得不深以为患的。为此,慈禧太后采取了一系列抑制奕、袁集团势力再度膨胀的措施。首先,调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以分奕劻之权。其次,去掉袁世凯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之职,调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实为明升暗降之法。再次,又调张之洞入军机处,对袁加以牵制。慈禧太后煞费苦心,基本维持了光绪末年政局的稳定。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缺乏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识,她关注大清朝的皇位统治更胜于关注近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当洋务运动在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借师助剿”的过程中兴起时,慈禧太后也感性地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而对于洋务运动在技术层面的变革给予了相应地支持。当戊戌维新指向制度变革时,慈禧太后及时予以镇压。当清末新政发展到预备立宪阶段而走向政治体制变革时,慈禧太后游移持重,企图采取拖延战术,终于功败垂成。制度变革尤其是政治体制变革,是慈禧太后时代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在慈禧太后时代,清王朝的专制皇权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趋向之间有一个内在的紧张关系。慈禧太后关注大清朝的皇位统治更胜于关注近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因而始终无法突破其间内在的张力,也无法真正地迈出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的一步。预备立宪终于未能完成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转型,清王朝很快就在革命中覆亡。诚如第二次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曾所预言:“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59]不幸而言中,这真成了清末预备立宪结局的谶语。


可见,慈禧太后的统治,主要靠的是政治经验与政治手腕,是一种典型的“老人政治”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实际最高统治者没有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名分,靠个人的威望与影响力控制权力,在幕后操纵国家政权。这种政治模式,明显地表现出保守而缺乏远见的特征,可以维稳而难以开新。其实质是一种隐性专制政治,必然成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从而与政治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清末预备立宪举步维艰可为明证。清政府也因此付出了遭受灭顶之灾的惨痛代价。



原文部分内容以《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论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是非功过》为题,载《安徽史学》2014年第3期。


[1]藕香室主人:《西太后全传》,3~4页,上海,世界书局,1924,5版。

[2]天嘏:《满清外史》,见《满清野史》第2种,26页,台北,新兴书局,1983。

[3]金梁:《道咸同光四朝佚闻》,16~17页,“同道堂印”条,台北,广文书局,1978。

[4]《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卷346,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上,见《清实录》第56册,441、442~4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影印本。

[5]《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31,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月下,见《清实录》第59册,71页。

[6]《宣统政纪》卷1,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见《清实录》第60册,15、42页。

[7]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1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349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9]《庚子六月二十九日致上海英总领事》,见《张之洞致各省及外洋电稿》第1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甲182—30。

[10]《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见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辜鸿铭:《尊王篇》,见黄兴涛等编译:《辜鸿铭文集》上卷,21、23、32、33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12][美]萨拉·康格著,沈春蕾等译:《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311页,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13]德龄著,顾秋心译:《清宫二年记》,40、175、189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4。

[14][美]卡尔著,陈霆锐译:《慈禧写照记》,3、8、77~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15。

[15][英]濮兰德、白克好司著,陈冷汰译:《慈禧外纪》,254、264~265页,沈阳,辽沈书社,1994。

[16][美]何德兰著,晏方译:《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17]藕香室主人:《西太后全传》,1页。

[18]史泽生编著:《祸国殃民的西太后》,1页,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9]恽毓鼎:《清光绪皇帝外传》(原名《崇陵传信录》),见《满清野史三编》第2种,17页,台北,新兴书局,1983。

[20]《清朝野史大观》(一),“清宫遗闻”卷2,34页,“记满洲姑奶奶”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恽毓鼎:《清光绪皇帝外传》(又名《崇陵传信录》),见《满清野史三编》第2种,18页;金梁:《道咸同光四朝佚闻》,15页,“慈禧微时”条。

[21]天嘏:《满清外史》,见《满清野史》第2种,25页。

[22]藕香室主人:《西太后全传》,13页。

[23]藕香室主人:《西太后全传》,6~7页。

[24]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上册,136~138页。

[25]宝成关:《奕慈禧政争记》,208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26]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1册,379~3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7]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九日,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石印本。

[28]《翁同龢日记》第1册,383页。

[29]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4册,272页。

[30]经元善:《上总署转奏电禀》(1900年1月26日),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09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1]据中华文史网(http://www.qinghistory.cn);又载《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2]《清光绪皇帝死因真相大白:死于砒霜中毒》,见新华网(http://www.news.cn)2008年11月3日。

[33]参见徐彻:《慈禧大传》,290页,沈阳,辽沈书社,1994。

[34]《德宗景皇帝实录》(五)卷352,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下,见《清实录》第56册,565页。

[3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57、59、68页。

[36]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5,40~41页。

[37]康有为:《刘张二督致英沙侯电驳词》(1900年),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39~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8]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39]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2册,125、1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40]转引自吴嘉静:《章太炎斥西太后联语一则》,见俞炳坤等著:《西太后》,29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

[41]史泽生编著:《祸国殃民的西太后》,105~107页。

[42]转引自吴相湘:《晚清宫庭实纪》第1辑(修订本),88页,台北,正中书局,1982。

[4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7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

[44]《德宗景皇帝实录》(八)卷597,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见《清实录》第59册,892页。

[45][英]濮兰德、白克好司著,陈冷汰译:《慈禧外纪》,250页。

[46]天嘏:《满清外史》,见《满清野史》第2种,24~25页。

[47]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5页。

[48]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1887年),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25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9]印鸾章编:《清鉴》下册,65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5。

[50]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1页,“叙”,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影印本。

[51]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143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52]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1册,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3]《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奕等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2册,24页。

[54]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见《郭嵩焘诗文集》,19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4。

[55]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19~21页。

[5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57]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应诏统筹全局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197页。

[58]张之洞:《普天忠愤集序》,见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3辑(226),台北,文海出版社。

[59]《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十七日),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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