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圈生存状态调查:赚的没保姆多,压力比老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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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51岁的编剧莎漠(本名王冰)突发脑溢血去世,圈内再次哗然。

 

作家王佩沉痛缅怀这位“为写作痴狂一生”的好友,提及他在创作某部电视剧时“白天开剧本批斗会,夜里改剧本,一个月后瘦了16斤”,并被资方克扣30万,险些被剥夺了署名权。“这都是用编剧升高的血压,失去弹性的血管换来的呀!”王佩不忿。


▲编剧莎漠

 

业内常有“剧本,一剧之本”的说法,编剧作为“一剧之本”的创造者,是一部影视作品故事、人物和思想的源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现实中98%的编剧似乎都没有得到与此相匹配的待遇。

 

熬夜创作,透支体力赶工,健康无保障;精神压力过大,焦虑、孤独和抑郁相伴;署名权被剥夺,海报宣传被隐身;话语权太小,“阴阳剧本”常有,收入不稳……各种乱相频出,各种压力不减,编剧生存状态,令人堪忧。


扎心之问:编剧不就是瞎编吗?


作为影视剧的核心和灵魂,相较于主演、导演们逐渐放光的招牌,在幕后承担最重要、构建故事整体作用的编剧,名声却一直没有传到圈外。除了金字塔顶尖的“超级编剧”,大部分创作者都是寂寞、无人知晓的。

 

在“编剧帮”的一份街头采访中,80%的观众第一反应不知道编剧是做什么的,更有甚者给出了“编剧不就是瞎编吗?”的扎心之问,行业地位可见一斑。

 

这种现状一方面与国内近年某些创作生态分不开。2014年开始,“IP经济”下的“唯IP论”甚嚣尘上,随着IP的飞速盛行,市面上广为流传的只是哪些大神级原著作者的IP又被改编成了影视剧,而具体并不知道这些影视剧是由哪位编剧改编的。同时,传统编剧创作的原创剧本在强光对比下渐渐失了色彩。


 

2015年,在《原创与IP相煎何太急》的论坛上,原阿里影业副总裁徐远翔声称“阿里影业不会再请专业编剧来写剧本”,将IP、明星的概念及逆袭的可能性放在了电影前期筹划的重要位置。

 

尽管把一部IP成功改编为影视剧仍需要优秀、成熟编剧付出大量心血,但行业风向所至,大部分以IP为导向的影视作品还是偏向找年轻、便宜、经验浅的编剧。他们认为,已经有了受欢迎的小说,就不需要在编剧上浪费更多的成本,新手编剧的“优势”在于,他们在署名、报酬、执行层上更好“操作”,而那些贵的编剧就“不太好控制”。

 

制片公司这种“不纯目的”正是看中行业里,大部分新手编剧基于生存紧要的现实都会选择用不多的报酬代替署名权,乃不知两者都是编剧本身应享有的权利。稿酬、署名、宣传机会,这些听上去理所当然的东西,对编剧圈很多新人来说显得尤为艰难。



这几年,行业中也渐渐兴起一股“去编剧化”风气,除了导演、出品公司与演员,编剧在海报宣传中也被隐身。业内更爆出某导演的编剧流程:先找人聊天,谈一个创意出来,再请网络写手或新人写出几版故事;再把其中可用的亮点提炼出来,交给一帮编剧写初稿;再把初稿交给另一批编剧改二稿;再换一批编剧写三稿……最后成型了,再自己改一稿,片头只给自己署名编剧。参与创作的编剧们都不享有版权,对部分实在撇不开的编剧,才在片尾署名联合编剧或剧本统筹。

 

攒一个团队,完事儿后“单个击破”,最后制片人、导演或者责编代替编剧自己署名,这种事情在行业中已频繁发生。其实,除了新人编剧的不受重视,一批处于当打之年的专业和职业编剧也失去了不少创作阵地。


编剧窘境:半年写稿,半年讨薪


在从走出校门/入行到成为一名真正的编剧之间,每个人都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无人知晓本已不易,对于大部分初级编剧来说,获得稳定收入比署名还要更难。

 

当编剧处在摸索行业的初级阶段,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行业需求尚无准确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也没有稳定长久的合作对象,四处给人写剧本,写大纲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确保收入和保证“即使一个项目黄了,手里也仍有戏可写”的状态,常常要同时接下多个剧本,甚至会出现几个编剧互相“串活儿、救场”的情况。


 

在这种势单力薄单打独斗的境遇下,不少新人整天埋头机械写作,沦为廉价的创作机器在底层苦熬。他们为“黄了”的项目失落,在一次次被压价、扣稿费、反复修改无果下,身心、精神遭受重创。

 

而作为无名之辈稍稍进阶,跟到一个有活儿的大编剧做“学徒”就算是幸运的。但是,行业内“枪手”和主笔的酬劳差异很大,撰写故事大纲和框架的主笔编剧一般能拿到20—30万一集的薪酬,而负责给大纲丰富细枝末节,填情节写故事的枪手却只能拿到约5000元一集,二者酬劳相差60倍。并且,由于编剧行业整体拖欠尾款,项目被悬置难结稿酬成为常态,这些微薄的收入也不能有稳定保障,半年写稿、半年讨薪的窘境时时都在发生。

 

除了个人的“荣辱兴衰”,隐没在镜头之后,收入并不光鲜的编剧们抵御行业风险的能力无疑更弱。今年5月份,由崔永元事件引发的演员限薪令、税收监管等一系列政策像蝴蝶效应一样,让上游的资本由争相进入变为消极观望、退出。资本萎缩,剧组开机数量断崖式下跌。



这样一来,大多数本来“赚的还没保姆多”的初级编剧,如今面临着IP降温、工作机会减少,收入下滑、补税等一系列实际问题,身处寒冬中的焦虑尤其更甚。他们表示,现在不仅没有稳定收入,每个月还要自己交社保,这次补税就是雪上加霜,“一朝回到十年前”。

 

本就不够健壮的编剧行业,大批新人将倒在这新一道门槛面前,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署名与否:编剧都不该成为背锅侠


现今,国内大多数编剧的创作模式为“委约制”,片方往往本着“市场先行”的原则,要求剧本按照某种特定的路线进行操作,编剧接受“命题作文”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剧本。

 

而当剧本创作沦为写“命题作文”,就意味着编剧的原创力、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创作话语权小很多,剧本动辄大修是常态,署名随意且不规范,到最后,还要由编剧来背负剧作不佳的骂名。

 

今年夏天,热播剧《香蜜沉沉烬如霜》引无数“香蜜女孩”原著粉追捧,但后半部分男一女一戏份锐减,“润玉传”剧情遭连番吐槽,观众的质疑也牵出了编剧与制片方的口水大战。执笔编剧张鸢盎称,片方启用责编团队对剧本进行“加戏注水”的大量修改,揭开了行业“阴阳剧本”、“剧本注水”等内幕。

 


不仅张鸢盎,有《花千骨》、《战斗吧,阿部!》等多部代表作在手的知名编剧饶俊也在项目临开机遭遇了“阴阳剧本”事件。他称,自己已经向项目主投方递交了全部的剧本初稿,在与导演商定好剧本修改稿的进度之后,导演组还是“明修栈道——让我继续修改剧本,暗度陈仓——继续创作他们跟我和原著小说完全不一样版本的剧本”。饶俊说,整个过程,自己一无所知。

 

导演组、片方的“阴阳剧本”行为让创作者得不到基本的尊重,而演员随意更改编剧创作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双宋之争”犹在眼前。2014年,宋方金发文爆料宋丹丹在拍戏时随意改动台词,不尊重编剧创作,随后宋丹丹回应修改台词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剧本里的台词并不适合她的角色,此事孰是孰非到今天还没有定论。

 

对于这桩演员动编剧“奶酪”事件,宋方金总结到:每个人都有一把尺,拿自己的尺去衡量别人,肯定会有不正确的地方。都不容易的编剧与演员,为何不能相互了解与尊重呢?


▲“双宋之争”掀起圈内创作权热议

 

编剧汪海林同样面临着大牌演员带私人导演、编剧进组给自己修改戏份的情况,他编剧的某部剧中秦朝人读三字经、汉武帝以后才有的欢呼语“吾皇万岁万万岁”、三国时期才有的典故“刮目相看”都过早出现,遭网友疯狂吐槽。汪海林表示冤有头债有主,拒绝替剧组背黑锅,“网友骂哪段,我就贴哪段原剧本”。他还透露,演员因背不下台词要求编剧重写更是见怪不怪的行业顽疾。

 

而本是术业有专攻的工种,放眼“编剧为大”的日韩、北美,整个制作团队对于编剧的尊重和推崇是毋庸置疑的,编剧们有决定和否定演员的权利,金牌编剧片酬甚至比演员还高。


对于中国编剧而言,未来之路,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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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院校开设电影专业,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全国有300多所学校在招收电影专业,每年涌入社会的相关专业毕业生逾万人。


与2017年国内年产量近800部故事片相伴而生的是,相当大一部分影片品质粗劣,难以收回成本,更有不少未及上映就胎死腹中。究其原因,除了资本盲目涌入导致一些项目匆忙上马、准备不足以外,剧作层面存在的疏漏也是重要原因。


业内常有“剧本是一剧之本”的说法,编剧作为“一剧之本”的创造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国内编剧的成长路线基本有两种,一种是科班院校出身,毕业后勤恳努力,最终成长为真正的编剧;另一种是“半路出家”,机缘巧合下走上了编剧的道路,其中又以作家(包括网文写手等)转行编剧居多。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遇到可能成为编剧的“机缘”,更多对这一职业抱有理想和期待的青年人通过高考进入科班院校,为自己的编剧生涯打好前站。不同于明星的光鲜,这些刚入行的初级编剧们恰似一颗颗等待雕琢的原石,到底是璞玉还是顽石,都等待着市场的检验。


记者采访了12位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多所全国专业影视类艺术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他们在毕业后甚至是求学期间就已经开始了编剧相关的工作,这群刚刚踏入行门的初级编剧们褪去了令人欣羡的名校光环,在行业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行之路(或许是因为尚未有知名代表作而对当前的自己不够满意,又或许因为除了岗位规定的写作,还在外兼职写剧本等原因,这十余位初级编剧竟无一例外要求使用化名,记者答应了这个并不过分的请求)。


在采访中,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田卉群(编剧代表作《神探狄仁杰4》)等高校老师和知名编剧汪海林(代表作《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3、4》《神医喜来乐传奇》等)都非常重视初级编剧的“传帮带”。


编剧的成长之路充满坎坷,但师长的关切和行业前辈的指导给了这些初级编剧无限的鼓舞与力量。恰如田卉群所说,“学生是有写作梦想的,只要被激发、被鼓励、被扶持,就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梦想,给予他们走下去的信心”。



培养

高校“传帮带”

初级编剧的第一块敲门砖


高校在编剧培养过程中的“传帮带”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在采访中用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一再强调传承电影技艺和品格的重要性,他从三个方面分享了电影学院的电影教育改革方向:“当前电影人才培养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越来越专,工匠精神就是指这种专业的精神;第二,越来越复合,我们需要懂科学的电影家、懂电影的科学家,电影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技术的进步推动它的产生,一百多年来从无声到有声、从胶片到数字、从2D到3D,现在技术发展非常快,需要培养电影复合型人才。


专业化、复合化、国际化这三个是未来电影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力点。”在编剧人才的培养上,侯光明口中的“专业化与复合化”体现为不仅是文学系学生在写剧本,“导演系、表演系甚至是摄影系的学生都会要求剧作训练”。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知名编剧田卉群在采访中介绍北师大在编剧培养过程中的“传帮带”方式主要有两种,“老师带学生写剧本入行和通过剧本大赛的方式进行扶持”,她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两种扶持方式,“我们编剧的培养目标目前是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老师自己写剧本的话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带学生进入这个行当,比如我自己就有7个学生跟我写《神探狄仁杰之情花金人案》,他们毕业之后主要都进入电影编剧以及创意策划等行业。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也是我们北师大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通过青年剧作扶持计划的方式发掘和培养编剧,十年来,每年我们都面向全校征集电影剧本大纲,在大纲入围后会有专业的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孵化培育,进入成稿阶段。北师大非常重视编剧的选拔和扶持,今年我们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也增设了剧本评选单元。”


恰如田卉群所说,“北师大在文学创作上有深厚的积淀和传统,我们的学生是有写作梦想的,只要被激发、被鼓励、被扶持,就能够会激发出他们的梦想,给予他们走下去的信心”。那些对编剧行业充满热情的青年人经过专业院校老师的悉心培养,有意愿和有能力成为编剧的同学已经拥有了入行的第一块敲门砖。


入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

初级编剧何处求索



初级编剧们在走出校门和成为一个真正的编剧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知名编剧汪海林(代表作《楚汉传奇》《神医喜来乐》《铁齿铜牙纪晓岚3、4》等)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年轻人进入社会最重要的是机会”,他指出了两种初入行编剧的成长方式,“跟着一个编剧师傅带你”和“自己写的剧本得到资深编剧或者业内大佬的赏识,进而愿意让你参与他们的项目”,而无论是走那一条路,“总是要一步一步成长,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放弃一个想法就是你初出茅庐,自己想了一个故事,希望可以说动一个公司为你投资拍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发生了。现在一个项目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可能是一场生死抉择,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为什么都投资给一个新人编剧?你的故事足以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一上来就把他的身家性命押宝在这上面吗,你的故事有这么大的说服力吗?所以青年编剧不要老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当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以后你就明白了。



北京电影学院2013届毕业生邱泽文(化名)在入行之初就选择了汪海林所说的“找个编剧师傅带着入行”的方式,而他甚至更进一步,直接成为了某电视剧编剧的幕后“枪手”,邱泽文告诉记者,“这个编剧并不算著名,但是找他写电视剧的从来没少过,电视剧的需求量比电影大太多了”。


谈及合作方式,邱泽文告诉记者,“大编剧拿到整个剧本出完大纲后会直接分给我5-10集,主要是因为上学时候就认识这个人,跟着他写”。做“枪手”的两年间,邱泽文说平均下来自己并没赚到钱,反而经常会因为迟迟不发的稿酬而与编剧“大吵一架,然后等到下一次他又找我写戏的时候,会把上次欠我的钱结清”。两年后,邱泽文厌倦了作息不规律的“枪手”生活,入职儒意欣欣影业,成为一名影视策划。


能够成为汪海林口中“剧本得到业内大佬赏识”的初级编剧无疑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17届毕业生小白(化名)就是这类幸运儿,她的研究生毕业剧本在毕业前后被某机构以7万元的价格买下。


虽然是投拍为小成本数字电影,但迈出第一步之后,编剧之门就已经打开了。小白此后进入了一家国内知名广告公司下属的影视研发部门,成为一名不用坐班且有正常月薪的原创编剧。


从保护个人著作权和署名权的角度,汪海林并不建议编剧们从事“在公司正常领月薪的编剧,因为做一个拿月薪的编剧意味着你可能会没有著作权,而你的劳动是一种创作,著作权对一个编剧来说很重要。当然,如果一个公司的月薪只是一个工资而不是包含你的著作权的话,还是可以的”。


确如汪海林所说,能够跳脱于这两种工作成长方式的初级编剧并不多,纯粹为个人理想而坚持独立创作的自由编剧确实存在,但“并不算太多”。


田卉群在谈到一直坚持独立创作的毕业生时,感慨着“有的孩子深夜给我发微信,诉说他们的辛苦,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劝他们再坚持一下还是就放弃吧”。


在一瞬间的失落之后,田卉群又恢复了轻快昂扬的语调,“我一直觉得年轻人走出校门后适应这个社会是好的,确实要学会很多与不同部门沟通的技巧和能力,要会变通,但同时我也希望,搞创作的年轻人还是要葆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在。”



生存

抑郁与焦虑,脑洞与创意


与已经拥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行业大编剧们不同,刚入行的初级编剧尚处于摸索适应期,很容易在外界的质疑和称赞中陷入极度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之间,反复煎熬。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整日在家埋头苦写的自由编剧而言,更可谓是家常便饭,“还经常伴有失眠、抑郁的症状”。


芋儿(化名)在研究生阶段曾在迪士尼中国分公司实习近一年,全程跟完迪士尼中国的第一部华语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但在临近毕业时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顺利转正,在那之后芋儿面试了多家影视公司,一心想做编剧或者影视责编的她,因未能找到合适岗位而做起了自由编剧。


毕业后接手的四个项目,有三个因为外部原因中途夭折……芋儿在采访中说:“真的就觉得人生毫无希望了,每天无来由的只想流泪,去医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院看过以后确诊了中度抑郁症,强撑着把第四个项目的剧本做出来5集,实在撑不下去了,严重失眠、抑郁,最后只好把项目交给一起做的学姐,打算自己休息一段时间。”


初级编剧中,像芋儿这样患上抑郁症的并不在少数。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17届戏剧影视学19名毕业生为例,当前患有轻度以上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的达5人之多,占比超过25%。



抑郁症在初级编剧中并不新奇,汪海林也意识到了初级编剧的心理压力问题,他在采访中表示:“现在年轻的编剧中需要心理建设的特别多,很容易有抑郁的倾向,得抑郁症的也很多,心理承受力差是他们突出的缺点。但是编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每天都会受到质疑的职业,这是它的职业特性。来自不同人的质疑甚至是推翻,这都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编剧一定要有坚强的神经才能够从事这项工作。


芋儿调养一段时间之后暂时放下编剧梦想,去了一家西餐馆做学徒,她告诉记者:“还是想要继续做编剧的,但可能不是现在,等过一段时间,精神状态更好,会继续开始写剧本,写一些自己一直想写的东西。”


不止抑郁,焦虑也是初级编剧的日常状态之一。80后知名编剧柏邦妮(原名张姗姗,代表作《红楼梦》2010版等)在采访中回忆自己的初级编剧生涯,“刚入行的时候,心中时时充满焦虑,担心手里的项目会黄,担心没人找我写戏,四处接活儿,什么样的本子都写,我们有句话叫做‘狗揽八泡屎’。”


柏邦妮说的几乎是大多数初级编剧的心理写照。初级编剧尚处于摸索行业的阶段,对自己的能力和行业需求尚无准确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也没有稳定长久的合作对象,四处给人写剧本、写大纲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确保收入和保证“即使一个项目黄了,手里也仍是有戏可写”的状态,常常同时接下多个剧本,甚至会出现几个编剧互相“串活儿、救场”。


在采访中,这种情况涵盖了多位初级编剧,尤以自己接活儿的初级自由编剧居多。王格、李腾、岩岩、邓大乐等多位初级编剧都承认自己在焦虑中“过了一两年这种四处接活儿的日子”。


在排除情绪上可能产生的巨大波动之后,初级编剧的学习能力、创意能力和“大开的脑洞”等特点,都为这个行业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田卉群在采访中一再强调“要重视和保护学生们的个性,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意非常宝贵,经常会打破资深编剧一些惯有的思维定势,展现出很强的创造力。有时候做老师久了,一些想法会有局限”。


面对这些“局限”,田卉群的做法是向比自己更年轻更有朝气更有创造力的学生“取经”,“我会问他们近期最爱看什么电视、什么电影,他们是学生,也是年轻的主流观众群,学生的想法和创意是很飞扬的,有时候甚至会脑洞大开。”


初级编剧的创造力同样也得到了汪海林的肯定,“新人编剧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有时候会很难接受批评,需要不断鼓励,这都是现在年轻人的特点;但同时,他们非常聪明,如果能够自我调整的话进步和成长都会很快”。


抉择

署名易得,片酬难求



与明星的片酬报价经常保密一样,编剧的片酬也常常是一个从不宣之于口的话题,但与明星们担忧“天价片酬”惊呆路人所以秘而不宣不同,刚入行的小编剧们不提稿酬的原因一方面是文人墨客羞于谈钱的文化传统使然,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片酬低到怕人见笑而羞于开口。在对十余位初级编剧的采访中,仅有两位初级编剧明确透露了自己曾写过的项目的稿酬。


邱泽文思索再三后告诉记者,“当时接戏、署名的大编剧一集至少在10万-15万,每集他会给我两万,但拖欠稿酬是一种日常,每次都是该写下一集的时候才给上一集的钱,还有很多时候一拖就是几个月、大半年”。


面对这种“时断时续”的稿酬支付,邱泽文毫不讳言自己经常处于“暴富和暴贫之间,顺利拿到钱的时候就去国外玩一圈,最穷的时候有大半年没有进账一分钱,连房租都是找朋友借的,每顿饭都自己在家做,不是为了健康,是叫不起外卖”。


相对于邱泽文“暴贫暴富”的生活,毕业后做了一年自由编剧的王格则经常处于“上顿不接下顿”的困境之中。王格告诉记者,“毕业后的一年中只接到两集电视剧,还是同门师姐看着我实在活不下去的份儿上,分给我两集,这种算是编剧行当最末端的外包了吧,每集七千块。”在写完两集电视剧之后,王格结束了自由编剧,转而去一家影视公司做起了剧本策划,每月近万的月薪让她脱离了“毕业后一直在花家里钱,每晚焦虑到失眠”的状态,她对自己当前的工作“觉得比较满意”。


在整个采访中,许多位初级编剧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在经济的窘迫中还经常伴随着各种情绪问题,但除了芋儿之外,十余位受访者都没有透露出离开编剧行业的计划,甚至芋儿也一再表示会在合适的时机重新回到编剧行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创作的“热爱与享受”,对未来前途的期待更是这些初级编剧奋力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确如资深编剧柏邦妮所说:“编剧是个苦行当,经常被人骂,编剧和小说家都是构建一个世界,但小说家基本都有人喜欢,而编剧则每一步都会面对大量的批评和意见。而相对来说,编剧又是所有写作者里活得最好的。”


与明星动辄数千万的片酬不同,初级编剧写一集电视剧的价格在2000—30000元不等,价位的浮动取决于编剧的写作能力和“业务能力”,一般来说,组成一个编剧团队的初级编剧能够比单打独斗的初级编剧们拥有更强的项目招揽能力。



今年是作家转编剧的闫世盛入行的第四年,随着2015年影视行业大热、网络大电影和网剧崛起的契机,闫世盛转型成为一名编剧,短短三年中先后创作了《我的前任是僵尸》、《怨念旅馆》系列、《天师伏魔》系列、《艳尸猎手》、《我是路人乙》等多部网络电影,在爱奇艺、优酷等播放平台收获超高点击量,成为行业内炙手可热的编剧。


在采访中,闫世盛向记者透露了他的工作方式是“团队协作”,而团队中另一主力则是他的妻子,“我跟我的爱人是一个编剧团队,她写过很多剧本,质量远在我之上。我们俩相互批评,共同进步。夫妻档有很多的好处,男女思维互补,24小时待机,随时开会,人物更立体,故事线也更强大。但也有一个弊端,容易就剧作发生争执,同样也是24小时待机,随时开战。”或许是应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俗语,闫世盛和妻子组成的“夫妻档”一直保持着超强的“战斗力”,三年中已经有7部(网络)电影面世。


作为一个成功走上进阶之路的自由编剧,闫世盛告诉记者,他们的薪酬机制一般属于“年薪制”,他向记者总结了他对编剧行业的看法和体会,“编剧这个职业不是工薪族,按月拿工资的编剧也不是自由编剧。我和我认识的编剧朋友们大多都是年薪制,也就是看这一年写了几部电影或电视剧,收入情况如何。所以几个月拿不到钱的情况在编剧行业里很正常。有点类似于古玩行业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又不完全像,因为编剧凭的是真材实料,古玩出现的赝品、水货在这里完全行不通”。


相较于王格、芋儿、邱泽文、岩岩等刚走出校门或是刚入行的初级编剧,四年打拼让闫世盛更加从容和理性,而就生活本身来说,显然,闫世盛当前稳定可持续的影视项目与较为可观的收入就是那些初级编剧们对自己的短期期许。


在行业内,“枪手”的界限一般在有无署名权上,像邱泽文那样没有署名的枪手编剧并不在少数,甚至一些跟随行业大编剧做“学徒”的初级编剧,也都未能得到署名的权利,很久以来,“枪手”一直这属于行业的灰色地带,业内人士的态度也都模棱两可。汪海林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枪手”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写出一个故事甚至一个剧本,找到好的导演甚至演员明星,并被大公司看中,他就不需要做枪手,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还是要找到一个成长的渠道。”


对于初级编剧这个群体来说,相较于片酬,当前更多初级编剧并不太计较署名,在二者选其一的情况下,不少人选择了片酬。


岩岩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毕竟生存是第一要务,写一个网大或者在几十集的网剧中写了五六集,片尾数不清的文学策划或者编剧中有一个看不清的小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相对于网大、网剧,初级编剧们更看重电视剧尤其是电影的署名。而随着行业良性发展,更多影视公司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也更加愿意为初级编剧署名,以促进长期合作,片尾字幕中经常出现的一长串编剧、执行编剧、分集编剧名单也正是由此而来。



曙光

剧本大赛成为初级编剧前路上的一道光


目前全国每年有各类剧本大赛数十个,主办方涵盖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多个不同主体,每年有多位青年编剧在这些大赛中被发掘,作品被投拍。不同于在行业中“熬资历”,也不同于“做枪手”,种类繁多的剧本大赛为刚入行的初级编剧们提供了一条直通银幕的展示途径。


恰如汪海林所说,“编剧这个行业是最公正的,可能一个很优秀的演员没有机会就出不来,但编剧这个行业至今为止还没有怀才不遇的人。因为文字就是你的实力,一个编剧如果真写得好,一封自我推荐信就一定会打动阅读的人,剧本的第一场戏就能够让一个资深的从业者看到你,那么你就成功了。你完全可以依靠你写的一个剧本,获得业内人的赏识。”诸多初级编剧包括相关专业的在校生都通过剧本大赛的方式得到了“被赏识”的机会。



侯光明在采访中介绍了北京电影学院在电影剧作和拍摄方面最新启动的扶持计划,“为提高学生创作水平,我们启动了‘电影新人成才计划——研究生长片毕业作业’和‘冲奥计划’,更多在校学生的作品在各大电影节展崭露头角,年均参加约90个电影节,参展参赛与获奖累计约350次。”


田卉群也一再强调北师大在提升学生剧作能力上非常重视剧本大赛的作用,“我们认为剧本大赛是非常好的实践和锻炼形式,在主管部门一年一度的“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暨青年编剧扶持计划)之外,我们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又推出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剧本大赛,同时,我们会定期邀请一些行业中的资深校友回校与师弟师妹们交流,对在校生的优秀剧本向业界进行推广。”


在多个剧本大赛的扶持下,许多优秀编剧新星被挖掘出来,田卉群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从青年编剧扶持计划中脱颖而出的几位学生,“2016年贺岁档上映的电影《少年》,这个剧本就是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卢文莹在读期间通过剧本大赛被业界发掘的。还有一个叫王莉的学生,七八年前她的剧本被海润以20万的价格收购,后来她一直在自己做编剧。包括被大赛发掘的王子,他也一直在业界写作,后来还获得了夏衍奖的一等奖……”


在夏衍奖、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创投单元、青葱计划、腾讯nextidea编剧大赛、香蕉计划、坏猴子计划等数十个颇具影响力的编剧发掘计划层出不穷的当下,汪海林所说的“没有怀才不遇的编剧”正在成为现实。


即使在生活和创作中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青年编剧们也一直在积蓄能量,等待发光的刹那。恰如田卉群所说,“凡是在业界努力坚持的,都没有放弃”。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李腾在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获奖所得的项目资金仍迟迟未到,但他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他作为导演和编剧的第一个院线电影即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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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岁以上成熟编剧屈指可数的情况下,市场最期待的是年轻编剧迅速成长。然而,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一线年轻编剧,他们给出的答案却出奇一致:编剧这条路,真不是想象的那么好走。

新人编剧入行

“枪手”几乎是必经路

许多新人编剧接触这个行业,往往是从当“枪手”开始的。一般来说,编剧找工作有两种方法,一是自己写,然后卖给投资方;二是委约,也就是写片方要求的东西。相比于资深编剧,新人编剧并没有太大选择权。不少高校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在读学生,有些通过师哥、师姐“接活儿”,有些则跟着一位较为资深的编剧“师父”写,无论哪一种,当“枪手”几乎都是新编剧的必经之路。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在校学生来说,如果师哥、师姐也是“枪手”,那师弟、师妹们就成了“枪手的枪手”。在凭借《太子妃升职记》出名之前,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90后编剧尚梦璐也当过所谓的“枪手”。她从大二就开始写剧本,“师哥、师姐忙不过来,就让我们帮忙去写。”在她看来,新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刚出道的时候大家都看中机会,就当学习锻炼了。”

对于“枪手”的价格,尚梦璐透露,“以电视剧为例,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一般能拿到3000元至6000元一集,已经有一两部作品的编剧大概在8000元至10000元一集。”而“枪手”和挂名编剧的分成比例也十分悬殊,“枪手”一般只能得到稿酬的十分之一。如果是“枪手的枪手”,还会再折价,几乎处在编剧行业鄙视链底端。

有数据显示,目前超过70%的网剧有两个以上编剧署名,平均署名人数是3.3个;在电视剧中,编剧团队集体创作的占据47.5%。“编剧帮”创始人杜红军指出,从创作角度说,新老搭配不失为一种平衡速度和品质的好方法。不过,也有人这么比喻:一个大牌编剧去投标拿“工程”,然后再转给“包工头”(二线编剧),“包工头”再转给下一级“包工头”,转几手之后,最终到“枪手”编剧……

不止一位年轻编剧指出,编剧并不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职业,当前的年轻编剧从业者中,至少有一半此前并不是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北京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编剧杨卓凡直言,当时班上20多个同学,最后选择编剧为职业的只有十分之一。她的观点是,科班出身并不能保证什么,非科班出身的成为大牛的大有人在。

编剧是体力活

规律作息延长职业生涯

编剧的日常并不轻松,写剧本、拉片学习、看小说学习,分析市场、观众喜好、题材方向,整理选题、开发选题都是必修课。编剧“小丑”从业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她非常认同的一点是,创作这种事,大部分是在做无用功,“市面上有很多教人写剧本的技巧书,但是真正写剧本的时候那些技巧能用上的很少,打个比喻,写作就是挖玉的过程,书上会告诉你什么是好玉,但是挖的过程是没法教的。”

很多人以为编剧是昼伏夜出的职业,因为往往到夜间才有灵感,实则不然,如今不少年轻编剧的作息习惯非常规律。已经有《新红楼梦》《花木兰》等多部代表作的编剧柏邦妮就几乎不熬夜,因为“编剧是一个体力活,一定要保证职业水准”。在她眼里,职业编剧没有灵感要写好,有灵感要写得更好,“我一般是早上起来写,脑子最清楚,写到中午就停笔。”杨卓凡写电视剧剧本也有自己的节奏,“6天一个周期,4天写一集,2天和导演探讨,工作基本是朝九晚五。”

事实上,编剧行业工作强度巨大,原因正如编剧“齐加油”所说,编剧这一行想要出人头地没有十年磨砺基本没戏,而这十年也并不是窝在地下室和八人间的青年公寓熬过去就可以的,恰恰相反,编剧的创作需要舒适与稳定的环境,而且需要稳定的上升空间。

从小媳妇慢慢熬成婆,是编剧行业残酷的现状。“齐加油”的描述很有代表性——刚毕业你可能做“枪手”,在北京饿不死;跟了两年,你一集可以拿到1万5了,租的房子也从“隔断”变成了公寓;但你依然没法独立接活儿,大纲拿不下来,资历又不够;于是继续熬,又过了几年,每集报酬涨到3万-5万,也有了署名,生活基本小康,很多活儿来找你,你也忙得焦头烂额,但想真正出好作品,至少还得五年。此外,年轻编剧并不是一直有稳定的工作邀约,杨卓凡就经历过“大小年”的情况,“入行第一年薪资很高,第二年反而很低。”

给编剧寄刀片

观众可能不了解幕后

伴随网剧市场繁荣,这几年观众口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给编剧寄刀片”。

网剧《你好,旧时光》最后两集播完后,网友要求将这两集下架,并向他们道歉。编剧“卓越泡沫”在讲述这段经历时很委屈,“网友对剧情不满只找编剧,一天给我发了三千条信息,甚至有孕妇观众表示看了最后两集不开心,恐怕要早产。当时后期团队已经解散,导演在度假,只能赶紧联系导演,让后期团队回来加班,把播出的两集下架重新剪辑,最终改成了网友期待的结局重新上线。”

事实上,目前的网剧已经出现了边剪边播的模式,《暗黑者》就采用这种模式。该剧编剧张鸢盎直言:“上集观众的反馈对下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是传统电视剧无法实现的。”她也介绍,影视剧作品是各部门通力合作的工程,编剧轻描淡写几个字,也许会让拍摄难度大增,因此我们正在尝试流程上的变革。张鸢盎的另一部作品《沙海》,导演全程参与剧本创作。

不过,喊着“给编剧寄刀片”的观众,可能并不了解这个行业的复杂。在影视产业各个环节,作为第一环的编剧反而是最弱势的。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可谓司空见惯,用“齐加油”的话说——反正只要有钱,或者能拉到钱的,就有资格对编剧指手画脚,对剧本提各种奇怪的要求。

一个积极的变化是,从2016年开始,国内陆续出现编剧经纪平台,由专业的编剧经纪人来帮助编剧处理创作之外的事务。每个平台都有自身优势,以“编剧帮”为例,主要业务包括编剧委托创作、剧本原创代理,该公司经纪总监訾秋月介绍,“编剧愿意签在某个经纪平台下,一定是这家平台能够给编剧提供保障,这个保障包括从前期了解项目,精准评估,到商务谈判,以及提供财务和法务方面的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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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京城编剧生存实录:熬,入行十年,仍是新人



提到影视圈,一个再外行的人,也能够说出几位知名导演的名字。但也许很多人,连一个著名编剧的名字都说不上来。

很多在社交平台、媒体上拥有话语权的大编剧,隔三差五就要出来声明一番,拥有原创能力的编剧,对中国影视行业是何等重要。




▲一部讲述编剧生活的电影《改编剧本》,图为剧照


北京或许拥有全国最多的编剧。有个段子,说在百子湾一带,扔十颗石头,就能有一颗砸到编剧。但和同样聚居于此的小演员、小模特不同,你很难从人群里分辨编剧的气质。从事影视工作的上游环节,他们的生活往往更纯粹,与普通人无异,因此难以将这个群体的特征标签化。

和编剧聊天是很容易的,他们大多数人没有镁光灯给予的光环,同时与声色犬马的名利场保持着一定距离,言语更加直接朴实。

红星新闻耗时多日走近多位编剧的生活,这三位入行10年左右的编剧,对自己的定位仍是“新人”,“年轻编剧”,“抱着学习心态”,哪怕名下已有编剧公司,始终谦逊。

这几年,网剧崛起、IP改编从红到黑、视频平台从开放到收紧,三位入行十年,身在京城的编剧,裹挟其中,在行业的变幻莫测里,经历着各自起伏的人生。

以下,是三位入行超过十年的“新人编剧”自述。





写完这部偶像剧,我头发几乎全白了

自述人:杨哲

北京人/科班出身/入行十年+代表作品网剧《法医秦明》

看履历的话,一眼扫过去,我像是一个一路顺风顺水的圈内人。十几岁出书,本科中戏,赶上了行业的好时候,参与编剧了热门悬疑剧《法医秦明》,自己工作室推出偶像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播出后长期占据网络热搜。

但其实,顺利是不存在的,我诉苦的话更多。




▲《法医秦明》海报

我今年36岁。实际上我比韩寒出书都要早,但人家早就出名了,而像我这样规规矩矩去专业院校念书的人,很多人一路越来越默默无闻。

记得大四的时候,每天都有一堆活找上来的。当时看李安的采访,这位华语电影圈神一样的人物,说自己在家做了七年菜。我当时觉得,李安运气真是不好。你看,我大四的时候,就各种片约不断了,肯定很快就能混出来。我当时充满信心,“不出两年,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很牛的编剧。”

后来,单是这句话就想了十年。

我是写悬疑小说出来的。但就在我大四那年,出了一个新规定——类似题材没法进黄金档。

题材类型缺乏的时代,最繁荣的是家庭伦理剧,比如《媳妇的美好时代》之类的。当时我没活儿干,但求生欲很强。于是恬着脸跟甲方说,我特别擅长写婆媳剧。显然,没有人相信一个刚毕业的小毛孩能写婆媳剧。

实际上,我还真写过一部。当时有个制片跟我说,你就写吧,我们已经在跟韩国那边谈版权了。他的口气,好像版权已经是煮熟的鸭子了。于是我就开始写了。写了快半年,制片告诉我,版权被另一家公司拿下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写了几十万字了,制片方只给了我五千块钱。

有很长一段时间,靠写剧本的话一年只能赚两三万。最惨的一次,是在一个知名大编剧手下做小编剧。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30集分集,一集一千五百字,一共写了四万五千字。最后大编剧给了我3000块钱。本来是说一集给5000块钱,但他说,你写得不好。

那是一个很有名的编剧,开着豪车,他那间办公室大到什么地步呢?你需要拉开门,走两分钟才能走到他桌子前。然而,我写了这么一部戏的分集,就给了我3000块钱。

最让我愤怒的是,最后他竟然按我写的剧本给拍了,当然,也没有给我署名。

总之,大学毕业之后的十年,我一直在专业领域里到处碰壁。同时,这十年里,也干过各种不靠谱的事儿。我曾经想过去当一名萨尔萨舞(拉丁舞的一个分支)教练。因为在一些规格挺高的比赛得了奖,我当时非常得意,一度想放弃编剧职业,去跳萨尔萨舞。当时想,去跳舞的话,每个月还能有七八千的固定工资,总比我当编剧赚得多一点。

一晃眼到了2013年左右,市场开始好转,我也签了一个大公司,编剧事业开始步入正轨。

总之,我之所以没有转行,主要还是生存问题不算迫切。我是北京本地人,省去了交房租,我爸妈也还可以养我。

实际上编剧本身就是需要“养”。很多专业编剧,刚毕业的时候22岁。那个时候确实写不了什么,经验和阅历都不行。所以这段时间,会有很多人转行。我中戏的,也有很多同学完全不干这行了,毕业后去开物流公司的都有。

我的编剧工作室,规模算大的,目前有40多个人。一家以编剧、剧本为核心的公司,要走得长远,需要去尝试各种题材。所以才有了现在热播的这个励志偶像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赵丽颖的这条爱情线,完全由我们团队承包的。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海报

《倾城》也是个熬人的活。做的很急,很累。尤其是心累。等到完全写完这部戏后,我头发几乎全白了,后来吃了好长一段时间黑芝麻才养回来,还好它只是个爱情片。

只要你方向没错,没浪费时间,最终你还是会超过其他人,变成那个领舞的。入行十几年,但就作品而言,我依然是一个圈内的新人编剧,最大的向往和愉悦依然是“能够出一个牛的剧本,震死你。”

圈子里,我特佩服两个前辈。一个是张黎导演。60岁了,面色红润,还不断尝试做一些别人没做的事,冒各种风险,从来不畏惧失败,满脑子想的都是创新。另一个是赵宝刚导演,每次拍戏都冲锋在前,事必躬亲。没事还自己熬夜剪片子,永不知疲倦。

执着和勤奋,希望能一直陪伴我走下去。




▲电影《改编剧本》剧照




在新加坡小有名气,北漂后要父母接济

口述人:辛佳(化名)

新加坡编剧/科班出身/入行10年/北漂两年

如果不是被问到这个问题,我都没有意识到,转眼间自己已经入行这么久了。或许是因为自己还是处于一个新人的状态,每年都在探索和学习。就像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一样。

我是新加坡人,大学来到了北京,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了四年的编剧专业。10年前,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国了,在新加坡的电视台当编剧、做策划,工作了七八年。不谦虚地说,在新加坡,我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编剧。但是两年前我又到了北京。现在,我在中国的编剧圈里只能算是个新人。

2016年,我又回到北京。那时候网剧正蓬勃发展,行业内的氛围也是昂扬向上。我进了一个大公司,我们公司甚至可以接手几个亿的项目,还派我到好莱坞接洽相关合作。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还能记得当时兴奋的心情。但短短一年,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很快从那家公司脱身,准备单干。

在中国做编剧,需要去交涉的事项比在新加坡电视台做一个编剧多得多。而作为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名气、没有资源的“三无编剧”,面临的困难或许更多。

出来自己接项目后,我接到了一个40集的魔幻剧创作工作。我迫不及待想要证明自己,因为既然来到了北京,不管我曾经在新加坡有多少作品,加起来也抵不过在中国有一部作品能给我带来业界的声誉和话语权。于是在一分钱不拿的状况下,我埋头写了半年。

这半年的努力的确得到了制片方的认可,我成为了这部剧的主编剧。但因为各方面原因,这部剧最终没能开拍。不幸中的万幸是,合作的公司还算讲信用,我拿到了酬劳,不至于半年的工作血本无归。

经历了这件事,我第一次对职业生涯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彷徨。期间,我跟新加坡的男朋友结束了异国恋,正式分手。说不清是为了梦想,或者更多是为了自己的温饱。我感觉自己的人生在北漂第一年的末尾,陷入了低谷。

但至少目前看来,我觉得来北京工作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和方向,不仅因为中国的市场之大,更因为这边逼迫你去创作的氛围。

我非常佩服中国编剧的创造力和扎实功底,反而中国国内会有很多声音不满国产的编剧作品,并且拿欧美日韩的优秀作品相比较。但我反而认为,中国的影视作品升级和更新得特别快,近年来我看到许多优秀的剧本,例如《我不是药神》,故事架构非常严谨。提升总体水平是一个过程,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整个影视工业体系在迅速成熟。




▲《我不是药神》海报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写自己想要的故事,但很奇怪,近来找我的网大、网剧都是魔幻、仙侠题材。为了生存,我得接下这些实际上我并不能完全去理解的题材。或许,观众爱看。

来北京后,我写了一些电视剧剧本还有两部电影。说实话作品不算少,但没有我觉得满意的作品。我还在等待,希望内心那么多故事能够在某一天呈现出来。除了自己觉得离梦想近一些,在北京,收入和支出是不成比例的。我时常需要父母的经济援助。

我舍弃了家庭、爱情,义无反顾做这一行,或许是因为我心中的那个梦想还一直没有实现。




剧本完成,戏还没拍,公司老总入狱

口述人:黎柯呈

重庆人/非科班出身/入行十年代表作品:电视剧《势不两立》

我的工作状态就是日复一日,连日历都不看,每天写剧本,发给投资方、制作方、导演,等待修改意见,修改剧本。

很多时候,修改剧本是最难的。因为每一方合作对象会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投资方和制片方的人,尽管你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但他们的说辞往往特别雷同:“我看了几千部电影,难道没有你有经验吗?”

我的天啊,难道我就没看过吗?

话说回来,其实我没正经学过编剧。我大学的专业是市场营销,第一份工作是一家金融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这份工作只做了一年半,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想这样度过一生,于是决定转行。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总体来讲,我入行后运气不算差。但也遇到过一些难以置信的倒霉事。

几年前,我和一家上海知名大型制作公司合作一部魔幻剧。剧本完成了,合约谈得差不多了,但戏还没开拍,公司的老总因犯罪锒铛入狱,我的剧直接受影响夭折。这是一个需要大投资才能完成的魔幻剧,尽管剧本的版权后来又回到了我手上,但我很难再找到一家既能够互相信赖,又有实力投资这个戏的公司。

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也没有拍出来。我与香港编剧邝文伟曾经一起写了一个悬疑类电影《端脑》。剧本没有完全写完的时候,徐峥主演的《幕后玩家》上映了。我们惊讶地发现《端脑》和《幕后玩家》的剧情有80%左右重叠。虽然并没有互相抄袭,但《幕后玩家》先出来了,我们只好停止创作。

最磨人心力的是写作中遇到的其他事情。




▲《改编剧本》剧照


我做过一个网剧,当时甲方要求我两个月写出50集剧本,每集40分钟。大纲、分集、人物小传等加起来,相当于我每天要写一万多字。我和另一个编剧合作,辛辛苦苦把这个项目熬完了,播出平台的制片人又说,“我们要给自己家的演员加戏。”于是我们又开始给女二号和女三号加戏,甚至加到了比女一号还多,但这俩配角到现在也没红。

编剧的确很弱势,若是不出名的小编剧,谁都能改你的剧本。但知名大编剧,也不是没有烦恼,比如收不回来钱。很多投资、制片公司一到开机前,就会找各种借口,一是拿走剧本,二是拖欠编剧的费用。两者相辅相成,例如,在正式开拍前就会有工作人员找编剧,用“需要捋场景”“要做统筹工作”等理由,无偿拿走剧本。曾经有一个著名编剧直接在微博上“圈”了欠钱的制作公司,但据我所知,到现在钱也没要回来。

2016年,妈妈到北京陪我,我依然几乎每天都在熬夜,甚至通宵,到中午才起来吃饭。有时候去开会,连续一个月每天都在外面。或者是白天出去开会,夜里回来还要整理工作。工作一紧张,我就大把大把掉头发。我妈一扫地看到我掉头发那么严重,很担心。

但是扪心自问,如果重来一次,我会不会仍然选择当编剧?我想我会。

对这个行业心存热爱,若再来一次,我会从高考阶段开始努力,去考相关专业。这样,或许能少走一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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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故事这种技能,说真的,学校教不会,书上没记载。自己一个人摸索,确实极难找到门径。即使摸到了门径,也需要漫长的学习和研究,才可能掌握和精通。那时候你已经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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