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英国人临走前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文史博览 2019-09-12

1994年12月19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立起了一块牌子,

上面清楚地写了一段话: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

距1997年7月1日925天


在此后的925个日子里,

几乎每一个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

都要在这块牌子面前合影留念。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这是一个注定会让全中国人铭记的日子。


国力下降的大英帝国阻止不了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


但是,英国人从来不会甘心就这样退场,英国在离开自己的殖民地之前,总会习惯性地给当地埋点雷。


比如,英国离开印度之前,把印度分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故意不明确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一手促成了后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矛盾。


香港也不例外。



01



英国人一开始的打算,是能不还就不还。


1979年3月,当时的香港总督麦理浩专程来了一趟北京,见了邓小平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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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右)与麦理浩会谈


他来北京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想问问香港能不能续租。


邓小平当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得知消息的撒切尔夫人还是不死心。1982年,撒切尔亲自和邓小平谈判,提出只归还租界的新界,九龙和香港岛还归英国人。


拒绝。


提出“主权换治权”,香港归还,但是治理权归英国,也不许中国驻军。


拒绝。


刚在马岛战争中打赢阿根廷的战绩让撒切尔夫人信心满满,她暗示要使用武力抗拒香港回归。但邓小平说:


“只要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香港升旗。”


在经过了2年,足足22轮的谈判之后,1984年12月19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中英联合声明》。


双方约定1997年7月1日,英国归还香港。同时,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可以维持50年不变。


其中还有一条关键的:在1984—1997这段过渡期里,英国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国政府予以配合。


13年时间,足够英国人做很多事了。


1997年7月1日,在和香港的末代总督彭定康离开香港时,查尔斯王子笑着问他:“你是在和所有香港人打网球吗?”


彭定康回答说:“我在这座城市里交了许多极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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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


但彭定康没说的是,他在临走前,给这些“好朋友”留下了一份英国护照。


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草拟了一份5万人的“白名单”,名单上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


这些精英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密码,只要有了这个密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英国使领馆,他们都能凭密码带着全家人入英国国籍。


这5万人里,有不少是高官富商,他们中不少人已经移民去了英国,但相当多人还是留在了香港,他们中有2100人的名字、身份,时至今日还严格保密。


一批忠于英国的香港人,回归后一直留在香港,除了搞事还能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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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后的BNSS计划


这样的“雷”,英国人还埋了很多。


香港回归前,香港警队中有一个叫“政治部”(Special Brunch)的单位,专门负责特务活动,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


按理说,一个特务部门应该很低调才对。可政治部偏不,他们活动非常高调,成天挂着部门的徽章,四处抓反对英国统治的老百姓。


当年还没有现在诸多的网络流行语,政治部简称“SB”,警察们但凡听到有人自称SB,都会对他肃然起敬。


为了帮助英国控制香港政府,每年都组织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来培训,教这些人如何监视手下,让他们定期向自己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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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用来审讯的安全屋“摩星岭4号”


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时,香港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已经都在政治部工作过了。


比如香港首位华人警务处长李君夏,曾经就是政治部的主要领导。


这些人让大陆收回香港后面临了两难处境:在这些留下的官员里,你不知道谁是忠于英国人的,把他们一个个找出来吧,很不现实,但如果全部换掉吧,整个公务员队伍有18万人,换掉也是天方夜谭。


这些留任的官员里,就出了不少专门给我们添堵的。


比如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在任时曾说“香港回归只是换个旗子,其他都没变”,退休后又公开支持港独分子,跑去美国呼吁“关注香港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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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安生与西方官员


糟心的人给你培养了不少,英国还在回归前修改了一些法律。


1967年,港英政府为了制裁左派暴动,制定了一个《香港公关秩序条例》,凡是想游行示威,都得香港警察批准才行。


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用这条法律“合法地”镇压了无数次工人罢工。


结果,在1996年底,距离回归只剩下7个月了,港英政府却突然改了规矩,以后谁再想暴动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请了,而且想在哪搞就在哪搞。


目的何在,不言而喻。


还有英国政府的《社团条例》。以前,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组织勾结境外势力,不需要有证据就可以宣布该社团非法。


因为这个条例,我们新华社驻香港记者站向领导汇报工作时,有时都得专程开车到深圳这一侧,才敢打电话。


结果,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变“开明”了,他们宣布解除社团限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


等到香港回归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来演讲。


原本,英国人统治时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


可是,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他突然变成了“不恋权位”的大好人,把自己手上的权力分到各大部门。


先是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


权力一分之后,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难万难了。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



02



可是,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和内地20多年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内地崛起的速度,超过了当初最乐观的预测。


中学的政治书上就写过了,我们在1987年对未来的计划是:在21世纪,用30—50年的时间,基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


但是,在2016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8000美元。



相反,香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却在日渐动摇,随着上海、深圳、广州的发展,国内外的投资不必再一窝蜂涌入香港。


回归前后的改变让香港人有了心理落差,再加上殖民的影响还没完全消除,从街道名称到公园雕塑到政府部门的人,英国人留下的印记始终都在那里。


英国人埋下的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爆。


相比直接的政治手段,英国很喜欢用冠冕堂皇的“人权”说事。


1991年,英国把联合国发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改个名字、叫法,写成了《香港人权法》。这份公约提出了许多人权方面的倡议,比如限制死刑、放宽国籍户籍限制等内容。


然而,公约毕竟是个理想化的文件,就连英国自己也没有全盘接收,而是根据自己国情,选择性地引进了公约的一部分。


可是,对香港,英国人却拿出了最高的标准,反复地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香港法律界人士。


1999年,一对年轻的中国父母(均非香港籍)在香港逗留期间,生下了一名叫“吴嘉玲”的女童,结果被香港政府依法遣返。


女童父母把这事告到法院,因为事涉两地关系重大,全国人大专门出来释法:“要父母一方在1997年前已为香港永久居民者,其在港出生的子女才能够取得居港权”。


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但香港一些律师却借“赴港产子”这事,说人大干涉香港内政、破坏人权。


其中闹得最凶的是“香港公民党”,他们到处打着联合国《公约》《香港人权法》的名义,煽动香港百姓上街闹事,要求政府允许吴嘉玲获得香港身份。


2001年时,他们又借助另一个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儿童”庄丰源,把给予香港居留权的事搬出来炒作。


由于公民党中有许多法律界人士,精通法律程序和条文,还擅长对百姓打“亲情牌”,在他们的操作下,香港法院判决政府败诉,对赴港生子网开一面。


结果,一看这么闹完后,在香港出生就能有居留权,许多想给子女拿香港身份的大陆产妇,都疯抢着跑去了香港。


一时间,香港各大医院的床位被抢空,当地的福利开支压力剧增。引发了许多香港老百姓的不满,街头抗议纷纷。


这个时候,他们再也不提人权的事了。


在讨论港珠澳大桥的修建方案时,公民党怂恿一位叫朱绮华的老太太,以空气污染不利健康为由,申请司法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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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绮华


港珠澳大桥造得好好的,就因为这个事情硬生生停了一年。


最终,港珠澳大桥成本上升了89亿港币,平均每个香港人都为这点破事多付了1000多港币。


虽然做了一圈无用功,但是香港精英对这件事感到非常骄傲,因为这证明他们讲法制。


公民党的人说起这事时,嘴上也都是“人权”“法制”,表示他们很关心朱老太太,呼吁政府应该倾听弱势群体的诉求。


可是,等官司败诉,朱老太生病后,记者去采访公民党大佬,问起他们朱老太的病情,这群自称“关心朱老太”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对方住院的信息。


这些精英们关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人权、法治问题,他们就是在抬杠。



被分走了核心权力的特首、一群不怀好意的政客、一帮被宠坏了的市民、一手遮天的资本家,再加上1000多人的美国驻港领事馆。


香港遵循英国人挖下的坑,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的困局。



03



1999年回归祖国的澳门,就没有这么多事儿。


澳门被殖民者侵占的时间,远比香港要长得多,从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开始,葡萄牙人对澳门的侵占加起来有400多年。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澳独”,因为这种人极少。之所以澳独极少,是因为回归之后的澳门,远比回归之前要好。


和英国人不同的是,葡萄牙人殖民澳门之后,没有系统推行殖民化教育,对澳门的治安、经济也很少投入。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澳门很多地方还在沿用大清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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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年中葡签署《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葡萄牙人对澳门治理的极其失败,让黑帮崛起代替了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回归前的澳门,名义上还是葡萄牙管辖,然而,在澳门说话管事的,不是葡萄牙总督,而是手握10万小弟的澳门黑帮教父尹国驹。


黑帮无法无天,而葡萄牙人无能为力。因此,澳门人迫切地希望能够回归祖国,让解放军收拾这些人。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后,解放军正式进驻澳门,强势震慑宵小,宣判了澳门黑帮的死刑。


短短4年后的2003年,公安部对澳门社会治安考察后认为,澳门已经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生活更加安稳富足,自然就不会有澳门人怀念殖民者,更不用提什么“澳独”了。


香港现在的问题和殖民者脱不了干系,只有消除殖民者留下的印记,才能放开手脚解决香港人民的困境。


1984年,中英香港谈判焦灼时,春晚舞台上有一个叫张明敏的香港歌手,操着并不流利的国语,深情地演唱了一首《我的中国心》。



那一代的香港人,对国家有着高度的认同感。


可是,到了这一代香港年轻人中,这种感情早已淡漠了。


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处理香港的问题,再过10年、20年,香港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里,还有多少人,能由衷地唱出这首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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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地缘知识局

责编 / 叶筱     初审 / 小可     复审 /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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