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元 ‖ 远离文学和文本:当代西方文论困境之反思——以耶鲁解构批评和文化研究为案例

南国学术 201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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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问题论争·

远离文学和文本:当代西方文论困境之反思

——以耶鲁解构批评和文化研究为案例

朱立元

[作者简介]朱立元,198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5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994—1997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97—2004年任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2014年被评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黑格尔美学引论》《真的感悟》《接受美学导论》《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等,并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双主编之一)《西方美学范畴史》(三卷本)《西方美学思想史》(三卷本)等。

摘  要

当代西方文论危机的征兆之一,就是在过度泛滥的文化理论思潮冲击下,文学研究和批评日益远离文学和文本,走向萎缩和衰退。这种趋势自20世纪60年代由英、法等国崛起,迅速扩展到美国,并于80年代推向高潮。典型之一是耶鲁学派。它积极呼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并尝试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批评实绩,成为“法国理论”与美国批评的一个中介和传播者。但是,耶鲁解构批评过度强调文学语言和文本的修辞性,以此来解构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语言文本的基本界限,解构不同文本的文体和学科界限,从而使文学批评逐步走向远离文学和文本的陷阱。典型之二是文化研究。它自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学批评起始,逐渐波及欧美;80年代以后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交汇、合流,扩张到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无限跨学科的追求,使文学批评成为远离文学的泛政治学。西方文论这个困局背后深藏着的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矛盾及其变化发展。在开始阶段,文学研究借着文化研究的东风,吸收、采纳文化研究的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确实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丰富、充实了文学审美研究的路数;但是,随着文化研究不断越界扩张,专门的文学研究被逐步挤压和吞噬,迅速走向边缘,甚至沦为文化理论的工具和附庸。正是文化研究这种自身的极端膨胀,导致它加速走向危机和破灭。对其得失功过展开深入的检讨和反思,会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和创新有重要启迪。

关键词

 文学  文本  耶鲁解构批评   文化研究   当代西方文论  困境   反思

以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2003)为标志,当代西方文论出现了公认的危机和困局。伊格尔顿在该书开篇便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他列举了拉康(J. Lacan, 1901—1981)、列维-施特劳斯(C. Lévi-Strauss,1908—2009)、阿尔都塞(L. P. Althusser,1918—1990)、巴特(R. Barthes,1915—1980)、福柯(M. Foucault,1926—1984)、威廉斯(R. H. Williams,1921—1988)、依利格瑞(Luce lrigaray)、布迪厄(P. Bourdieu,1930—2002)、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德里达(J. Derrida,1930—2004)、西克苏(Hélène Cixous)、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也译作“詹明信”“杰姆逊”)、赛义德(E. W. Said,1935—2003)等一长串思想家、理论家的名单,哀叹他们的开创性著作已经远离我们,成为明日黄花。而新一代的后继者们“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更加快了文化理论的衰落。事实上,西方理论界已经出现了“理论终结”甚至“理论死亡”的悲观论调。面对理论不可阻挡的衰退,作为文化理论重要一翼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自然也一样陷入困境。

回顾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确曾有过大好时光,主要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走向繁荣,90年代达到鼎盛。伊格尔顿明确指出,“文化理论确实是非同凡响的十五年——大约从1965年至1980年的产物”,“这是二次大战以来文化理论异军突起的唯一时期”,“一个消费社会蓬勃发展,传媒、大众文化、亚文化、青年崇拜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必须认真对待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各等级制度,传统的道德观念正受到嘲讽攻击的时代”。文化理论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详细分析了文化理论之所以能在西方出现狂热和席卷整个欧美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指出,在文化理论那里,“愉悦、欲望、艺术、语言、传媒、躯体、性别、族群,所有这些用一词概括就是文化”;这种泛文化的思潮,在那个年代,“既令人窒息又活跃时髦。有过对综合知识、广告和商品至高无上权力的焦虑”,但是,盛极而衰,“几年以后,检验所有这一切的文化理论自己也有成为另一浮华商品之虞,成为高价倒卖自身符号资本的一种方式”。这就是伊格尔顿心目中文化理论由盛至衰的历史轨迹。

当代西方文论危机的征兆之一,就是在过度泛滥的文化理论思潮冲击下文学研究和批评本身的日益萎缩和衰退。对于这个文学批评(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曾作过系统的思考。他一方面认为,“总的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文化研究是一个包容量极大的课题”;但同时他又发现并揭示出这种“包容”中内含着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互相矛盾、排斥的另一方面,一针见血地设问道:“在这个大课题中,文学研究能够获得新的动力和见解吗?还是文化研究吞没了文学研究,并且也破坏了文学研究呢?”卡勒提出的问题既深刻反映和揭示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内在矛盾,也是形成它重要缺陷的根本原因之一。本文拟重点以美国的耶鲁解构主义批判和文化研究为典型案例,探讨文化理论是如何源于“跨学科”、“跨文本”的无止境理论扩张,而越来越远离文学和文本,最终实际上基本放弃了文学研究的。

 

  以语言的修辞性解构不同文本的文体和学科界限

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戏称为“耶鲁‘四人帮’”的耶鲁大学四位名教授保罗·德·曼(P. de Man,1919—1983,也译作“保尔·德·曼”)、布鲁姆(Harold Bloom,也译作“哈洛·卜伦”)、米勒(Joseph H. Miller,也译作“米乐”)、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积极呼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并尝试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成为“法国理论”与美国批评的一个中介和传播者。1979年出版的《解构与批评》收录了德里达和这四位批评家一人一篇长文,标志着解构主义批评的话语霸权得以在美国学术界确立。应该肯定,耶鲁批评学派在将德里达等人的法国解构主义哲学理论联系和应用于文学作品的批评实践方面,做了独特的探索和艰辛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批评实绩,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文学批评走出“新批评”之后的迷茫失落和徘徊低谷的时期,其功不可没。

但是,耶鲁解构批评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和致命的弱点,即过度强调文学语言和文本的修辞性,以此来解构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语言文本的基本界限,从而使文学批评从关注文学文本开始,逐步走向远离文学和文本的陷阱。

德曼是耶鲁“四人帮”之首。他是美国最早、最完整地接受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并结合批评实践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一方面运用解构的思维框架,对普鲁斯特(M. Proust,1871—1922)的小说、里尔克(R. M. Rilke,1875—1926)的诗歌、尼采(F. W.Nietzsche,1844—1900)的论著、卢梭(J-J. Rousseau,1712—1778)的小说、自传和宗教、政治、法律著作——进行解构性阅读批评;另一方面,在这种批评实践中,逐渐建立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解构理论——修辞学阅读理论。因而,德里达对德曼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在大学和大学之外,在美国和欧洲,他改变了文学理论这块耕地,而且丰富了所有灌溉这块耕地的水源。他使文学理论接受一种新的解释、阅读和教学方式”。

在德曼的解构批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引起争议的是对所谓语言的修辞本性的突出强调。在《阅读的寓言》一书中,他通过对一系列文学和非文学的经典文本的解读和阐释,认为所有这些文本用的都是“比喻语言”,文学文本乃至其他各种文本的语言在本质上都是修辞的、隐喻的,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是指称或者表达的。关于文学文本,他明确指出,“我毫不迟疑地将语言的修辞性、比喻的潜在性视为文学本身,尽管这样做也许有点儿与普通的习惯相去更远。我能够举出许多前例来证明文学与修辞手段的这个等同”;不但文学的根本性在于修辞,连批评的语言也是修辞的,“文学和批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骗人的——被宣告(或被赋予特权)说是永远最精确的语言,而结果却是最不可靠的语言,人类正是按照这个最不可靠的语言来称呼和改变自己”。这里,德曼不仅在文学与修辞之间画了等号,而且由语言的修辞本性出发,也在文学与批评两种不同文体之间画了等号,实际上已经开始消解文学文本与理论文本的界限。

这种把修辞性视为语言的最真实性质、是语言本身所特有的本质的观点,不啻是对传统语言观的一个颠覆,同时也是对整个西方传统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即语词中心主义的反叛。据此,德曼不仅否认语言与其指称或意义相一致的“神话”,而且把修辞性(进而不确定性、虚假性、欺骗性等)视作语言本身固有的根本特性,认为语言在其本身范围内存在着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即不确定的关系。德曼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的。

在德曼看来,由于语言的修辞性,文学阅读就成为“阅读的寓言”。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考察,德曼看到语言的修辞性所带来的文学(包括批评)语言的欺骗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他认为,文学阅读实际上是审美反应的阅读与修辞意识的阅读同时发生的过程,二者对文本的理解具有一种分裂作用,会展示出文本逻辑的不一致。这种分裂的作用表明,“至少不可避免地产生两种互相排斥的阅读,并断言在比喻和主体的层次上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即前述语言的修辞性造成一切文学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造成阅读的终极、永恒的困境,所以,文学“阅读最重要之点已证明,最终的困境是语言的困境,而不是本体论的或解释学的困境”。正是语言的修辞本性导致了阅读的“不可能性”(unreadability)即“阅读的寓言”,也即阅读的解构性。

值得注意的是,德曼还把他的解构理论推广到非文学的各种文本中去,认为即使以严密推论为基础的、科学性强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在语言上同样因根本的修辞性而有矛盾性、虚构性、欺骗性,从而也具有自我解构因素并导致最终的不可阅读。例如,他在读解卢梭的理论文本《信仰自白》时,分析了其中“判断”概念的隐喻结构,揭示了其文本中“判断”意义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矛盾性,指出了《信仰自白》的“不可阅读性”,并推断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在隐喻结构及其解构上是无本质区别的:“通过阅读《信仰自白》的不可阅读性,我们发现《信仰自白》的结构实际上同《新爱洛绮丝》一样:隐喻模式(在《新爱洛绮丝》中被称为‘爱情’,在《信仰自白》中被称为‘判断’)的解构导致这个隐喻模式被类似的文本系统所取代。”因此,“从以修辞模式为基础的作品类型理论的观点看,两个文本之间不可能有区别”。这就从语言修辞性上彻底消解了小说语言与推论语言、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文本乃至文类的界限。

德曼由修辞性是语言固有的本性最终推断文学与一切非文学文本、文类没有根本区别这一结论是石破天惊的。它并非毫无合理之处。它对于承认文学文本的多义性、文本意义与读者阅读的不可分隔而造成的不确定性,揭示出文学阅读、批评、阐释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而存在许多可能性等等重要特征,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但是,根本取消文学文本与文学批评、与其他种种非文学文本如哲学、法律、政治等理论文本和学科的界限,实际上也根本取消了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了。这就埋下了以后文化理论跨界、跨学科挤压文学、远离文学研究的伏笔。真理越过一步就成为谬误,在德曼这里,表现得一目了然。

米勒是耶鲁解构主义批评的一员主将,特别在解构批评实践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贡献。与德曼一样,他把语言的比喻(修辞)性看成语言与生俱来的本性,因而认为批评只能是解构,“解构主义与其所属之长久传统的主要预设,可以说与比喻语言一脉相承,这不是在易分析的语法上添加的”,而是“一切语言都是比喻的,这是基本的,不可改变的”,因此,“一切好的阅读都是要解读比喻,同时也要分析句法和语法形态”。据此,他提出了文本修辞性导致文本的自我解构的文本观,认为虽然种种“形而上的假设存在于文本本身中,但同时又为文本本身所暗中破坏。它们被文本所玩弄的比喻游戏所破坏,使文本不再能被视为围绕‘逻各斯’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比喻游戏暗示我们必须停止为内心的疑惑或畏惧而去寻找某个完全合理的意义,因为这种疑惧导致意义的摇摆不定。辩证的两极虽能综合,但也可能由同中之异瓦解为互相冲突的成分”。根据这种修辞性文本观,文学阅读和批评只能是解构性的。例如,米勒读解华兹华斯(W. Wordsworth,1770—1850)、雪莱(P. B. Shelley,1792—1822)、勃朗宁(R. Browning,1812—1889)等诗人的诗作,其主旨乃在于揭示这些诗歌文本语言背后意义的暧昧不明、模糊不定或自相矛盾,证明因语言的修辞性而阐释必定是无穷无尽的,这就“粉碎了把语言视为能透明地传达意义的幻觉”;又如,在霍普金斯(G. M. Hopkins,1844—1889)等诗人那里,“语言也是分隔的媒介,而非调解结合的媒介。同时,所有的事物汇集于语言中却只有步入消散之途”。由此出发,米勒认为,解构批评就是遵循将统一的东西重新拆成分散的碎片或部分的过程,就像一个小孩将其父亲的手表拆成一堆无法照原样再装配起来的零件。这是解构主义读解文学或其他文本的基本策略和方法,其中蕴涵着推翻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颠覆现存文化秩序的巨大破坏力量。

需要强调的是,米勒通过大量修辞性的阅读、批评实践,总结出许多解构的方法,如骤变句法、偏斜修辞法、既显又隐、异貌同质、僵局、挪移对比法、旁述、拟人法等等。特别是其名著《小说和重复》,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重复”理论,并运用来对英国几位著名作家的七部小说进行了精彩的解构批评。其解构策略是从揭示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现象入手,进行细致入微的多样化解读,揭示作品中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的活动方式背后极为丰富复杂、变幻莫测,甚至互相矛盾的意义,从而将文本分解成碎片。米勒独创的一系列修辞性阅读、批评策略,与德曼一样,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开拓和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把语言的“比喻游戏”看成语言的本性,抬高到文学语言的基础性地位上,完全否认和取消了语言意义也有相对明确、稳定、继承的一面,抓住文学作品中重复等语言现象的细枝末节大做文章,颠覆文学文本所必定具有的客观、基本的意义和主旨,把文学的主题、意义的历史性和相对确实性化为虚无。这种明显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和非历史主义倾向,对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使文学阅读和批评游离文学的危险。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他的修辞性批评始终坚持了细读文本的新批评传统。面对种种指责,米勒毫不退缩地响应道:“当今许多人宣称:修辞性的阅读已经过时,甚至是反动的,已经不再必要或需要。面对这样的宣言,我对原文仔细阅读的方法仍然抱着一种顽固的、倔强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申辩。即使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情境之下,仔细的阅读对大学里的研究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坚持“细读”文本为文学研究第一要务的态度,当然与远离文本的文化理论是大异其趣的。

耶鲁“四人帮”中另一员大将哈特曼,也与德曼一样,强调修辞性是语言内在的本性。他尤其强调象征这种修辞性是语言的基本特性——由于象征,语言的字面意义就与它的实际含义相分离,从而使语言变得不确定。不仅诗歌语言,即使以谨严著称的哲学、法律等方面的著作也深深地依赖象征、隐喻和虚构。不过,文学是这种因语言修辞性造成语义模棱两可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领域而已。他以德里达的《格拉斯》文本为例,指出,“不仅很难说《格拉斯》是‘批评’‘哲学’还是‘文学’,而且也很难说它是一本书。《格拉斯》呼唤出各种文本的幽灵,它们是这样地纷乱、混杂、虚妄和远离了正常的位置,以至单纯的作者的观念也黯淡无光了……”不仅《格拉斯》是如此,狄金森(E. Dickinson,1830—1886)的抒情诗和一切其他文学文本也莫不如此。在此,哈特曼不但强调了一切语言文本的意义都是不确定的,而且实际上也取消了文学与批评、与哲学等理论文本的界限。这种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混为一谈的看法,为把文学研究推向跨学科的泛文化研究、最终日益丧失文学研究和批评自身的地盘,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与此同时,他提出了“文学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文学”(literarycommentary as literature)的重要观点,指出:“如果对批评加以细致阅读,在它对于文学的关系中,把它看作是与文学共生的,而不是寄生于文学之上的,那么这就会使我把目光转向过去的丰富多彩的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样,具有鲜明的思考性和创造性,而“随笔”就是这两者和谐融合的典型代表。它具有双重性,既是一种文学评论,又是一种文学作品。哈特曼这个观点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合理性,但在实践中更多体现了某种对文学批评的理想主义追求。

总的说来,耶鲁解构批评学派把修辞性看成语言的本质特性,并由此出发,消解了文学文本与一切非文学文本的文体和学科的界限,为以后文学研究无限越界和跨学科,蜕变为文学研究和批评缺席的泛文化理论,埋下了隐患。

 

二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追求使文学批评成为远离文学的泛政治学

文化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学批评起始,逐渐波及欧美,80年代以后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交汇、合流,扩张到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学、法学、语言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音乐学、美学、地理学、教育学,甚至工商管理学等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课题则从全球化到本土化,从权力话语到文化霸权,从文学重读到文化帝国主义,从工人阶级到大众文化,从身份认同到性别、种族,从女权主义到同性恋,从时尚追星族到互联网,从新媒体到实验室文化,几乎无所不包,从而成为多学科跨学科的、面面俱到、大而无当的超级巨无霸学科;而且,文化研究的中心词“文化”的含义早已突破了审美、艺术乃至人文的界限,而转向“政治”,并进入人们的世俗生活方式。正如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费斯克(John Fiske)所说:

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词,侧重的既不是审美,也不是人文的含义,而是政治的含义。文化不是被视为伟大艺术中形式和美的审美理想,或者用更有人文意味的话说,是超越时间和民族边界之“人文精神”的声音,听众假定是一个普遍的人(这里性别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这一文化概念中,女人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文化不是人类精神的审美产品,用来抵挡如潮汹涌的工业物质主义粗鄙污秽,而是工业社会内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包括了此种社会经验的所有意义。

显然,这与我们以往的对“文化”的理解已经大相径庭,文化研究的范围已经大为扩展。不仅如此,文化研究还冲破了理论、学术的羁绊,而介入了实践层面。美国学者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直截了当地说:“文化研究主要描述并介入‘文本’和‘话语’(即文化实践)在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之内产生、插入和运作的方式,以复制、抗争乃至改造现存的权力结构”,它“审视特定实践如何置于以及它们的生产性如何决定于社会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现实体验之间的关系”。这样,文化研究就不但超越了“文化”以艺术和审美为内核的传统理解,而且超越了学术和知识生产的范围,成为直接参与改变社会权力结构和建构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实践。

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有四大理论支柱: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断随时势变化而更新的理论观点和话语形态几乎在文化研究的各个阶段和所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用大量篇幅剖析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对于文化理论兴衰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后现代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包含后殖民主义)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与文化研究交汇、结合,不断融入文化研究之中,既获得了自身新的生长动力,又推动了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文化研究的上述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约翰逊(Richard Johnson)说:“在文化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是文学批评”,但是,即使在这个起始阶段,文化研究也没有局限于文学批评。那时,英国文化研究的前驱威廉斯、霍加特(R. Hoggart,1918—2014)就“在不同方面发展了利维斯强调的文化的社会评价功能,但却把评价从文学转向了日常生活。还有一些类似的对历史的占用。第一个重要历史时刻是战后各种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这种研究聚焦于通俗文化,或尤其是以政治形式出现的‘人民’文化”。这种对日常生活、社会史、通俗文化和政治的关注,已经开启了文化研究拓展疆域、贴近现实生活的进路。第二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英国伯明翰学派引领文化研究潮流,脱离了文学批评的狭隘领地,“发展了一种关于分析、翻译、批评文化人工制品的批判性方法”,“开始把注意点集中在文化语境中的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意识形态及其相互作用上”;同时,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到欧美各国,在研究领域和热点方面四处出击,攻城略地,造成其影响的辐射式大拓展。第三阶段是与后现代主义合流时期,“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了一种转变——转向了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的后现代问题。在这一阶段(大致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英国和北美的文化研究从以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革命,转向了身份政治的后现代形式,且对媒体和消费文化持更少的批评态度”。其实,何止是“更少的批评态度”,简直是积极支持、推波助澜。

从文化研究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看,它表现出了三个较为重要的特征。

首先,多学科、跨学科性是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文化研究已经远离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把触角伸到到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而成为一门无所不包的庞大无比的超大学科:“文化研究对于女权主义、黑人政治、同性恋运动、美籍墨西哥裔文化研究,对于迅速发展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团体、以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的比较传统的追随者,还有各种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大都来自外国),统统表示欢迎。”就此而言,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中有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因为,德里达和耶鲁解构学派主张取消学科界限,消解文学作品与其他非文学作品的文本界限和学科界限。这同样也是文化研究的主要宗旨。

其次,传统的精英和经典文化渐趋边缘化,而大众文化则成为文化研究的主流。美国学者阿格尔(Ben Agger)甚至将文化研究等同于大众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人们为了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合法化而常常使用的技术术语,文化研究给予他们一定的学术权威,看似避免了更为激进的术语,如‘意识形态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适当的文化分析和干预方案。”伊格尔顿同样认为,“文化理论的另一历史性进展就是确立大众文化值得研究”。与此相反,经典和精英文化却渐渐淡出文化研究的视野,甚至被逐出大学文学教育的课堂。

再次,文化研究虽然研究范围越来越广,学科领地越来越宽,但奇怪的是,其凝聚的中心却是政治、政治学。詹姆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不过,这种“政治”已经变味,其革命性含义在文化研究的后期已经逐渐从现实政治中退化出来,“这项事业所包含的政治无疑属于‘学术’政治,即大学里的政治,此外也指广义上的智性生活或知识分子空间里的政治”。应当说,詹姆逊对文化研究“政治”观的概括还算客气的。伊格尔顿持的批评更为激烈。他犀利地嘲讽文化理论关注的政治已经堕落为色情和性欲的所谓“政治”,在“某些文化圈里手淫的政治远远要比中东政治来得更令人着迷”;有人挖空心思地“研究乳胶文学和在肚脐上饰件的政治涵义”;更有甚者,公然认为“文化理论所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性别和性欲不仅是个具有紧迫政治意义的话题,也是研究的合法对象”。由此可见,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政治已经日益异化和泛化,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无关痛痒的装饰品。

文化理论的上述特征,既是它急速膨胀的原因,也是它在1990年代达到鼎盛以后快速走向衰败的重要理由。当然,其中原因非常复杂多样,不能作简单化的解释。但最明显的原因之一,是它包含着的文化与文学的内在矛盾日益加剧:文化理论是从文学研究、批评起步的,然而随着文化理论的勃兴,不断越界扩张“跨学科”的势力范围,专门的文学研究被逐步挤压和吞噬,迅速走向边缘,甚至沦为文化理论的工具和附庸。这不仅是文学理论和研究日渐低迷的原因,也是文化理论自身极端膨胀、走向危机和破灭的重要征兆。这一点,早在文化理论开始走向繁荣的1982年,在总体上支持文化理论的卡勒的《论解构》一书的叙述中已初露端倪:

已有与日俱增的证据显示,文学理论应作别论。文学理论的著作,且不论对阐释发生何种影响,都在一个未及命名,然而经常被简称为“理论”的领域之内密切联系着其他文字。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因为其中许多最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它也不是时下意义上的“哲学”,因为它包括了黑格尔、尼采、伽达默尔,也包括了索绪尔、马克思、弗洛伊德、高夫曼(E.Goffman)和拉康。它或可称为“文本理论”,倘若文本一语被理解为“语言拼成的一切事物”的话,但最方便的做法,还不如直呼其为“理论”。这个术语引出的那些文字,并不意在孜孜于改进阐释,它们是一盘叫人目迷五色的大杂烩。

这段话透露出了卡勒对文化理论挤压和排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不满。二十九年后的2011年,还是这位卡勒,以略带揶揄的口吻说道:

从1960 年代后期开始,在所谓 “理论" (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说法)的巨大冲击之下,美国和西欧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和转型。如果有人问 “是关于什么的理论",答案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那些常常被看作是“理论”的东西,就 “学科”而言,其实极少是文学理论,例如它们不探讨文学作品的区别性特征及其方法论原则。诸如弗里德里克·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费迪南·索绪尔、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雅克·德里达、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刘易斯·阿尔都塞、朱迪思·巴特勒以及很多其他理论家的理论著作都根本不是在研究文学,最多不过是稍微牵涉到一点文学而已。

作为美国当代有影响的批评家,卡勒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文学理论领地日益向文化理论扩张、同时在“跨学科”旗号下自身被日益边缘化的过程。应当说,他的感受是真切的,也是矛盾的。他并没有像伊格尔顿那样从文化理论的支持者走向激烈的批判者,而是对文化理论的无限扩张、不断挤压文学理论空间的历程既有肯定,也颇有微词。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处于文化研究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动中,当代西方文论界因为文学理论远离文学和文本而彷徨犹豫、踌躇徘徊、左右为难、不知所终的矛盾心态。而这也正是对当代西方文论陷入困境的一种警示。

比之于耶鲁学派消解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的文体和学科界限来,文化研究走得更远,造成了文学研究的两大缺陷:一是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学缺位,成为不着边际的泛文化、泛政治化批评;二是由文学批评起步的文化理论由于远离文学和文本,远离文学实践、文学现实,甚至也远离真正的文学批评,最终形成为一种理论自足、理论自语、理论自娱的荒唐可笑的局面。

 

三  两种对立意见彰显了什么?

之所以说,造成文学研究远离文学和文本的内在根由,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有没有相对合理的界限和张力,原因在于:一刀切断两者的必然联系,把文学研究孤立化为纯形式(语言)、纯审美的研究,固然不可取,这种作茧自缚的做法已为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理论的最终失败所证明;然而,将文学研究无限越界和跨学科,最后消融、消失在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中,沦为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恐怕更加离谱,昭示着文学研究自我解体的现实危险。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杞人忧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关系这个前沿问题,在当代西方文论界,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声音、不同意见的争执和交锋。这场争论大体上可分两个阶段:到90年代前期,拥护文化研究的声音占压倒性优势,反对者相对孤立;而到2000年新世纪到来前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否定和批判文化研究的声浪渐高,维护者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前一阶段可以耶鲁学派两位代表人物德曼和布鲁姆的不同主张为范例。

还在20世纪80年代初,解构主义文学理论越界跨境、四处出击,欧美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之时,对这种理论的抵制和批评之声就已经不绝于耳,但还不成气候。德曼十分敏感,曾经针对那些刚刚露头的批评、抵制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作过强烈的辩护和反批评,认为解构文论“由于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运转机制,而倾覆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反对美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的强大哲学传统;它瓦解了文学作品既定的经典,模糊了文学和非文学话语之间界限”,而使传统文论黯然失色。他严厉地反问道:“文学理论的什么东西这么吓人,以至于激起如此的强烈的抵制和攻击?”这里,德曼从四个方面肯定了解构主义文论:(1)对现代性为内核的传统意识形态从机制上进行颠覆;(2)对现代西方文论历来以美学(审美)为核心的传统及其强大的形而上学哲学根基从根本上进行解构;(3)消解文学与非文学话语之间文体和学科的界限,从而动摇了传统文学理论的根基;(4)破除了传统的文学经典观念,及其背后的精英主义阴魂,代之以非经典乃至非文学的大众文化产品。这种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在德曼看来具有普遍性,“它们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是理论之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他并且充满自信地宣称,这种“文学理论并没有沉没的危险;它不由自主地兴盛起来,而且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是兴盛,因为它讲说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可以看出,80年代解构主义文论助推文化研究,其风头正健,有一种不可抵制的气势。

有意思的是,同属耶鲁解构学派的布鲁姆却从90年代起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对抗文化研究的立场上为文学研究辩护。他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背后不朽作品》(1994)一开始就对文化研究在美国的流行和走红深表忧虑,声称虽然“那些所谓的文化战争与我无涉”,但它造成了严重的学术后果:“如今学术界是万物破碎、中心消解,仅有杂乱无章在持续地蔓延”;他认为“当前的低劣状况”一言以蔽之:“今日的学术界已经变得走火入魔了。”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带来的灾难,他痛心疾首,进行了义愤填膺的全面批判:

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

需要说明的是,布鲁姆上述批判的出发点,还是以康德(I.  Kant,1724—1804)以降以审美(美学)价值为基础的传统立场。这一点,他说得很明白:“‘审美价值’常常被视为康德的一个观念而不是一种现实存在,但我在一生的阅读中却从未有过如此的经验。”布鲁姆的意思是,他几十年的文学教育和批评生涯,对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批评始终建立在康德那种审美体验的“现实”基础上,而不仅仅停留在“观念”上。由是,我们可以通过与德曼前述论点的比照,对布鲁姆的上述观点作简要概括:(1)与德曼以解构文学研究背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哲学根基为己任相反,布鲁姆力图使文学研究摆脱这种束缚获得独立和自主。为此,他嘲讽文化研究“喋喋不休,认为最好把文学解释成是资产阶级体制所促生的神秘化”,揭露这种解构主义主张实际上“就把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2)与德曼反对文学研究的美学基础相反,布鲁姆反对抹杀文学审美价值评判的“大哲学”和泛文化研究,认为文学研究必须坚持“审美的自主性”的底线。对于文化研究把“文学不必依赖哲学,或审美无关意识形态和形而上学”的审美自主性论者“看作一个怪人”的说法,他认为恰恰“标志着文学研究的堕落”。这一点从根本上区分了文学与大文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界限,否定了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无止境的侵略和蚕食。(3)与德曼消解文学与非文学之间文体和学科界限的主张相反,布鲁姆坚守文学独特文体和独立学科的立场,反对用涉及林林总总非文学的“主义”和学科领域的所谓“文化批评”替代真正的文学研究,从而进一步捍卫了文学研究自身的疆域。(4)与德曼破除和取消传统的文学经典的观念相反,布鲁姆力主重新恢复被文化研究极度边缘化的西方传统文学经典的崇高地位。一部《西方正典》就是“从数百个往昔公认的西方经典作家中遴选出二十六位代表人物”,对他们的经典作品充满激情地给予审美评价,有力地捍卫了它们的经典地位。而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维护还是反对,是区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试金石。布鲁姆称反对者为“憎恨学派”,指责“他们希望为了实行他们所谓的(并不存在的)社会变革而颠覆现存的经典”,甚至不惜“摧毁经典”。(5)与德曼颠覆经典的反精英主义态度相反,布鲁姆仍然清高地坚持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他虽然承认文学批评不会“成为民主教育或社会进步的基础”,因为这不应是文学批评的任务,但他决然肯定,“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6)由于德曼去世较早,未曾涉及文化研究对美国大学文学教育破坏问题,布鲁姆则给予严重的关注和激烈的谴责。比如,他痛心却无奈地说:“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仍然会继续,但只会如今日的古典学系的规模。今日所谓的‘英语系’将会更名为‘文化研究系’,在这里,《蝙蝠侠》漫画、摩门教主题公园、电视、电影以及摇滚乐将会取代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以及华莱士、斯蒂文森。曾经是精英荟萃的主要大学和学院仍会讲授一些有关莎士比亚、弥尔顿及其他名家的课程,但这只会在由三四位学者组成的系里讲授,这些学者类似于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于是,“英语系以及相关系科始终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还极不明智地吞咽下一切看上去可以吸收的东西”,而“这种生吞活剥产生的可怕结局将是自我毁灭: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与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或者,通俗文化作品取代难懂的大家之作而成了教材”。可见,由于受到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大学英文(文学)系中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教学无论在课程设置的规模、讲授的专业内容上,还是教材的选择使用、师资队伍的构成上,都被挤压、萎缩到无足轻重的边缘地位,实际上蜕变为“文化研究系”。这类话语,在《西方正典》一书中比比皆是。把对文化研究的批判深入到大学教育体制的层面,这是布鲁姆的独到之处,也是深刻之处。他的这种感受是真切的,但在那个时期又是孤独的,他的看法是空谷足音。他感受到自己“周围全是些哗众取宠的教授,充满着法德理论的克隆,各种有关性倾向和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以及无休止的文化多元主义,我于是明白了,文学研究的巴尔干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此言颇有点自觉势孤力单、螳臂当车、无力挽回的哀伤。

这一时期,与布鲁姆观点相近但比较温和的还有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艾伯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他以《镜与灯》一书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熟知。他对文化研究那种“指控”“伟大著作的传统经典,不仅是文学,而且是人文研究的一切领域的经典,其形构根据都是出于意识形态,以及精英和特权阶级的政治利益和价值”的说法并不认同,对其鼓吹“开放经典”,“使它变成‘多元文化’”性质,“从而充分代表妇女、少数族裔、非异性恋者,以及其他少数人团体的关注和文学成就”的主张更是表示不满。不过,这一阶段文化研究总体上势不可挡,持异见者寥寥无几。

到了后一阶段,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对文化研究的批判声浪越来越高,相反,维护的声音却越来越低。这也伴随着文化研究无限扩张之后急速衰落的过程。这一阶段的英美主流文学批评家如伊格尔顿、詹姆逊、卡勒等人大多不看好文化研究,便是明证。而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作全面、系统反思和批判的总结性论著,无疑是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除此之外,持相对温和观点的是希利斯·米勒,他在基本肯定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研究发展的必然性和成就的同时也有所批评。然而诡异的是,在中国,他于1997年和2001年分别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因为对全球化电子和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前景表示忧虑,而提出了“文学终结论”,却不料由此阴差阳错反倒成了积极鼓吹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这个过程有点复杂,需要在此予以澄清。

从坚守解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立场出发,米勒在大方向上是支持和维护文化研究的。当文化研究事实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其在大学里对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挤压却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米勒就文学的社会功能是否还能适应提出了下面的疑问:

在这样没有理念的新型大学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用?我们是应当、理应还是必须依然来研究文学?现今文学研究义务的资源又是什么——是谁、是什么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它?为了什么目的?是因为文学研究在今日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中依然具有社会功效,还是它纯粹已是夕阳西下、苟延残喘,终而要消失在日益成形的全球化社会中一路走红的那些实用学科之中?

米勒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从总体发展上进行审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文学研究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和迅速传播,以语言为基础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是对一个大趋势的基本判断。造成这一态势的原因何在?米勒从内外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外部原因。米勒主要从全球化的大时代、大环境里大学体制的大变迁的视角,间接地论证了文化研究一路走红、而传统的文学研究夕阳西下的历史必然性。他引证并认可了德里达对当今时代转型、文化“移位”的看法,指出:“随着从书本世界到超文本世界这一划时代的加速进行,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快捷步子,给引入到一个新的充满威胁的生活空间。诚如德里达近年在一个研讨班上中肯地指出,这个新的电子空间,这个电视、电影、电话、视频、传真、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空间,已经从根本上深切地改变了自我、家庭、工作场所,以及民族/国家的政治学。”他认为,这样一个电子化、新媒体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文学者之间以及与其工作的联系方式;经济和文化体系全球化导致国家实力相对弱化,也对大学的功能产生了影响。随之,大学人文学科的文学教育也发生“转型”,以往强调传统文学经典有永恒价值的观念和教授方式日益被文化多元主义理念所取代;同时,由于教学经费越来越缩减,传统的文学系逐步自我解构,走向文化研究,教师们花在文化理论上的时间比教授经典作品的时间要多得多,于是,传统经典背后那个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构架,无奈地被抛弃了。

第二,內部原因。米勒主要從新一代文學研究隊伍自身角度加以分析。他看到當今美國大學文學教學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的主體已經年輕化了,他們是被電視和商業化流行音樂薰陶長大的第一代人,他們當中許多人從孩提時代起,花在看電視和聽流行音樂上的時間遠較讀書爲多。因此,這新一代的批評家,相當程度上是爲一種新型的消費主義的視覺和聽覺文化所塑造。他們當然更愿意研究大衆文化、電影和流行刊物,所以,轉向文化研究是順理成章的。

应当说,米勒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研究大发展、大繁荣内外原因的分析是言之成理的。对于美国当代的文学研究界,特别是大学文学系中,文学研究的这种文化研究转向,米勒总体上是从发展趋势和必然性角度予以肯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响应了布鲁姆对文化研究的激烈否定。不过,也有一些微词。比如,他指出,在新媒体时代,新技术入侵家庭,冲破内外分野,跨越国界和种族边界,私人空间的隐秘性不复存在。这—技术和文化多元主义畅行其道的结果之一,是倒退回民族主义,回归种族一元论;而同时,文化研究在收编和驯服新的传播技术、摧毁各种边界、闯入我们的家园之后,也带来了一种“他者”的威胁。

更为意想不到的是,米勒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中国首先抛出了石破天惊的“文学终结论”。他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 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治因素倒在其次)。哲学、心理分析学也在劫难逃, 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他主要是从电子信息和新媒体的时代背景来论证的,他说,由于“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有网际网络, 在塑造人们信仰和价值观以及用虚幻的世界填补人们的心灵和情感的空缺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虚拟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世界在诱导人们的情感、行为和价值判断方面发挥着最大的述行效能(performativeefficacy,亦译‘施为性效能’)”;正因为图像、视觉文化不断对传统的文学排斥和挤压,使文学的“那些旧有的功能却被电影、电视、通俗音乐、电子游戏、网络等这些能够制造魔光幻影的远程技术媒介所替代”。他由此推论道,这个“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 而把它引向终结”。这表明,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的深层背景,乃是对后现代电信和图像时代里文学受到视听艺术的极大冲击,其中心地位被不断削弱和边缘化的深深担忧和无可奈何。同理,文学的“终结”也必然造成文学研究和理论由于无所依附而走向衰退。然而,这种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带有留恋和惋惜情绪的“文学终结论”,客观上却为文学研究必然为文化研究所取代的观点即维护文化研究的主张,提供了理论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与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争鸣和讨论,米勒后来对其“文学终结论”也有局部的修正。他曾在一次访谈中动情地说:“我的一生都在研究文学,我也不太懂电影方面的东西,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对文学的未来还是有安全感的。在我的有生之年,它是不会消亡的。”这实际上部分收回了其“文学终结论”;而“只要文学继续存在,对不同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人具有重要性,人们就需要文学理论。即使文学在某个特定社会中不再重要,尤其是在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就像今天所发生的那样,人们仍然有理由主张,至少是在西方社会,文学理论继续需要存在下去,以发挥其阐释过去文学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写作和阅读还是会继续下去的”。换言之,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都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这一阶段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纷争,与前一阶段恰好相反,是文学研究全面胜出,文化研究相反处于守势。像米勒这样的文化研究支持者,如今也只能从大时代角度作温和的辩护,而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曾经孤立无助的布鲁姆现在有了许多知音,不再那么悲观绝望了。

 

四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数十年论争之检讨

西方学术界这数十年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彰显出当代西方文论不断滋长的现实危机。这就是:在文化研究攻城略地、无止境扩张的冲击下,文学研究的地盘日益缩小、经典日益淡出、理论日益衰落,甚至在美国,大学文学系都难以生存下去了。这种现状,值得西方也值得中国学术界作出检讨与反思。

其一,文学研究逐渐远离文学和文本,恐怕是造成上述后果的源头。本文在回顾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争时,之所以举了历来重视文学和文本解读的几位耶鲁学派干将(对立双方)的思想观点,就是想说明,由于德曼和米勒坚持以修辞性为语言本性的解构主义思想,他们很自然会走向自己原先文学主张的反面,站到排挤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立场上去了。

其二,经过这一场耗时数十年的漫长论争,虽然西方的文学研究似乎已经重振雄风,文化研究重新走向衰退,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今的文学研究能够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崛起之前的原样。其实,文化研究刚刚崛起时并不完全与文学研究对立,更大程度上是互补互动的。文学研究借文化研究的东风,吸收、采纳文化研究的多种视角和研究方法,也确实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丰富、充实了文学审美研究的路数。正如卡勒在2011年文化研究已经退潮时,仍然反思了当年文学研究自身的种种弱点和局限,充分肯定了它对文化理论的主动“借用”确确实实有力促进了文学研究的发展:

我们用“理论”这一习惯性称呼所指的,其实是多种不同文类的著作,它们成功地对并非它们所属的那些领域提出挑战,并对如何思考这些领域重新定向。文学研究者喜欢借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们对语言、心理、历史或者文化的分析为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提供了种种新的令人信服的阐释。……来自其他领域的著作为文学学者们重新思考文学和文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它们不但提出了关于语言和表意的功能等一些普泛性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大堆其他的问题。毕竟,文学所涉及的题目可谓包罗万象,因此,当文学学者们从某种并不足以阐释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中解脱出来之后,他们赫然发现:他们能够利用各种各样最令人激动、最有趣的理论来阐释他们在文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和材料。他们同时也在这些种类繁多的“理论”中找到很多能够帮助他们从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哲学的角度去思索文学自身的功能的著作。

在文化研究退潮之后,卡勒提出的这个看法,的确是冷静、客观而中肯的。以往像布鲁姆所坚持的纯审美的文学研究不言而喻有其正当性、合理性,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但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狭隘性、片面性等缺陷。恰当、适度引入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和哲学等等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显然有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不能因为文化研究跨界越位、“逼迫”文学研究远离文学和文本,使之最终被边缘化这个消极影响,而彻底否定文化研究有其合理方面和形成发展的根基。事实上,重新崛起的文学研究已经与过去单纯审美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大不相同了,它已经部分吸收了文化研究的合理成果,与文化研究理论交织融合,难分难解,再也不可能回到传统的内在审美研究和外在社会背景的阐释路线上。这是从单纯的文学研究→泛文化研究→新的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后者是对前面两者的辩证综合,是扬弃了它们的消极方面,上升到层次更高、内容更丰富的一个发展阶段。

其三,文化研究并不会彻底消亡,它还有新的发展前景。它与文学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有新的结合的可能性。还是这位卡勒,面对“理论死亡”的喧嚣,并没有扼腕叹息,他说,“本人对扼腕则毫无兴趣”,因为“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理论作为一种体制化和学科化的存在,已经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也正因为理论获得了这样稳固的地位,它自然失去了曾经竞新斗奇的魅力,抑或其骇人听闻的锐利,尽管收敛锋芒也未使理论少受诟病”。此言甚是。正如布鲁姆所抱怨而为米勒所首肯的那样,文化研究和理论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美国大学的体制之中,并且学科化了,不是简单地宣布其死亡就能剥离和挤出的,也不是批判、抵制和呼吁就能回复到三十年前的文学研究状态的。事实上,近年来,来自西方各国的一批学者,在认真总结、反思过去到现在几十年文化研究的历程和得失的基础上,围绕着“文化研究有未来吗”这一尖锐的拷问,纷纷作出自己的回答。令人宽慰的是,他们基本上都对文化研究的未来抱有希望和信心,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多种振兴文化研究的策略或者方案。其中,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霍尔(S. Hall,1932—2014)在一次访谈中认为,面向未来,文化研究的不确定性正在不断增加。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人们的身份认同的概念正被弱化,因为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固定,多元文化相互交织,“移位”(Route)的出现使一个人的文化之“根”(Root)越来越处于漂浮状态。霍尔强调,不应放逐抛弃文化研究,而要让文化研究适应现实发展的形势,向更深入、更具变化性的向度发掘。

其四,经过文化研究洗礼的文学研究,不可能完全回到布鲁姆所钟情的纯审美批评的老路上去,而是有着许多新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卡勒根据西方文论界新近的研究现状,从大量实证材料出发,归纳和描述了文学理论领域内六种最新变化或发展趋势。其中的第六种是“返归美学”,即广义上的艺术理论的复兴。他认为,传统的美学概念,譬如艺术天才、艺术的自主性和普适性、艺术的内在精神价值等,都与主体的概念密切联系,属于一种过时的精英主义的、普泛化的艺术概念。而时下“对美学的回归”不是回归传统美学,而是一种“新形式主义”或者“新美学主义”的崛起,体现了人们对文学形式和艺术形式的一种刷新了的关注。它对于逆转“认为美学是精英主义”这股民主化潮流极为重要。它对于信息时代“数字化媒介、超文本和计算机网络游戏的世界提出了新的美学问题”,认为必将会对文学概念进而对文学理论概念产生影响。它强调,在新的电子体系中,回馈的循环线路使得文本和读者之间发生着不同层次、持续不断的互动,在读者表演文本时又不断地改造它们。这改变了以往对文学的理解,其结果是文学最终被认为更像是一个事件而非一个固定的文本。这样,“表演研究”(Performancestudies)就要在文学的美学研究中具有某种新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卡勒这里所说的回归美学,并不是回归布鲁姆精英式的旧审美主义,而是包含着文化研究因素的、非精英主义的新审美主义。应当说,卡勒的这些描述和归纳是比较客观的,符合当代西方前沿文论的最新趋势的。他一方面想表明,虽然文化研究总体上已经过时,但是文学研究仍然裹挟着文化研究的余威不断探索着新的生长点和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表示坚信,面向未来,“一场十分活跃的、引人入胜的理论事业——文学理论活动——将会继续开展下去”。

其五,转向中国当代文论看,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文艺理论经历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巨大影响和冲击。其中,既有译介、模仿、移植和吸收,也有警惕、怀疑、辨析和反思;既有交流对话,也有批判论争;既有历时性的借鉴,也有共时性的审视。之中也包括了对处理和解决好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复杂关系这个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总体上说,当代西方文论事实上参与了当代中国文论的思维创新和理论建构,主流是健康的,但它对中国文论的消极影响不能低估。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两股思潮数十年的博弈争斗、此起彼伏、此长彼消,其中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对中国当代文论产生过消极作用;而当西方文化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结合后,这种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对于当代西方解构主义文论和文化理论历史形成的远离文学和文本的缺陷,中国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已有了清醒的认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在借鉴其合理因素的时候,不重蹈用文化吞没文学的泛文化主义覆辙;在强调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和文本本身的时候,也不宜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文学的审美研究与外界(社会、经济、历史、哲学、法律、政治、文化等等)一刀切断。当然,也不必追随卡勒赞赏的那种“新审美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因为对这种尚未成型的时髦东西,学者们更需要的是冷静观察,结合中国文学研究的实情和问题,加以实事求是的思考和评价。


编者注:该文是作者主持的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前沿文论专题研究”(14AZD099)的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2期第81—96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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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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