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宪 ‖ 再发明与在行动 : 化解人文学科世界性危机的路径

南国学术 2019-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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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明与在行动

——化解人文学科世界性危机的路径

周 宪

[作者简介]周宪,1988年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被遴选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美学学会会长、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美学、艺术理论、文学理论、文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20世纪西方美学》《现代性的张力》《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审美现代性批判》《走向创造的境界》《视觉文化的转向》等

摘  要

在一个实用主义被膜拜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人文学科常常被视为“无用之学”,人文学科危机的种种征兆不断显现。人文学科所遭遇的种种世界性危机,既有外在原因,即科技主导的大趋势以及目的(工具)理性的广泛渗透;也有人文学科自身的原因,即沉湎于过去而未能对现代性作出敏锐响应。人文学者对这一危机的深切忧虑,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文知识生产及其职业的当下困境。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以传统为导向的人文学科知识系统有必要实现某种现代转换,发展出更有解释力和亲和力的新范式。而要从根本上化解人文学科的当下危机,关键并不在于理论性讨论,而在于行动和实践的探索。首先,提倡一种“游击战”的行动策略。通过人文学者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建立起基于友谊基础上的学术互动联系,使其他学科的学者把人文学科的基本理念和价值逐步渗透进各门学科的专业教育之中,在新的层面上重构人文学科知识生态系统。其次,“发明新传统”。人文学科不能局限于课堂和校园,而应努力融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领域,形成一整套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制约的实践活动,通过不断重复的仪式和象征来传递特定价值和行为规范;即将大学人文学科所讲授的那些价值、意义和伦理等问题,转化为一些精心设计的课外实践活动或日常生活行为。最后,将书斋书本里的高深理论转化为街头巷尾普及的知识。人文学科所传达的思想、价值和伦理只有被更多社会普通公众接纳、认可和敬重,人文学科才能从危机走向复兴。

关键词

 人文学科  人文教育  科技导向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

人文学科的危机由来已久。一个多世纪以来,在西方,对这一危机的忧虑像幽灵一般出没于学术界;在当今中国,随着高速现代化和知识生产的爆炸性发展,各种学科建制、科研基金、学术会议、专业出版物蔚为大观,人文学科为何并如何的问题也在呈现出来——在一个实用主义被膜拜和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人文学科常常被视为“无用之学”,人文学科危机的种种征兆不断显现。遗憾的是,这一问题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在人文学科呈现危机的同时,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危机——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尽管从学术层面还不能简单地得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2007年,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Derek Curtis Bok)在学生毕业典礼致辞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大学该如何培育和激发人文学科呢?今天,人文学者常常感到被忽略,不为人们所赏识。……未来一些年,由于更强调科学而使得人文学者深感被边缘化了,这很容易加剧他们的紧张。事情本不该如此。科学新发展的方式有可能延长人的生命,或摧毁人的生命,或人为地改变人的生命,这些方式开始被质疑为人之意义何在。人文学科传统的核心问题是指向价值、意义和伦理,面对这样的前景,此类问题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为了不再让人文学科边缘化,大学必须以我们都明白的方式来探寻如何激励人文学者讨论这些问题,以便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建构一个这样的世界。其中,科学的昌明并不会压垮我们,而是用来服务于促进文明的目标。

反观当下的中国,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扰着中国的人文教育和知识生产。前所未有的科技导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和教育的生态:一方面是科技实用理性的极度膨胀,科学研究和教育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人文学科在虚假繁荣背后的萎缩和困顿,社会道德全面滑坡,似乎正在迈向“失去灵魂的卓越”!本文并不想全面讨论人文学科的危机问题,而是想通过下面三个问题的探究,把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来解析。

问题一:谁在意人文学科的危机?

关于“谁在意人文学科的危机”问题,在不少人看来是明知故问,因为只有人文学者才会在意人文学科的危机。其实,潜藏在该问题背后的系列问题是:为什么谈论人文学科危机的总是人文学者?其他学科的学者为何对此无动于衷?谈论这一问题是不是人文学者自身职业危机的表征?

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得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说起。

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似乎是两种全然不同的人,而科学与人文学科亦是一家欢喜一家愁。深谙两个领域的英国学者斯诺(C. P. Snow19051980)20世纪中叶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藉此形象地描绘人文学者与科学家的天壤之别。斯诺认为,这两种人生活在两个全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无论是在智力、道德或心理状态方面都很少共同性”,中间隔着一个公开的“海洋”。他们互不了解并且歪曲对方,甚至相互憎恨和厌恶;他们不但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而且情感方面也毫无共同之处。人文学者以文学知识分子(作家)为代表,科学家则以物理学家为典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在大力提倡科学救国的导向中,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误解、拒斥和偏见更是突出,人文学者缺乏科学常识、科学家缺乏人文修养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糟糕的学科间关系,导致了中国人文学科及其教育更加窘迫的境况,同时又更容易产生科学宰制的局面。在今天中国的大学里,科学家们显然没有职业的危机感,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无论在经费、机遇、求职,还是在声望、象征资本、社会认可上,都远优于人文学者。人文学者沦为二流“劳心者”,已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斯诺的分析只是对人文学科与科学关系现象描述的话,那么,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早在20世纪初就揭示了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冲突,那就是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它与此处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两种理性行为,其一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其二是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韦伯特别强调指出,价值理性与目的(工具)理性处在复杂的关系之中。如果从目的理性角度看,价值理性总是“非理性的”,因为它越是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纯粹的思想意识、美、绝对的善、绝对的义务),就会越是不顾行为的后果。

照理说,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其他学科,价值理性本应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内在根据。然而,随着社会和科学研究活动的发展,现代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目的(工具)理性,它与价值理性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知识生产在科技导向下逐渐远离价值理性。加拿大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曾用言简意赅的语言描述了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就是人们计算着以最经济的手段用于特定目标的合理性,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效益的最大化。如果以泰勒的说法来反观当今的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不难发现,目的(工具)理性已经深蕴在各种科学和技术活动中,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也在所难免,种种学风、抄袭和造假问题,不妨视作目的(工具)理性畸形膨胀的恶果。这大概就是哈瑞·刘易斯(Harry Lewis)所说的“失去灵魂的卓越”的表现,也就是价值理性失落的表征。顺着韦伯的思路来看,有一个现象是令人深思的,那就是在科学研究中,价值、意义和伦理问题会经常性地缺失。因为,科学往往是价值中立的,通常服务于某种现实的、功利性的目标,那种出于纯粹兴趣、爱好、信念的学术研究,面对今天中国高度工具理性化的现实,已无安身立命之处。有趣的是,作为“无用之学”的人文学科及人文学者,却常有一种源自内心的冲动,那就是关注、强调和捍卫价值理性,坚守生活世界和知识生产中的价值、意义和伦理。面对社会行为和科学活动中目的(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人们对价值理性及其行为的社会共识和普遍认同不断下降,人文学者的内心忧虑必然会与日俱增。

问题的严峻性还在于,当目的(工具)理性成为人们行为普遍倾向时,当价值理性被人们边缘化时,科学及其相关学科成为当今知识生产和教育的绝对主导倾向时,它的爆炸性扩张持续地侵蚀着人文学科曾经占据的地盘,使人文学科的生存空间明显萎缩。许多年以来,北美和欧洲的大学出现了人文学科经费锐减、教职削减、学生数下降的明显趋势。一旦学校出现财政危机,首先关门的当是人文学科。这种“科学帝国主义”影响不可小觑,虽然中国大学人文学科目前并未出现显著的萎缩,但相信这个趋向的出现不是杞人忧天。不仅如此,“科学帝国主义”的影响还体现在其研究范式的扩张上。19世纪以来,科学的昌明使其研究范式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曾几何时,人文学者效仿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以精密科学的范式来改造人文学科,较典型的如美学中的科学美学、实验美学,英美新批评对文学研究科学性论证,艺术心理学对实验和数据的倚重等;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中曾热闹一时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式等,都可以视作这个趋向的反映。今天,虽然来自科学范式的诱惑和压力大不如前,但人文学科研究常常被批评过于主观而缺乏科学性,社会科学也以其更趋向于经验的、统计学的、模型化的范式而迥异于人文学科。曾几何时,哲学被称为一切科学之母,在古典时期,哲学家是智慧超群的思想家;现如今,从事哲学研究不过是在教育或研究机构中谋一职位而已。更让人不安的是,在当下中国,最聪慧的学生都奔着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去了——未来就业的收入决定了专业的冷热。选择人文学科通常不是出于无奈,便是高考时的“被服从”。

种种不妙的发展趋向似乎在向人们昭示,人文学科的职业危机正在慢慢逼近。就像传统手工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有落伍之感而产生危机一样,人文学者在当下大学高等教育中感悟到了挥之不去的生存危机。他们收入低并且求职难,与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们经费足、职位多并且颐指气使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人文学者更像是传统手工艺作坊里的师傅,不但要忙乎自己的研究,还要为学生修改论文、推荐发表或寻找工作。虽不能说人文学科已是“夕阳产业”,但它处境艰难是显而易见的。由是观之,人文学者热衷于谈论人文学科的危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他们面对自己职业危机的必然反应。这是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问题二:人文学科属于过时的传统型知识吗?

较之于科学技术总是面向未来提出新问题和新理论,人文学科似乎更偏向于回归传统和过去。不同于科学知识的日新月异,人文学科的问题看起来总是一副老面孔。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 S. Kuhn,1922—1996)认为,科学没有历史,因为新知识一旦出现便把旧知识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更重要的是,科学总是追求唯一正确的答案,而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则充满了争议和歧见。所以,科学的发展具有替代性,新发现替代了旧结论;但艺术则不然,后来的艺术家不论多么伟大,他们都无法取代以前的艺术家。正是这个缘故,人们今天仍然欣赏过去的艺术杰作,仍阅读孔、孟、老、庄的经典,仍喜爱屈原(约342—前278)、陶潜(365427)、李白(701762)、杜甫(712770)、曹雪芹(17151763)的作品。有趣的是,今天学习物理学的人不会再去阅读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前384—前322)的《物理学》,也不会从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关于电的正负极辩证法中获得关于电的知识,因为科学与哲学的分家使得早期哲学著述不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价值了,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仍是后人争相阅读的对象。库恩的结论是:“艺术家认为是目的的东西,在科学家看来却是手段,反之亦然。”于是他断言:毕加索(P. Picasso,18811973)的成功不会把伦勃朗(R. H. V. Rijn16061669)挤进博物馆的储藏室,但科学的新发现却使以前的重要著作过时了,“与艺术不同,科学毁灭自己的过去”。由此,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不同于科学的未来导向,人文学科的传统导向与不断发展的现代性进程有何关联?在一个愈加“流动(液态)现代性”的社会和知识系统中,人文学科的古典知识何以有效地解释当下?

平心而论,人文学科今天所遭遇的危机,既有外在的原因,比如科技主导的大趋势以及目的(工具)理性的广泛渗透;也有人文学科自身的原因,那就是它沉湎于过去而未能对现代性作出敏锐的响应。根据通常的看法,人文学科涉及的是价值、意义和伦理。而无论是西方的古典学研究还是中国的国学研究,其基本学理根据都是传统及其价值、意义和伦理。如果说价值、意义和伦理是内容层面的某种规定的话,那么,它的形式层面则呈现为人文学科知识的基本载体——文本。用美国国家人文中心主任哈芬(Geoffrey Galt  Harpham的话来说,人文学科就是“对人们在过去所产生的文献和作品的学理性研究,这一研究可以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世界,进而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他认为,人文学科研究概括起来有三个关键词:“文本性”textuality);“人文”(人道,或人性,humanity);“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文本性”所涉及的就是过去所留存下来的各种历史文献,从中国古代文学到哲学、史学、艺术等,不一而足。哈芬的看法是,文本性具有某种显著地指向过去的倾向,“主要现象就是过去性:如一些作者所言,人文学科独特的‘精神转向’是‘指向历史’”。本来,指向过去无可厚非,因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免不了要历史化、语境化。但问题在于,面对不断激变的现代性发展,面对科学知识爆炸性地突进,恪守传统的种种学术理路是否能适应于这一“剧变”(波兰尼语,the greattransformation)呢?思想家们早已清晰地描绘了现代性的“液态”特征,“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现代性就是“短暂、过渡和偶然”(波德莱尔)。于是,埋首故纸堆式的学究路径显然已难以解释“流动的现代性”。因此,对人文学科的“再发明”就变得刻不容缓。遗憾的是,在人文学科内部,埋首故纸堆或“以古释古”的学究气仍很有市场。这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学科的现代性转型,削弱了它对新的社会文化现实的解释力。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当代知识体系中,人文学科对青年学子的吸引力越来越微弱,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文学科在当代知识体系中的“合法性危机”。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关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论证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些论证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文学科发展的颓势。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是不是人文学科本身的局限使之无法在科学独霸的时代再现辉煌呢?

回到哈芬对人文学科的三个关键词上来,除了与古典传统关系密切的“文本性”之外,另外两个概念——“人文”和“自我理解”显然是更重要的范畴。“文本性”与后两个关键词关系复杂,正是通过“文本性”的现代阐释,“人文”的古典含义才能实现向现代性的转变,转而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效力的范畴。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恪守价值、意义和伦理,就体现在“人文”概念的现代诠释之中。进一步,正是通过这样的“人文”概念的阐释,才能形成人们现代意义的“自我理解”。所以,人文教育不同于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它更关乎人的公民性培育,是对一个健康社会中合格公民的价值理性之培育。

可喜的是,近年来人文学科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发展。这些发展,一方面响应了对其合法性的质疑,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拓展了人文学科的视野和方法。比如,传统的“文本性”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古代书写或印刷文本,诸如视觉符号、城市空间、虚拟现实等诸多新的载体已经进入人文研究领域。尤其是所谓“数字人文学科”(电子人文学科,digitalhumanities)的崛起,它不只是人文学科研究的电子化,更是人文学科新思路和新空间的开拓。从数据采撷到信息可视化,从地理空间分析到多媒体甚至全媒体,载体形式的变化也在促使研究内容和观念的变化,新的方法和理念被融入了数字化的人文资源,进而带来对古典传统的全新解释和理解。有学者乐观地评价道:数字人文学科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教育,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文学科的学术生态系统。正在形成的数字人文学科共同体具有某种潜能和责任:坚持人文学科的立场和主张,将数字技术创造性地用于提升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教学。

近年来人文学科发展的另一个趋向是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其实,人文学科的古典知识形态并没有严格的学科界限,文、史、哲不分家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只是由于现代性的知识和学科的分化导致了人文学科的专业分工,一个个互不相干的独立领域遂成家立业起来。只要把“五四”时期的文史大家和当下学者的研究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一百年来中国的人文知识生产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跨学科的人文学科知识生产具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其一,正像一些人文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当代知识系统中,人文学科的任一具体学科都只具有部分人文学科性,无论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或修辞学等,它们往往只是人文学科整体价值、意义和伦理的某个局部领域的探索。比如,修辞学关于自我表达和交往能力的训练,文学关于想象力和生命意义的探寻,哲学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证或公正等伦理探究等。因此,把这些分别进行的研究和教育整合起来,那将有助于培育学生们完整的自我理解系统,进而克服个别的或零散的自我理解。其二,在当代庞大的知识系统中,人文学科若要获得长足的进步,努力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甚至技术科学融通互动乃是必然趋势。尽管人文学科与科学有着诸多的根本性不同,但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人文学科有可能和有必要引入新的学科资源,进而改变人文学科给人保守、刻板、过时的面孔。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远不是某一学科可以单独解决的,这就为人文学科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新的契机。从生命科学中的生命伦理问题,到环境研究的历史和人文层面,再到许多社会问题的探究(性别研究、教育研究、心理学研究、决策研究、公共政策、国际关系、政府治理、商业道德、城市文化等等),如果没有人文学科的深度有效参与,将是难以彻底解决的。正是在这里,人文学科可以派上大用场。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对传统人文学科知识形态的改造,也是对传统人文学者角色和知识功能的重构。

至此,可以得出第二个可能的结论是,人文学科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是可以对接和转换的,关键在于如何防止人文学科在当代被“博物馆化”;如果能把“保留曲目”转化为“新曲目”,那将有助于实现人文学科在现代知识系统中的合法化证明。

问题三:如何复兴当代人文学科?

纵观整个20世纪,西方学术界关于人文学科危机与复兴的争论不绝于耳,但令人气馁的是,这些讨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文学科的困窘。历史的比较常常是人们把握当下问题的门径,西方启蒙时期与中国“五四”时期可作为思索当下困境的两个参照点。在启蒙时期,法国社会总人口中识字率只有37%,但那时,启蒙思想家们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人文学科和人文价值的社会认可,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共识。“五四”时期的中国,文盲率远远高于法国启蒙时期,但一大批思想家和文人提倡新学,强调中国古代思想反思批判基础上的转型,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人文主义启蒙命题,也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认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识字率大大提高了,教育普及率远远超越了过去,受教育或有教养的公众已成为或将成为社会的主体,但今天的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似乎更加凋零,人文价值、意义和伦理却倍受冷落。原因何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这个概括,也许道出了某些原委:

大学已忘却了它对大学生应有的更大目标。大学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储存者是成功的,甚至比过去更成功。然而,大学却忘记了本科生教育的基本任务,乃是使18—19岁的青少年成长为21—22岁的青年人,帮助他们成长,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为自己生活去探寻更大的目标,离开学校时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对学术上卓越的追求已完全遮蔽了大学的作用,以至于大学已忘了需要去协调好这两者。一些以教学奖和学生公共服务计划形式出现的教育活动是徒有其名。有些教授显得是道德正直的名师楷模。细读一下任何一所大学领导的致辞,你都会发现充满了关于世界问题、知识探求、努力工作和成功的言辞,但你却很少听到有关人格力量、正直、友善、合作、同情心以及如何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言论。大学越是卓越,就越想在师资、学生和研究经费的市场上获得有竞争力的成功。但它却很少对学生严肃地谈论如何把自己培养成有良好人格的人,让他们明白正是由于自己接受了良好教育,所以应努力回馈社会。

其实,这是全世界许多大学正在发生的情况——大学教育在追求卓越的同时,却失去了精神、心灵和伦理。这个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显得尤为突出,不仅存在着“失去灵魂的卓越”,更可怕的是还存在着“缺乏人文精神的平庸”。“羡慕、嫉妒、恨”这一网络流行语,折射出大学小区和知识共同体的真实危境;校园里频频发生的恶性案件不啻像警钟提醒人们,人文学科及其人文教育必须以切实的行动来改变这一危险的发展方向!

面对当代人文学科的世界性危机,重要的已不再是理论上的论证,而是要努力探究某种更具实践性的行动。换言之,化解人文学科的世界性危机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向实践转换的问题。如果需要提出一个口号的话,那就是:“人文学科在行动。”

首先,人文学科及其教育要想获得更大的空间和影响,就要与其他学科有效结合。目前,大学里的人文学科教育大致有两种路径:一是人文学科的专业教育。它基本上属于精英式的少数人的专业教育,因而其局限性较为明显。二是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人文学科课程。来自其他专业的学生,大多是以应付的态度来修此类课程。因此,可以断言,目前大学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教育并没有取得实际的功效。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人文学科教育的困境,可能的路径是,将人文学科的资源扩展到其他专业教育。即提倡一种“游击战”的行动策略,通过人文学者各种交结和关联,从私人间的交往,到各种制度性的联谊活动,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建立起基于友谊基础上的学术互动联系,通过其他学科的学者把人文学科的基本理念和价值逐步渗透进各门学科的专业教育之中。事实上,改变人文学科困境的关键环节并不在于作为教育受众的学生,而在于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如果各专业的教师都具备了良好的人文学科素质,如果他们各自的专业课程都能蕴涵不同程度的人文价值、意义和伦理关怀,那么,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便不再蜷缩在狭小领域成为少数人的志业,而是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公民教育。这样,大学教育在追求卓越的同时,便不会失去“灵魂”了。人文学者如何深入到其他学科的“后方”而发动“游击战”,如何把人文学科的教育转化为其他专业教育中的有效资源,如何发展出与其他学科有效的合作模式,也许是人文学者需要深入探究的难题。斯诺曾坦言,人文学者与科学家彼此敌视,互相误解对方;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希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应彼此协调。这些说法都表明,当今大学教育中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学术交往与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是人文学者更多地了解科学知识,另一方面是科学家们更多地增加人文修养,一旦介于其间的“海洋”被跨越,跨学科研究的人文学科便真正行动起来了。例如,针对物理学或数学教学,如何把一些重要的哲学形而上观念贯穿进去;又如,针对生命科学研究,将生命伦理学的讨论深入其内;再如,针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可以将人与自然及其环境伦理的讨论暗含其中。理想的模式是,每门专业课程都有人文学者的参与,安排若干单元讨论意义、价值和伦理等相关问题。如果人文学科走出原有的格局而进入其他学科领域,那它就在新的层面上重构了人文学科的知识生态系统。与科学家们合作,编写出适合其他学科的人文学科教材,也是人文学科当下发展的一个任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人文学科的教师应与其他学科的教师合作,共同开设其他专业课程,实现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跨学科互动。

其次,实现人文学科教育从学理型向实践型的转向,需要“发明新传统”。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 Hobsbawm19172012)的“传统的发明”理论指出,当社会迅速转型并且削弱了已有的传统社会模式时,“传统的发明”就会频繁出现,进而形成了新的传统。他认为,“被发明的传统”是一整套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仪式或象征的特性,通过不断的实践来将特定价值、行为规范潜移默化于主体之中。霍布斯鲍姆强调“被发明的传统”所具有的高度实践性,对于如何改进人文学科研究和教育也颇有启发性。要实现人文学科从学院传统向社会实践的转变,就不能局限于课堂和校园,而应努力融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领域,形成霍布斯鲍姆所说的一整套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制约的实践活动,通过不断重复的仪式和象征来传递特定价值和行为规范。如果大学人文学科所讲授的那些价值、意义和伦理等问题,能转化为一些精心设计的课外实践活动或日常生活行为,那么,人文学科教育就可以从课堂转向课外,从校园延伸到社会,从学术研究拓展到日常生活世界。例如,社会生活诸方面的伦理问题,可以通过老师和学生的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来加以讨论;又如,环境伦理问题,也可以通过师生的具体环保活动来加以讨论和深化;再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博爱、尊老爱幼、济弱扶贫、热爱自然等传统价值观,可以借助一些仪式性和象征性的实践活动来耳濡目染。

最后,将书斋书本里的高深理论转化为街头巷尾普及的知识。人文学科作为一种以传统为导向的古典知识体系,是与传统社会的闲暇生活及其节奏密切相关的,所以黑格尔说,“智慧女神的猫头鹰”(the Owl of Minerva)总是在黄昏时起飞。这其实是对思想及其智慧条件的一个说明。今天,当人们过多地沉浸在工具理性的实务活动中,快节奏地忙于生计时,“猫头鹰”是难以起飞的;而每当闲暇出现时,人们又耽溺于各式各样放纵的娱乐活动中,“猫头鹰”也不见了踪影。面对这一困境,人文学者除了在书斋里潜心研究和课堂上悉心教授学生之外,还可以把人文学科高深的知识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普及的知识。历史上有不少这样成功的楷模,他们不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成就卓著,而且在人文知识的普及上也做了许多让人钦佩的推广工作。这样的普及型人文知识使得“智能女神的猫头鹰”并不是在黄昏才起飞,而是可以成为人们终日的伴侣。人文学科所传达的思想、价值和伦理为更多社会普通公众所接纳、认可和敬重,是人文学科从危机走向复兴的必经之路。

如此说来,第三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人文学科从学院化知识体系走向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乃是当下复兴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选项。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2期第39—47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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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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