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紊乱:竟动荡中国300年?

最爱君 最爱历史 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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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帝国对匈奴发起最后一击的时候,罗马帝国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竟然会在200多年后成为他们的噩梦。

 

东汉永元三年(91年),汉朝大将窦宪率领大军再次出击,并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匈奴,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经过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持续两百多年的打击,在这场大汉帝国与匈奴部落的战争中,最终以大汉帝国的胜利告终,而协助汉朝在背后战胜强敌的,有一种秘密武器就是:

 

气候变化。

 

此前,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在剧烈的气候变化和灾害打击下,匈奴随后内部分裂为南北匈奴,到了东汉建武二十六年(50年),南匈奴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于是向东汉称臣乞求救济,对此光武帝诏赐“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

 

从大气候而言,地球存在大冰期与小冰期的间隔,而在小冰期之中,则存在与暖湿气候相间隔的冷期,自从公元0年开始,新千年的第一个冷期即将光临北亚大地,而他们即将摧毁的,是当时盘踞北亚高原的游牧部落:匈奴。

 

随着冷期的降临,蒙古高原的气候不断剧烈演化,先是不断发生旱灾,而旱灾之后则是接连而至的蝗灾和饥荒,汉明帝建初元年(76年):“南(匈奴)部苦蝗,大饥,肃宗廪给其贫人三万余口。”

 

到了东汉明帝章和三年(89年),“北(匈奴)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 

 

▲干旱往往伴随蝗灾

 

对于匈奴来说,在汉帝国持续两百多年的打击下,加上自东汉初期开始的剧烈变化,眼下,他们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地步,昔日“控弦三十万,牛羊无数”的强盛局面更是一去不返。

 

随着南匈奴的归附和南迁,眼看北匈奴在连年的自然灾害前日趋衰落,于是公元89年和公元91年,东汉名将窦宪两次率军出征北匈奴,并先后在稽洛山(今蒙古国额布根山)和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招降北匈奴各部近三十万人,从而为大汉帝国最终彻底击溃北匈奴奠定了基础。

 

在气候变化和汉帝国的双重强势打击下,在历经公元91年的最后一次大战后,北匈奴一部分南下投降汉朝,一部分则向西逃窜,导致蒙古高原一度出现“漠北地空”的局面。

 

而向西迁徙的北匈奴人,则西逃至今天的巴尔喀什湖一带,经过200年的休养生息,大约在公元290年左右,匈奴人向西方发起了进攻,他们先是将阿兰人(某个高加索部落)驱赶到西边,从而打翻了摧毁罗马帝国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匈奴人的打击下,阿兰人被迫向西迁徙将东哥特人赶到西边,东哥特人又将西哥特人赶到西边,西哥特人则向西迁徙到意大利,当时,由于气候长期偏冷,以致多瑙河和莱茵河经常封冻,使得罗马帝国的北方边界成为不设防地带,在大量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后,这些彪悍善战的蛮族骑兵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轻易越过冰河,并屡屡击败罗马帝国的大军,并最终在公元476年彻底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此后,欧洲进入了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

 

而追究这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根源,则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对北匈奴部落的持续打击。

 

除去大汉帝国和蛮族西迁等人为因素的持续打击,可以说,正是干旱和严寒,从东到西彻底摧毁了北匈奴和西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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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即将掀起摧毁西罗马帝国涟漪的东汉帝国,却事先倒在了气候变化的浪潮之下。

 

在这场从公元0年开始预演的气候变化中,到了东汉末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开始接踵而至,从公元181年开始至公元540年,中华帝国开始进入了新千年的第一个冷期,从而使得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汉末魏晋南北朝乱世。

 

而掀起这场暴.乱的,则是东汉末年开始的黄巾军起义。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在连年的大旱、庄稼绝收和瘟疫之后,太平道教主张角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谶纬传言下发起了黄巾大起义,从而掀开了此后三百多年乱世的序幕。

 

根据气候史学家研究,追究这场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乱世可以发现,这场从公元初年就开始的冷期,先是从北亚开始蔓延,在给蒙古高原带来频繁自然灾害、摧毁匈奴的同时,这场从北向南的冷期,最终又蔓延到中华帝国区域,带来长期的气候变化,掀起了此后长达三百多年的乱世,并在4世纪-5世纪时达到了最低点,气温平均下降达2.5-3摄氏度,而平均气温则比现在低了1.5摄氏度左右。而有学者更是研究认为,在这场从公元初期开始,并在181-540年达到最巅峰的冷期中,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偏低2-3摄氏度。 

尽管气候变化貌似不大,但实际上,在中国北方的农业与游牧交错地带,如果平均温度降低1摄氏度,中国各地气候带相当于向北推移了200-300公里;如果降水减少100毫米,则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公里,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公里。

 

简单来说,如果气候变暖变湿,则意味着中国农区将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则将使得一些地区变得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将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

 

而从秦汉以来,中国东部地区气候经历了多次暖湿、冷干的交替变化,农牧交错带也相应地出现了多次明显的北进和南退:其中秦汉时期气候温暖,中原农业文明甚至远进到当时还不是沙漠的居延海和乌兰布地区,这也是秦汉帝国强盛的农业基础;而从东汉末年开始的这场冷期,则使得北方的农区大幅度向南退缩,牧业甚至挺进到华北平原。

 

对于这场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冷期,当时人也留下了大量的记载。

 

历史进入三国时代以后,曹魏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亲自率领水军循涡水入淮水,不料当时天气大寒,淮河在历史上竟然第一次出现了结冰的记载,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到了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由于渤海严寒、出现了大规模结冰,前燕慕容皝甚至率领数万大军踏着海冰、越过渤海讨伐慕容仁,当时,从昌黎海岸(今辽宁锦州市)到今天的山东营口一带的渤海海面全部结冰,因此才能承载数万大军步行穿越。

 

根据北魏时期的农书《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华北地区物候现象和农作物生长时间,均比现在晚了15-28天,而当时要到农历三月桃花才开,一月之后枣树生叶,与今天对照,整整迟了一个月的时间。此外,当时石榴树露地栽培需要包裹过冬,否则就会冻死;而在现代河南、山东等地石榴均可以露地安全过冬。

 

据统计,从三国初年到两晋的200年时间内,今天的中国区域出现的严寒灾害次数就有46次之多。其中最寒冷的气候条件出现在西晋武帝咸宁(275—279年)和太康年间(280-289年),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严寒灾害,在这种持续数百年的严酷自然灾害影响下,北方的少数民族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南迁和侵袭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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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记载中,在西汉时期,内蒙古阴山一带、河西走廊等地区还遍布着大规模的森林,然而到了三国时期,在长期的干旱和人为开垦等因素影响下,这些地方已经到处都是戈壁沙漠了。

 

以甘肃天水、陇西一带为例,西汉时期,这里“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然而三四百年后,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当司马昭率军西征羌人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等地已经是“北临沙漠”,而广大河套地区则从原来的水草丰美之地,变成了遍布戈壁沙漠之地了。

 

在剧烈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演变下,东汉初期,南匈奴在东汉王朝的允许下南迁到今天的内蒙古五原等地,而鲜卑则在兼并蒙古高原的匈奴残余部落后,由大兴安岭北部向西南方向迁徙,在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定居下来。

 

在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影响下,由于北方气候严寒、草地枯萎、游牧业难以维持,因此,各个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当时,除了南匈奴和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进入中原腹地,《晋书·匈奴传》就记载:

 

“(晋)武帝践阵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

 

在从东汉初年开始的这波游牧部落大规模南下的浪潮中,到了西晋初年,江统在上给晋武帝的《徙戎论》中就指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在以往汉民族长期占据绝对多数的关中地区,当时少数民族竟然占到了人口的50%左右,其中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

 

对此,曹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在迫使魏帝封其为晋公、相国时所下诏书中,曾对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者的数量作过估计,称:

 

“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稀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

 

至此,到了三国末年和西晋初期,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已经和北方汉人的数量相当,对于曹魏和司马家族而言,从东汉初期以来大规模南下的少数民族,是他们与蜀汉和孙吴对抗的重要资本,而乌桓骑兵等少数民族武装,更是成为曹魏和司马家族最终平定天下、结束三国之乱的重要武装。

 

尽管在武力强盛时有把握控制这些少数民族,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南迁少数民族不断飙涨,西晋建立后,这种人口构成已经成为了北方动乱的重要诱因。

 

对此,西晋初年侍御史郭钦就尖锐指出:

 

“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栩、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在郭钦看来,曹魏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战争动乱和灾荒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因此曹魏不得不大规模引入少数民族以充实人口和赋税,但这种人口形势到了西晋初年,已经成为西晋朝廷的一大隐忧,一旦动乱,西晋内部将几乎没有设防的战略纵深空间与时间,因为敌人就在内部肘腋之下。

 


4


 

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最终成为毁灭西晋王朝的重要推手。

 

当时,早在曹魏时期,严重旱灾就已开始频繁侵袭中华大地,《宋书》记载,“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7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时晋文王围诸葛诞……初,寿春(城)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为天亡。”

 

司马家族篡魏后,从西晋初年到东晋初年的公元271年到337年的短短67年间,中华大地上有超过半数的年头(35年)发生旱灾。其中,从271-274年、280-282年、284-290年、309-311年、325-327年、333-337年更是连续发生旱灾。

 

到了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早,疾疫,关中饥,米解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其九月,郡国五旱。”

 

在残酷的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旱灾下,西晋政府不得已甚至允许民众进行人口买卖,以解决民众的谋生问题,而到了西晋永宁元年(301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国十二旱。”

 

而大旱之后,往往伴随着蝗灾。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到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年),19年间共发生了10次大规模蝗灾,其中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的蝗灾更是遍及整个北方地区,甚至出现连牛马身上的毛都被蝗虫吃掉了。

 

在这种常年大规模的旱灾侵袭下,西晋内部却纷争不断,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当时,北方长期大旱,在北方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生计维艰,而西晋各个权贵力量却仍然严酷奴役他们,使得内乱隐患日益堆积。

 

于是,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以“晋为无道,奴隶御我”的名义,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发动南匈奴部众起事,建立汉政权,此后各个少数民族力量也纷起响应,北方局势一燃即爆。

 

在这种残酷的局面下,毁灭西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悄然来临。

 

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有史记载以来的一件千古奇事,当时由于长期大旱,当年夏天,长江、黄河、汉江、洛水水流竟然接近枯竭、水量少到人可以涉水而过,“江、汉、河、洛皆干涸可涉” 

 

谁能想象浩瀚长江在1700年前竟然一度濒临枯竭?

 

就在长江、黄河濒临枯竭的这一年,刘渊利用西晋政权失去大江大河等天然屏障的千载良机,倾巢而出先后击败晋军,轻易突破了黄河天险,“败王师于河南”,尽管在进攻洛阳时遭遇晋军阻击,但刘渊等少数民族势力却趁机而起,从一个割据晋中的地方性政权,一跃成为进军中原、能够威胁西晋政府生存的强大力量,从而掀开了此后南北朝乱世的开端。

 

对于当时这种西晋的末日乱世,西晋时人描述说:“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努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耀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而平民百姓更是“其幸而存者盖十分之五焉。”

 

在这种旱灾与蝗灾和内乱的交替打击下,西晋整个社会组织也随之解体,长江、黄河枯竭的第三年,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刘渊之子刘聪又派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兵攻晋,并在宁平城之战中歼灭晋军主力,当年,刘聪军队最终攻破洛阳,并俘获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就在刘聪的军队攻破洛阳前,晋怀帝“羽檄征天下兵”,但各个地方州郡却“莫有至者”。因为在残酷的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前,整个西晋社会在北方已经濒临解体。

 

洛阳城陷后5年,西晋建兴四年,南匈奴刘曜又率军攻入长安,并俘虏晋愍帝,消灭了迁都至此的西晋,至此,从汉末魏晋时代开始的气候变化,彻底掀开了两晋南北朝乱世的大幕。

 

而窥探历史暗藏的奥秘,气候变化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开始了支配中国历史的又一履程,并在其他因素的交织下发酵壮大。

 

至大者唯天。 

 

参考文献:

张敏:《自然环境变迁与北魏的兴衰》

章典:《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_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

徐德克:《2000年来气候周期性冷暖波动与中国朝代更迭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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