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宪 ‖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独特进路:古代族氏组织的更替与社会流动

南国学术 201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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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沙龙·

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独特进路

——古代族氏组织的更替与社会流动

叶文宪

[作者简介]叶文宪,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并进入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曾任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现已退休;主要从事中国先秦史、考古学、吴文化、史学理论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吴国历史与吴文化探秘》《考古学视野下的吴文化与越文化》《新概念哲学》《重新解读中国》《反谈中国历史》《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趣味考古》等。

摘  要

夏人、商人、周人是同时并存于中原中部、东部、西部的三个部族,夏、商、周三代不仅是这三个部族地位此长彼消的相互更替,也是三个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水平移动。春秋时期出现的社会变迁,并不是地主阶级战胜了奴隶主阶级,而是后起的新贵族取代了旧贵族。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也不是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而是企图进一步集权的国君与企图继续保持世族世官的贵族之间的斗争。灭掉六国、建立秦王朝的嬴姓,自身也是春秋初受封的一支贵族。经过秦汉之际激烈的社会动荡,所有的先秦贵族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秦始皇却开创了一个任何平民都可以登上社会顶峰的新时代。建立西汉王朝的君臣主要都是平民布衣,经过两汉四百年的历程,他们使自己的家族发展成为豪强大族;到魏晋时期,最终凭借九品中正制使自己成为贵族化的门阀士族;但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动乱,他们又都衰落了。隋唐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出贵族化的士族时代,进入平民时代,但这个平民社会仍然是由以宗族和家族为主的族氏组织构成的——原先被贵族垄断的宗族制度得到了普及,宗族文化成为这个平民社会的特色,甚至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氏族部落也先后融入了汉族的宗族社会之中。一部中国古代史,其实就是一部族氏组织兴衰与更替的历史——一些族氏组织消灭了,一些族氏组织胜利了,原来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衰落沉沦变成庶族,原来居于社会下层的平民跃居巅峰成为贵胄;社会流动的基本单位不是阶级,而是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族氏组织——部族、宗族、家族。

关键词

 中国古代    族氏组织    社会流动

一部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族氏组织兴衰与更替的历史——一些族氏组织消灭了,一些族氏组织胜利了;原来居于社会上层的贵族衰落沉沦变成庶族,原来居于社会下层的平民跃居巅峰成为贵胄;社会流动的基本单位不是阶级,而是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族氏组织——部族、宗族、家族。


上篇:中国古代族氏组织的兴衰与更替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笼统地看,此言并不差;但如果仔细推敲,这里所说的“二十四姓”只能解释为族氏组织,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族氏组织在不同的时代是有所不同的。

(一)夏、商、周部族的兴衰、更替与分化

20世纪以来,学者们通常把夏王朝的建立视为中国国家的诞生和阶级社会的开始,而把夏王朝之前视为传说时代,但由于文献数据的缺乏和考古数据的不足,学者们对夏代的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

夏人姒姓,人口估计有240万人,他们被称作“夏后氏”。“后”是领袖的称号,相当于后世的“王”“天子”“单于”“可汗”“豪酋”。夏后氏以外的部族也称氏,如有缗氏、有仍氏、有易氏、有穷氏、有鬲氏、有虞氏、涂山氏、南巢氏等等。夏代的部族皆称“氏”,透露出了夏代社会仍然保持着族氏组织的信息。

商汤(?—前1588)灭夏以后,“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注曰:“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东北五十四里,盖夏后所封也。”“汴州雍丘县,古杞国城也。”郏城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雍丘即今河南省杞县。后来,杞成公迁缘陵(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杞文公又迁淳于(今山东省安丘县东北);公元前445年,杞国被楚国所灭。据胡厚宣(1911—1995)考证,甲骨文中所见的经常骚扰商朝北部边境的土方就是一支夏遗民。土方之地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武丁征服土方以后,土方之地也成了商人的领地,于是这一支夏遗民就消失了。越人自称:“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今浙江省绍兴市大禹陵下的禹陵村里还有姒姓人家,据说是当年为大禹守陵的族人后裔,至今已传145代,但是全国的姒姓总数不超过两千人。据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史记索隐》注曰:“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产《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妻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这些夏人的后裔有的言之凿凿,有的扑朔迷离,因为年代久远,都已经很难考证了。司马迁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据何光岳考证,姒姓夏人的后裔衍化为23个姓氏,其中包括夏氏、禹氏、费氏、辛氏、杞氏等等。还有学者说:“今天大禹后裔据确考有125姓氏,人数根据推算在1500万左右”,其中“人口最多的五大姓是曾、余、夏、顾、侯”。

商人子姓,商初人口估计有400万人,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如果这个估计不错,那就意味着商人的数量比夏人要多,商人部族的规模比夏人要大。这里所说的“部族”即杨希枚(1916—1993)所说的“姓族”,是指大型的族氏组织,姒、姚、妫、姞、子、姬、姜、嬴等古姓就是这种“姓族”。由于人数众多,因此部族内部又分为许多个较小的血缘群体——宗族,甲骨文中所见的“多子族”和“多生”,甲骨金文所见的各种徽号所表示的社会共同体,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时分给鲁公的“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和分给康叔的“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都是这种族氏组织(商人部族的结构见表一)。

表一   商人部族结构

同姓宗族

王族(时王亲子及其近亲)

子族(前王后裔,“子某”之族)

商王的其他同姓亲属(多生)

非王族

异姓宗族

姻亲或被征服的异姓

周武王姬发(前1087年—前1043)灭商以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平定武庚叛乱后,又“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公元前286年,宋国被齐国所灭。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箕子违殷之衰运,避地朝鲜”,“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之也”,史称“箕子朝鲜”,延续千余年后被燕人卫满所灭,又建立了卫满朝鲜。

商王朝灭亡以后,子姓似乎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司马迁(前145—前90)说:“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据何光岳考证,子姓商人的后裔衍化为300多个姓氏,还有商氏、林氏、孔氏、薄氏等等。

周人姬姓,他们常常自称是夏人之后:“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允王维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厕于时夏,允王保之”,“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所以,有学者认为,“周族本为夏族的一支”,“周人是夏人的一部分”。周人的先祖曾在夏朝世代担任“后稷”之职,夏王朝灭亡以后周人因受商人所迫而不得不奔窜于戎狄之间,但是到了商纣王时,周人的首领昌又成了商王朝的诸侯——西伯。

周人的宗族也是按父系继嗣的。一个本家主干和若干代旁系分支亲属组成一个家族,许多同姓家族聚居在共同的地域内,形成宗族。当宗族发展到相当规模时,血缘较远的小宗就会分化出去独立居住,但是仍然以血缘为纽带与大宗保持着政治与信仰上的联系,形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部族。周人的宗族有各自的采邑与封土,以一定的规模聚族而居,宫室建筑、手工业作坊与墓地相结合形成城邑,农田散布在城邑的周围。西周实行世袭封土采邑的世族制度,世族制加强了宗族内部的亲族关系,与周天子血缘亲近的宗族即为贵族——在周天子的朝廷,卿大夫主要是姬姓贵族。这些贵族世世代代担任朝廷卿士,形成了世官制度。世族制是世官制的基础。虽然西周时各个贵族并非始终显赫或者世代独掌大权,但是根据文献与金文资料所载,周公、召公、毕公、毛氏、二虢、南宫氏等几家贵族大致在整个西周时代都供职于王廷,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状态。尽管周人在分封诸侯、设立朝官等方面也任用异姓贵族甚至曾经是仇敌的殷遗民,但是在王朝政治中先后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诸世族仍然以姬姓为主。这说明,周王朝仍然是一个部族的国家,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西周时,周王的宗族是最高级的贵族,王族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其他贵族,而周王所在的家族又是王族的核心,称为王家,也就是王室。王家有自己独立的政治与经济,但王家政治与王朝政治是混在一起的,王朝官吏同时也是王家家臣,王家之事也就是国家之事,王家经济也可以视为王朝经济,因此,西周的王朝仍然具有极其浓厚的家族色彩,这就是所谓“家国同构”的“家天下”(周人部族的结构见表二)。

表二  周人部族结构

王族

高层次

(不一定聚居)

 

时王亲子及其各自的家族

低层次

(聚居)

以时王家族为主干的宗族

贵族宗族

本家主干(宗族长)+近亲旁系分支

从祖兄弟家族

族兄弟家族

从祖父家族

族父家族

庶人宗族

旧有的殷遗民和其他土著附庸

周人也是一个很大的部族,但他们的人数比被征服的商人要少得多,所以他们自称“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然而他们管辖的地域又极其广袤,远远超出了老家周原的范围,因此周人一方面容纳部分殷遗民如微子和其他友好的异姓贵族如姜姓为诸侯和卿大夫,另一方面又接纳没有血缘关系的外族人担任家臣,形成了与商代迥然有异的家臣制度。这种家臣都是非本族的成员,他们以家族的形式依附于家主,父子相继,累世贡职于一个贵族家族。他们所执掌的职务也多半是固定的,一般是充当家族的管家。他们通常与家主结成“假血缘关系”,奉家主为“君”,奉其家室为“公室”,以对家主竭力效忠为准则。家臣因受贵族家主的封赐而拥有采邑、土田、民人和奴仆,其身份也应当属于贵族。他们可以自铸青铜礼器,他们的家族也是一个有独立祭祀活动的宗法团体。西周中后期,贵族家内不仅已经具有一套完整的、仿王朝的家臣官职制度,而且有了仿王朝的家朝和廷礼制度,家臣制度趋于严密化、正规化。

王国维(1877—1927)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除了都邑分处东西以外,“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其实,这些制度的变化并不是根本性的,而接纳外族人作为家臣才是殷周之际最重要、最深刻的制度差别。因为,夏人、商人、周人本是同时并存于中原中部、东部和西部的三个部族,所以夏、商、周三代不仅是这三个部族地位此长彼消的相互更替,而且也是三个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水平移动。然而,推行家臣制度的结果却是直接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内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宗族更替。这种以宗族为单位的社会上下流动,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革。

秦灭西周君、东周君以后,周王朝彻底灭亡了。据何光岳考证,姬姓周人的后裔繁衍为周氏、姬氏、揭氏、单氏、甘氏、詹氏等150个姓氏。

(二)春秋战国新贵族的崛起与取代老贵族

进入春秋以后,随着周天子的衰落,规模庞大的周人部族解体了,周天子能够控制的范围缩小到了只剩下王畿内自己的家族——王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各诸侯国内由出于同一始祖的历代国君后裔所组成的公族已经变得非常庞大,诸侯国的卿大夫主要是由公族成员担任的,但公族成员与时公家族(公室)的亲属关系早已出了五服,因此他们与公室之间争夺君权的斗争日益激烈。卿大夫的宗族是公族的缩小版,在他们的宗族内部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传统的大小宗关系只剩下了一个躯壳,亲族观念已经变得越来越淡薄了。

春秋前期,各国公室还具有实际掌控国家的权力,西周时确立的世族世官制仍然是各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宗子能否成为公臣是卿大夫家族能否存立的保障,因为只有世任公臣才能世世代代从公室得到采邑的封赐,而采邑实际上就是卿大夫的俸禄,所以世卿世禄是贵族的生命线。春秋早期,在各诸侯国的朝廷里,卿大夫们仍然主要由与国君同族的贵族所构成;但到了春秋晚期,在卿大夫家族内部,家臣制度有了新的发展:家臣的来源不再局限于异族贵族,本族人也更多地被用做家臣,甚至连本族贵族也有降为家臣的;与此相反,家臣终身只能成为家臣的状况也已改变,家臣也可以升任为公臣。这说明,血缘亲族关系已经让位于政治等级关系;家臣的世袭制瓦解了,家臣的择用与提拔已经相当重视本人的德才与其政治辅助作用。这反映出,传统的以血缘与等级地位衡量人的价值的观念已经局部地被抛弃,人本身的价值受到进一步重视。家臣制度的这些新的发展意味着夏、商、周以来的贵族政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的公室比较强大,他们还能从政治、经济上控制卿大夫家族,因为在春秋列国之间弱肉强食的险恶形势之下,卿大夫家族也只有联合起来团结在公室周围才有利于求得共同的生存;但是,随着卿大夫家族实力的膨胀,公室逐渐成为他们扩张自己政治、经济权益的障碍,于是卿大夫家族就从过去的参政、干政发展为揽权、专权。例如,在鲁、晋、郑等几个主要的诸侯国都出现了少数几家贵族世代把持朝政的局面。到了春秋晚期,甚至出现了国君虚设、由几家卿大夫家族的代表轮流执政的局面,如郑之诸穆、鲁之三桓、晋之六卿;他们甚至瓜分了公室的军队,如鲁之三桓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夺取公邑为私邑,如季武子私取卞邑;或侵吞其他卿大夫家族属地为私邑,如晋国的韩氏、赵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和知氏的属地。春秋列国卿大夫与公室的关系由辅弼转变为对立也是西周时期诸侯与王室关系转变的翻版。这就是孔子哀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礼崩乐坏的局面。

从西周到春秋,中国的社会都是按照血缘亲疏的族氏组织的,而不是按照财产贫富的阶级构建的,所以宗族制度始终是国家的支柱,封邦建国和世族世官制始终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同姓贵族就成了国君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国君与公室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权,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来扼制卿大夫家族的势力:办法之一是用武力铲除强宗之族,然后削夺其采邑、土田;办法之二是用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晋、秦、楚国在春秋早期就开始在新兼并的土地上设立直接从属于国君的县和郡,由国君委派官吏进行管理而不再封赐给私家;到了春秋晚期,甚至在一些被消灭的卿大夫家族旧有的封土上也设立了郡县。郡县制是国君与贵族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

列国公室与卿大夫家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发展到春秋晚期已经变得非常激烈。在秦、楚两国,由于公室势力较强,因此国君自己转变为新型的集权君主;在齐国,出现了由一个卿大夫家族颠覆公室、代为君主、实行集权统治的局面——“田氏代齐”;而在晋、郑、鲁三国,则出现了由几家卿大夫家族联合执政的卿大夫执政制。卿大夫执政制,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形态,经过将近一个世纪力量的积累和较量,晋国最终以韩、赵、魏三家分晋而分别走向集权体制;但是,鲁国的三桓始终未能取代公室,反而被鲁国国君借用越国的力量重新收回政权,自己走上集权之路。所有这一切,都是后起的新贵族取代老贵族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地主阶级战胜了奴隶主阶级。这些新兴的贵族与被他们替代的老贵族往往同出一姓,于是作为小宗标识的“氏”就取代了大宗标识的“姓”,并且“姓”与“氏”也逐渐合二为一。姓氏是宗族的标识,但是春秋时代的“氏”与夏、商、西周的“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到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发生了变法运动。变法运动的实质也不是什么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而是发生在企图进一步集权的国君与企图继续保持世族世官的贵族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变法的结果是,虽然改革家多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传统的维护贵族利益的世族世官制也基本上被废除了,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官僚制度。这种新型的官僚不再拥有封邑,而是以粮食作为俸禄;国君用符玺授予官僚以权力,年终对他们的政绩进行考核;官吏的选拔也不限于同姓贵族之中,各式各样有才、有德、有功的人都可以通过上书、游说、举荐、选拔和建立军功而充当各级官僚,在各国的朝廷上都出现了许多来自别国的“客卿”,“楚材晋用”的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这种大臣并不像以前的大臣那样都来自本族显贵,而是来自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效忠于国君,因此可以把他们叫做“朝臣”。朝廷官僚从族臣、公臣、家臣转变为朝臣,表明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国家正在向以地缘为纽带的领土国家转变。

战国时期新官僚制度的建立是国君对贵族斗争胜利的结果,但贵族与国君毕竟是同姓本家,血比水浓,所以作为一种补充,各国在实行官僚制的同时也都实行了封君制。受封的封君主要是国君的亲属。例如,魏国除了乐羊以外几乎都是宗室;赵国的封君中宗室也不少;韩国的封君几乎都是国君的亲属;齐国除了邹忌以外,封君都是田氏宗族中人;楚国的封君也都出身贵族;只有秦国因为实行商鞅制定的军功爵制度,所以封君中国君的亲属比较少,但是在太后当权的时候,所封的亲属和外戚也很多。

秦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在翦灭六国的过程中采取了迁徙各国宗室、贵族的策略来打击六国贵族后裔。例如,“秦伐魏……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秦灭赵,徙(赵)奢孙兴于咸阳”;“秦破赵,迁卓氏”;“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秦灭楚,徙严(庄)王之族于严道”;“秦之灭楚,迁(班氏)晋、代之间”;“秦灭楚,徙大姓于陇西”;“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迁”,等等。各姬姓诸侯的后裔流播到各地分别形成了晋氏、杨氏、贾氏、应氏、韩氏、何氏、毕氏、魏氏、鲁氏、蒋氏、卫氏、曹氏、蔡氏、管氏、霍氏、毛氏、廖氏、郑氏、邵氏、燕氏、吴氏、虢氏、息氏、项氏、芮氏、王氏等700多个姓氏,芈姓楚人的后裔衍化出以芈姓、熊姓为主体的202个姓氏,嬴姓赵人的后裔分化出以赵氏、马氏为主体的40多个姓氏。

然而,灭掉六国的嬴姓本身也是春秋初受封的一支贵族。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实现了先秦贵族的最后辉煌。他自称始皇,企图二世、三世永远传下去,但仅传了二世就灭亡了。由于胡亥(前230—前207)诛杀群公子,嬴姓贵族迅速灭亡了。嬴姓秦人的后裔分化出以秦氏为主体的95个姓氏。不过,秦始皇却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此之后任何平民都可以登上社会的顶峰,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由于秦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因此,秦王朝对六国贵族的打击未能使其致命,当陈胜(?—前208)、吴广(?—前208)一起事,“昔六国之亡,豪族处处而有,秦氏失驭,竟起为乱”,但他们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又先后被杀。西汉初,刘邦(前256—前195)接受了刘敬的建议,“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埽地尽矣。楚汉之际,豪桀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经过秦汉之际如此激烈的社会动荡,先秦贵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死灰再也不能复燃了。

(三)西汉豪强大族的形成与发展

刘邦与秦始皇都是大一统帝国的皇帝,不同之处在于,秦始皇出身贵族,刘邦出身平民。他自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宋人陈亮(1143—1194)也称刘邦:“匹夫不阶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变,而古今之所无也。”刘邦在楚汉战争期间以分封异姓王来笼络有功将领,但在西汉建立之后就次第翦除了异姓王,然后分封了九个宗室子弟(见表三)。

表三  刘邦分封的同姓王

封国

淮南

淮阳

姓名

刘健

刘恒

刘如意

刘肥

刘恢

刘交

刘长

刘濞

刘友

关系

刘邦以后至景帝(前188—前141)又先后分封了37个同姓王,另外还有27个王子和25个外戚被封侯。有的学者认为,刘邦分封同姓王是对秦始皇废分封的一种退步;而有的学者则竭力辩解说,西汉的分封与西周的分封不同,是一种进步。其实,西汉与西周的国情已经大不相同,西周实行分封制是因为周天子控制不了广袤国土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管理方式,而西汉皇帝已经完全有能力掌控大一统的国家,并不需要诸侯来代替他管理地方;然而,刘邦还是要分封同姓王,这是体现了一种自夏、商、周以来(甚至原始社会以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身上的宗族精神,其实质是皇帝与家族子弟共享天下——通过分封同姓王,刘邦使自己的家族成为天下最尊贵的“皇室贵族”。西汉皇族与商周旧贵族、战国新贵族已没有任何的血缘联系。西汉时分封的同姓王有几个因为叛乱而被杀或者被废黜,这是刘姓宗族内部的各个家族围绕皇位的竞争,但这些反王毕竟都是自家人,所以他们死后仍然能以诸侯王的规格下葬。刘氏宗族并没有因为有人受到打击而衰落,相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庞大。元始五年(公元5年),汉平帝在明堂祫祭列祖列宗时参加助祭的诸侯王有28个,另有列侯120人、宗族子900多人,共1000多个皇室成员,而所有的刘氏宗室子弟总共有10万多人。以后的每个王朝都有皇室贵族,只不过他们并不像先秦贵族那样天生就具有贵族身份,而是要凭借王朝的政治权力才能平步青云,一旦改朝换代,马上就会跌入社会的谷底,沦为一介布衣,甚至是阶下之囚。以宗族为单位的社会流动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最典型。

皇帝与皇后的结合多半是双方家族的政治联姻,所以吕后(前241—前180)掌权后也要通过分封诸吕来扶植吕氏家族的势力。翦除诸吕以后,西汉的每个皇帝还是都要封外戚为侯、任用外戚为三公,这是对母系亲属的一种优待,也是皇帝与皇后两个家族的合作。王政君(前71—13)成为汉元帝(前74—前33)的皇后以后,王氏家族先后有9人封侯、5人任三公之职,成为西汉一代仅次于皇族的显赫家族,最后王莽(前45—23)代汉建立新朝也不过是王、刘两个家族之间的替代而已。新朝末年发动绿林赤眉起义的都是灾民,他们起来反对王莽,却分别推崇刘氏宗室的刘玄(?—25)和刘盆子(10—?)为帝;可见在他们的心目中,这场造反还是王、刘两姓之间的争夺,而不是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这场动乱最后以刘氏的胜利而告终,阶级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天下却就此太平了。

跟随刘邦反秦和击败项羽(前232—前202)的将相绝大多数也是平民出身,赵翼(1727—1814)说:“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鞔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这就是所谓的“布衣卿相之局”。由于刘邦是通过“马上得天下”的,因此这些布衣出身的卿相都是“武力功臣”,都是靠军功从社会下层跻身进入社会上层的。汉初功臣封侯的有140余人,军功阶层总数约6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1500万的4%,三公九卿、王国相和郡太守的职位几乎都被他们及其子孙所占据——汉高祖时占97%,惠帝(前210—前188)、吕后时占81%,文帝(前202—前157)时占50%。汉代沿袭了秦的军功爵制度,每获得一级爵位就可以得到一顷田和五亩宅的赏赐,七级爵公大夫以上为高爵,皆有食邑;他们还可以凭借权力来扩大地产。这样,他们的子孙很快就发展成为豪强大族,当然也有因为种种原因而破产败家的,“百余年间而衰封者尽,或绝失姓,或乏无主。朽骨孤于墓,苗裔流于道,生为愍隶,死为转尸”。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汉武帝(前156—前87)时代,军功阶层逐渐自然消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政坛上出现了权力空缺,于是察举制应运而生。察举制的实施开辟了一条社会流动的通道,社会下层人士可以通过乡举里选、通经明术入仕而进入社会的上层。《汉书·儒林传》云:“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润,支叶蕃滋。”“滋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西汉在实行察举制的同时还实行任子制,允许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可以保举一名子弟为郎,这样身居高位的官员就可以通过世代为官而成为豪强大族。

西汉初延续了秦王朝的政策继续对六国贵族的后裔实行强迫迁徙,这种严厉打击的措施从政治角度看是为了巩固新王朝,但从社会角度看则是对旧贵族的压制与摧残。这也不是一种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一种新旧宗族的更替。在秦汉帝国强大的压力之下,战国时代的旧贵族被彻底摧垮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他们的后人并没有被斩尽杀绝,经过几代人的喘息仍然可以在服从皇权的前提下转化为新的豪强大族。例如,冯奉世(?—前40),“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及秦灭六国,而冯亭之后冯毋择、冯去疾、冯劫皆为秦将相焉。汉兴,文帝时冯唐显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选为郎”;“法雄,字文强,扶风郿人也,齐襄王法章之后。秦灭齐,子孙不敢称田姓,故以法为氏。宣帝时,徙三辅,世为二千石”;“鲁恭,字仲康,扶风平陵人也。其先出于鲁顷公,为楚所灭,迁于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间自鲁而徙。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智囊’。父某,建武初为武陵太守,卒官”;“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豪宗,自苦陉徙焉。世为边郡守,或葬陇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间为右将军,祖父丹,王莽时为大司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其先赵奢为赵将,号曰马服君,子孙因为氏。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邯郸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罗反,被诛,故援再世不显。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王莽时皆为二千石”。

战国时,“工商食官”的体制开始松动;到了西汉,在各个经济领域里都出现了“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的“素封”。例如,靠经营矿业起家的蜀卓氏:“用铁冶富……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靠铁冶贳贷起家的曹邴氏:“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靠从事渔盐商贾起家的齐刀间:“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靠倒卖粮食起家的周人师史:“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故师史能致七千万。”靠囤积粮食起家的任氏:“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靠畜牧业起家的边塞桥姚:“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靠放高利贷起家的无盐氏:“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素封”是私营工商业的成功人士,尽管秦与汉初都执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但从汉文帝接受晁错(前200—前154)建议允许民人“入粟拜爵”开始,汉景帝“复修卖爵令”,汉武帝又允许“入财者得补郎”“入粟补官”,“《汉仪注》: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这就是所谓的“赀选”。“赀选”使金钱与权力互相结合,为私营工商业者由豪富之家变成豪强大族开辟了一条道路。

自从商鞅(前395—前338)变法实行“令黔首自实田”的政策以后,社会上就出现了通过开垦荒地和买卖土地而“以田农而甲以州”的兼并之家。商鞅说他们是“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汉代称他们为“豪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仲长统(179—220)说他们:“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用现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豪民当然都是大地主,但他们既无爵位又非官僚,都是一些“非身份性”的平民,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属于“农”。然而,由于豪民的兼并与刻剥妨碍了贫民的生活与生存,因此正直的官员都把他们视为朝廷的对抗者与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予以猛烈抨击。豪民也经常受到国家的打击,政府不仅限制他们占地的数量,而且还用强迫迁徙豪民和算缗告缗等方法来剥夺他们的土地予以重新进行分配,以扶植自耕农——国家的佃农。豪民兼并的土地再多也只能成为富甲一方的土豪,他们只有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才能保持世代富贵而成为豪族。例如,卜式通过经营畜牧业发财后先后两次把财产捐献给国家,于是先为县令,后又拜为齐王太傅、御史大夫,做官以后又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由豪民而成为豪强大族。

汉代的豪强大族也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族氏组织,但他们的规模只在家族与宗族之间,比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和魏晋时代的士族要小得多。由于秦、汉皇帝的权力远比商王和周天子的权力要强大,因此朝廷不断地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打击豪强,“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不仅是六国贵族后裔,连二千石高官家族、私人工商业豪富、地方豪杰、并兼之家,甚至是军功阶层、食封贵族,都成为朝廷打击削弱的对象。西汉时豪强大族必须与政治权力结合得十分密切,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否则一旦失势,“覆巢之下,绝无完卵”。因为,强宗豪右很难世世代代保持枝繁叶茂,所以西汉豪强大族的数量与规模都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西汉的豪强大族要到东汉以后才发展成为被称为“名门”、“世家”、“阀阅”并世代富贵的世家大族。

(四)东汉强宗豪右发展成为世家大族

东汉时,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汉章帝(57—88)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韦彪上书曰:“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深得汉章帝赞同。章帝自己也承认:“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但是,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互相推荐亲属故旧,“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由于察举所选之人多是出自权势之家,未必都有真才实学,所以东汉的王符批评说:“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嚚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颁愚应治剧。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者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东晋的葛洪说:“灵献之世,阉宦用事。群奸秉权危害忠良。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西汉时规定任子的条件是“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东汉安帝(94—125)时放宽为“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而且没有任职期限的限制。任子的范围更加扩大,助长了世家大族的形成。

汉代在实行察举的同时还实行征辟制,一方面皇帝可以直接征召聘用社会名流,另一方面公府与州郡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以直接辟除一些人到自己官衙中来做掾吏,这样辟除掾吏就成为选官与入仕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公卿牧守自行辟除,为他们发展个人势力开了方便之门,而士人为了做官也纷纷投靠权门,所谓“名公鉅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所依秉为重”,荐主与故吏、长官与掾吏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君臣的主从关系。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至汉元帝,经学日益兴盛,名师大儒世代以传经为业,如西汉的孔氏、伏氏,东汉的桓氏(桓荣)等等。有些大官也以传经相标榜,以提高门第威望,如弘农大族杨宝于西汉传授欧阳《尚书》,杨宝之子杨震于东汉时官至太尉,杨震之子杨秉亦至太尉,杨秉之子杨赐位至司徒司空,杨赐之子杨彪亦至司空、司徒、太尉,录尚书事,四世均以传“家学”而位至三公。汝南袁氏世传孟氏《易》学,自袁良以后,至其孙袁安官至司空、司徒,袁安之子袁敞及袁京皆为司空,袁京之子袁汤为司空、太尉,袁汤之子袁逢亦至司空,袁逢之弟袁隗亦至三公、太傅,“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些大族累世为高官,累世传经学,受业者以弟子自居,弟子的弟子则为门生。他们授业的范围上自皇室、京师太学,下至地方州郡,有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授业经师与弟子、门生往往也是荐主与故吏的关系,这样就在大小官吏的上下级关系之上又涂抹了一层师生关系的色彩。

由于推荐选拔官员的权力日益为强宗大族所把持,“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东汉时从政者中官员或名门望族后代的比例越来越大了(见表四)。

表四  《后汉书》中臣民列传的家庭背景


因政治活动而

闻名的人物

百分比

因文学成就或笃行而闻名的人物

百分比

官员的儿子或孙子

88

35%

13

11%

名门望族

48

19%

18

15%

社会地位低下或贫困者

9

4%

12

10%

无记录可查者

107

42%

77

64%

(五)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形成与衰落

一方面因为察举制的积弊已经很深,另一方面因为东汉末天下大乱使得乡举里选已经无法进行,所以曹操(155—220)发布了有名的“举才三令”,他不仅是想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为己所用,也是想把选拔人才的权力收归朝廷。延康元年(220),曹丕(187—226)采纳陈群的建议把“九品中正制”作为新的选官制度,“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格登用,皆由于中正。考之簿世,然后授任”。九品中正制规定,由朝廷任命的大、小中正官来主持人物的品评,按“品第”与“行状”把人物分为“上上”至“下下”九个品级,然后上报吏部授以相应的职务。“品第”是指家世,即父祖官位的高下,“行状”是指个人道德与才能的表现。应该说九品中正制的制度设计并不坏,曹丕实行此法的初衷也是想在荐举职官时由政府官员与民间人士共同来评定人才,“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所以“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

然而到了西晋时,品评人物变成强调“二品系资”,“二品”是指德与才,“资”是指父祖的官爵,于是“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由于强调父祖的官爵,结果使得只有高官的子弟才能获得二品,而只有获得二品的人才有资格被铨选为高的官位,因此高官显贵就垄断了选举,满朝文武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东晋南朝时门阀士族已经形成,但是具体的制度与标准已经失载。唐代柳芳论及此事时说:“‘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唐长孺(1911—1994)认为,柳芳所言实际上是北魏孝文帝定四海士族规定的翻版。太和十九年(495),北魏孝文帝(467—499)下诏:“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宫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着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除此以外,对于应班士流者另有敕令:“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已来,有三世官在给事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职官三世尚书已上,及品登王公而中间不降官绪,亦为姓。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隋书·经籍志》云:“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北魏孝文帝为鲜卑族定族姓、论等第的做法是向汉族学习的,只是他的诏书被记载下来了,而汉族的制度文本却佚失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是一批新起的贵族,但是从太和十九年诏书的内容来看,近三世父祖的官爵是决定士族等第高低的关键,所以他们与汉代的世家大族并无密切的联系。柳芳把魏晋时期的士族分为五类:“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这二十六姓是当时社会上地位最高的士族,此外还有颍川庾氏、谯国桓氏、泰山羊氏等等,但是他们并不都是两汉世家大族的后裔,汉晋时代许多大族的后裔已经沉沦。例如,汝南袁氏已在三国纷争中湮灭,连贵为皇族的刘氏、曹氏、孙氏、司马氏的后人也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士族利用九品中正制把身份地位固定下来,使自己变成了贵族,但他们并不能排斥庶族,不仅仍然有部分庶族人士成为上层官僚(见表五),而且中下层官僚更是以庶族为主的。

表五  魏晋南北朝时正史传主士族、庶族入仕人数统计表


高门

士族

北朝

新贵

一般

士族

寒门

庶族

入仕

总数

曹魏

115

46.6



30

12.1

102

41.3

247

西晋

91

38.9



84

35.9

59

25.2

234

东晋

195

55.7



108

30.9

47

13.4

350

刘宋

177

45.2



102

26.0

113

28.8

392

南齐

67

56.3



37

31.1

15

12.6

119

萧梁

116

43.9



114

43.2

34

12.9

264

陈朝

20

43.5



19

41.3

7

15.2

46

北魏

354

33.4

195

18.4

288

27.2

222

21.0

1059

东魏北齐

37

22.7

27

16.6

42

25.7

57

35.0

163

西魏北周

57

23.9

85

35.7

70

29.5

26

10.9

238

总计

1229

39.5

307

9.5

894

29.0

682

22.0

3112

门阀士族利用血缘上的优势保证自己的家族在政治上可以晋升高位,在经济上可以多占田荫客,享有豁免兵役、徭役的特权,他们还利用交游、婚姻、户籍、谱牒等制造出“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舆论与氛围。然而,正是因为养尊处优,所以很快地就腐败了。唐代徐坚说:历江左多仕贵游,而梁世尤甚。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士族子弟不仅无能,而且脆弱不堪,在经历了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孙恩卢循之乱、宋齐大杀宗室、萧梁侯景之乱、北魏河阴之变等一系列动乱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族与高门士族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以门阀士族为特色的时代,然而并不是一个只有门阀士族的时代。尽管士族在社会上占据着高位,但庶族仍然以自己的才能在社会上发挥着作用,并且出现了“寒人掌机要”“寒人任将帅”的局面,甚至连南朝的皇帝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都出身于庶族。这一切都意味着,当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庶族将要登场了。

自秦汉以来,每一个升到社会上层的人都千方百计地要使自己的家族、宗族成为豪强、大族、世家、士族,企图永居高位,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宗族主义精神;然而,他们都无法阻止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流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成为一种永恒的趋势。中国古代社会层次这种兴衰、起伏、升降的流动,在夏、商、周三代是以部族为单位进行的,在春秋战国是以宗族为单位进行的,在秦汉以后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族氏组织“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宗族主义精神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

(六)平民时代的皇族与宗族制度的普及

经过南北朝的纷争之后,隋文帝杨坚(541—604)和唐高祖李渊(566—635)重新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如果把秦汉帝国视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帝国,那么隋唐帝国就是中国古代的第二帝国。杨坚出于弘农杨氏,父亲杨忠(507—568)是北周的开国功臣,长女是宣帝的皇后,自己为上柱国、大司马,封隋国公。李渊祖籍陇西,父祖都是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封唐国公,母亲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是姐妹,他自己是隋炀帝的表兄。杨氏与李氏都非寒门庶族,但他们都起自关陇,地位与山东士族的崔、卢、李、郑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就有了唐代的三次重订士族谱。

唐太宗(598—649)时重修《氏族志》,共收录293姓1651家,把氏族分为九等,以李氏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而把山东崔氏降为第三等。武则天(624—705)时把《氏族志》改为《姓氏录》,把武姓和国宾(周、隋皇室后裔)、三公三师、宰相都列为第一等,以文武二品和知政事者三品列为第二等,这样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唐中宗(656—710)时又进行第三次修谱,修成的《姓系录》篇幅从100卷增加到200卷,“取德、功、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把五品以上官员之家全部都入了谱,进一步扩大了士族的范围,实质是提高了庶族的地位。这样,社会地位的高低就从重血缘变成了重官位。再加上婚姻、谱牒、科举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士庶之间的界限渐渐消除了。隋唐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出贵族化的士族时代,进入平民时代。当然,进入平民时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而且这个平民社会仍然是由以宗族和家族为主的族氏组织构成的,因此原先被贵族所垄断的宗族制度得到了普及,形成了一个以宗族文化为特色的社会。

在平民社会中,地位最尊贵的是皇族,成为天下第一姓是每一朝皇帝的向往。李世民和武则天修《氏族志》和《姓氏录》都把自己的姓氏放到了第一位,建立宋朝的赵匡胤(927—976)只是一介武夫,并无显赫的家世,但是成书于北宋初年的《百家姓》却把皇帝的姓放在第一。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云:“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清尝详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次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朱元璋(1328—1398)的出身更加低微,但是洪武十四年(1381)翰林院编修吴沈编的《皇明千家姓》却以“朱”姓居首。倒是清朝的统治者比较讲究策略,所编的《御制百家姓》以“孔”姓居首。

在皇族中地位最高的是皇帝,所以皇位始终是皇子们觊觎的对象。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分封了23个儿子和1个从孙为藩王,使朱家成为天下第一贵族。大臣叶伯巨(?—1376)上书告诫他“分封逾制”,反而被他骂为“离间骨肉”而关进监狱。可是,等到朱元璋一死就发生了燕王朱棣(1360—1424)的“靖难之役”,后来在宣宗(1398—1435)时还发生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在武宗(1491—1521)时发生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种成王败寇的政治斗争只不过是皇族内部处于不同层次的家族之间的流动而已。

以“成者王侯败者寇”为特点的社会流动不仅普遍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始终贯穿于整个帝国时代。从陈胜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开始,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张角(?—184)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巢(835—884)的“我花开后百花杀”,到李自成(1606—1645)、张献忠(1606—1647)、洪秀全(1814—1864)建立的大顺政权、大西政权和太平天国,其中最成功的要数刘邦和朱元璋。在先秦时代,要成为天子或被封为诸侯,必须要有高贵的血统,否则只能做家臣;然而到了秦汉以后的帝国时代,做皇帝既不需要有高贵的血统,也不需要宗教的承认,而只要有武装有实力就行;但是,继承皇位却十分讲究血统是否纯正,这与欧洲的情况是迥然不同的。

汉代的世家大族能够发展成为贵族化的门阀士族,实行九品中正制是关键,所以,随着士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废除中正制正是这一变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隋炀帝开创、唐太宗和武则天大力推行的科举制则是顺应潮流的适时之举。科举取士使大批文人寒士进入了社会上层,也使原来被士族垄断为家学的文化向民间普及,从而形成了一个与秦汉时代完全不同的社会格局。一方面,因为士族的衰败破落、避乱迁徙、支系离析、宗族解体,先秦时代规模较大、人口众多的部族和宗族逐渐让位给了规模小、人口少的宗族和家族;另一方面,新兴的庶族寒士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族氏组织,于是当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原先为贵族所垄断的种种宗族文化例如宗族制度、编修族谱、建祠立庙、族田义学等等普及到了每一个平民的宗族,形成了一直留存在后世人们的记忆中和被当代人所诟病的宗族社会。

(七)少数民族的氏族部落融入了汉族的族氏组织

中国古代社会始终保持着族氏组织,连接各个部族、宗族、家族内部的血缘纽带,具有极其强大的凝聚力;但各个部族、宗族、家族之间的联系却非常疏松,甚至是互相对立的——它们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马铃薯,当集权的帝国像口袋一样把它们装在一起的时候,国家显得非常庞大而且有份量,而一旦帝国崩溃、口袋破烂,马铃薯们就成了一盘散沙,根本不是尚还处于氏族部落状态的游牧民族的对手。于是,在秦汉帝国解体以后就出现了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在隋唐帝国解体以后就出现了五代十国、两宋与辽金西夏对立的第二个南北朝。

从十六国时期刘渊(?—310)建立匈奴族的汉赵王朝开始,鲜卑、羯族、氐族、羌族、吐蕃、乌蛮、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族等少数民族先后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过或大或小的许多国家。汉民族一直自称是“炎黄子孙”,其实汉民族是先秦时代属于华夏的夏、商、周部族与周边的蛮夷戎狄融合而成的。民族并不是血缘共同体,而是文化共同体,非华夏的少数民族历来被汉民族视为文化落后的蛮族,但是在交手的时候文明而又人口众多的汉族却每每打不过蛮族而不得不屈居下风,而且蒙古族和满族还建立了大一统的元王朝和清王朝。这种民族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民族之间通过武力较量而互换位置,这是一种以民族为单位的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流动。

与汉族相比,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前的社会形态都还处于氏族部落的状态。例如,鲜卑族的六部,女真族的猛安谋克,满族的八旗等等。虽然他们没有汉族那样丰富的宗族文化,但他们的社会组织也是用血缘纽带连接构成的,所以在入主中原后就很容易接受汉族的宗族制度。最典型的例子是北魏孝文帝的改汉姓、定族等,他全盘接受了汉族的姓氏制度与士族制度。因为,在宗族文化方面,少数民族与汉族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所以当少数民族全盘接受汉文化以后,他们也就融入了汉族,结果使自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下篇: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在分层社会内部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不同的社会层次(阶级或阶层)之间上下移动。有的社会是封闭的,个人在层次之间不能流动,如在实行种姓制度的古印度;而有的社会是开放的,个人可以在层次之间流动,如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国。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并不是阶级而是族氏组织,因此,族氏组织——部族、宗族、家族就成为社会流动的基本单位。

(一)族氏组织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族长与族人是族氏组织内部的分层

在中国古代,族氏组织始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这种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社会共同体是从原始的氏族社会继承下来的。

生活在19世纪的学者对民族学的知识了解比较多,而对考古学、动物行为学的知识了解甚少,所以德国思想家恩格斯(F. V. Engels,1820-1895)认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平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即使在没有阶级的动物群体里,也不存在这种不分层次的“某种平等”。不要说猴子、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就是在蚂蚁、蜜蜂那样的昆虫群体内也有复杂的层次。大雁和鹿群的结构比较简单,只存在首领与雌雄的分工,唯有在鱼和蝗虫那样的动物群体内部每个个体才是完全平等的。人类的数量比许多种动物的数量都要少,但人类社会的结构却比所有动物的群体都要复杂,社会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社会分层。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认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恩格斯也认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用阶级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并不错,但是阶级分析法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唯一正确的理论。社会的层次并不是只能按照财产多少划分为阶级,社会层次还可以按照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则,如血缘、种族、政见等等来划分;社会的结构也并不是只有按照财产多少划分的阶级与阶层,社会上还存在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构造,如群体与集团。

在以血缘纽带相连接的氏族社会里并不是平等的,它的内部也是分层的,族长与族人就是氏族内部最基本的层次,此外有按年龄、辈分、性别、体力、智力划分的自然层次,以及按社会分工划分的人为层次,如巫师、祭师、萨满等。因为具有共同的血缘,所以族长与族人的关系远比后世国君与国人的关系要亲近密切。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是因为血比水浓,“内外有别”、“胳膊肘往里弯”是氏族的最高准则,连孔子都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虽然族长与族人属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但他们都是自家人、同族人。氏族内部的团结是氏族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一旦族长与族人发生了龃龉、对立甚至冲突,那么氏族就会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如果这时存在着外敌——外部的竞争者,那么就很可能在竞争中失败,使整个氏族被外族征服、并吞或者被驱逐。夏、商、周三代的衰败均是如此。夏桀(?—前1600)时,夏人诅咒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纣王(?—前1046)剖比干(前1125—前1063)、囚箕子,微子去,大师、少师奔周,众叛亲离,以至于牧野一战因前徒倒戈而败亡,只得自焚于鹿台。周幽王(前795—前771)烽火戏诸侯失信于诸侯,任用虢石父而遭国人怨恨,又废申后、去太子,最终被杀于骊山。夏、商、周三代的更替都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因为部族内部族长与族人的矛盾激化而导致了部族的衰亡,最终被别的部族融合与取代。

(二)贵族与庶族是社会的分层,族氏组织的更替是社会层次的流动

在氏族社会里,族氏组织与族氏组织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它们也有贵族与庶族之分,区分贵贱的原则是血缘的亲疏。

夏人、商人、周人都是人数众多的部族——生活在很大一个区域里具有共同血缘和相同文化的几百万人。如此庞大的族氏组织,必然要进一步分化为较小的血缘团体——宗族。夏代的宗族我们不清楚;商人的宗族就是甲骨文中所见到的“多子族”和“多生”,他们都有自己的族徽——相当于后世的姓氏;周人按宗族分封诸侯,这一点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在这些宗族中,商王和周天子所在的宗族即王族是地位最高最显赫的,其他的宗族地位要相对低一些,但我们在文献中所见到的这些宗族相对于一般庶人而言,仍然都是高居社会上层的贵族。商周时代的庶人平民也有自己的族氏组织,只是他们的宗族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以至于许多学者误认为庶人没有宗法。

夏人、商人、周人是同时并存在中原大地上的三个部族,夏、商、周三个王朝是他们先后征服其他部族以后建立的政权。在夏代,商人的首领契和周人的首领后稷都在夏王朝中为臣;在商代,周人的首领昌在商王朝中为西伯。夏朝灭亡后,商汤封夏之后,至周武王又被封于杞;商朝灭亡后,周武王先封武庚于殷,后封微子于宋。贵和贱是相对而言的,征服者的部族当然就是贵族,被征服的部族自然就是庶族了。炎黄征服九黎后称其为“黎民”;“百姓”原是商代的贵族,周人征服商人后就称殷遗民为“百姓”;“黎民百姓”本来是对被征服者的称呼,后来变成了民众的代名词。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只是三个部族之间的社会流动——不仅有水平方向的迁徙,而且也有垂直方向的替代。夏、商、周三个王朝都是部族国家,并不是秦汉以后建立的那种大一统帝国,它们的更替和后世的改朝换代也是不一样的。

(三)宗无常贵而族无终贱:族氏组织更替与社会流动的原因与动力

商周时代的社会流动以部族为单位,春秋战国的社会流动以宗族为单位,秦汉以后的社会流动逐渐变为以家族为单位了。尽管没有哪个部族、宗族、家族不希望自己兴旺发达,也没有哪个部族、宗族、家族愿意衰败沦落,然而物极必反、盛宴必散,越是地位显赫、养尊处优的族氏组织就越是容易腐朽没落,而一切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都会努力奋斗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升到社会上层,然后再把自己的族氏组织也提升上来。这种社会流动给社会带来了发展的活力,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然界发生的一切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谁也主宰不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实际上历史的进程就是社会上各个个人和群体博弈较量的结果,恩格斯对此提出了有名的“平行四边形法则”,即看来是必然的历史进程也是人们在各自意志的支配下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创造着历史并推动这一切的,“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四)国家规模的扩大突破了族氏组织的限制,官本位促进了社会流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型,造成这种“礼崩乐坏”的巨大变革的原因是因为国家的规模扩大了、国家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

夏、商、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国家,这种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立的早期国家可称为“原生国家”。原生国家的呱呱坠地也要通过武力征服的催生,但它们的国家机器却是由部族的管理机构直接转化而来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过两种国家产生的途径,一种是大家熟知的雅典和罗马式通过阶级斗争形成国家的途径,另一种被大家忽略的过程是氏族的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人、维护氏族共同利益的机关直接转变为统治社会的机关。正因为国家是由一个部族演变而成的,夏后、商王、周天子就在他们的家族中一代代传递,所以这三个王朝都实行世族世官、世卿世禄,即所谓的“家国同构”和“家天下”。

春秋战国时期,以周天子为大宗的庞大部族瓦解了,原来的小宗纷纷发展壮大,出现了枝强干弱的局面,并且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进一步通过兼并别的弱小宗族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领土国家。国家的规模扩大了,出现了“郡”与“县”这样的层次结构,原来“国”与“野”的对立渐渐消融,本族的“国人”与外族的“野人”统统变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的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面对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家,只靠本族人来进行管理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以前隐而不见的家臣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从后台走到前台变成了客卿、朝臣,于是古老的部族国家——周王朝就慢慢地解体转型了。

刘邦出身于平民,他靠布衣卿相的帮助建立了汉帝国,但根深蒂固的血缘情结使他们无一不想使自己的家族、宗族变成豪强大族,不过西汉的豪强始终受到集权皇帝的打击,一直要到东汉,才通过掌握察举和家学渊源形成了世家大族,到魏晋时期最终凭借九品中正制使自己成为贵族化的门阀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士人品级的依据主要是父祖三代的官位,而不是远祖是否显赫。“朝中冠冕”的作用胜过“冢中枯骨”,这是官本位的表现。

唐代以后,门阀士族彻底衰败没落了。李世民和武则天修订《氏族志》和《姓氏录》时都把五品以上官员全部入谱,依据的也是官位。科举制确立后,庶族得以堂而皇之地登科入仕。宋真宗赵恒(968—1022)作《劝学诗》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其实, “千钟粟”“黄金屋”“多如簇”“颜如玉”根本不是出在书中,而是出在乌纱帽里,如果光读书不做官,这一切仍然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族社会,在贵族掌权的时代,世族世官、世卿世禄,宗族的利益是与官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庶族掌权的时代,察举也好、科举也罢,宗族的利益还是与官位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官本位对中国古代的社会流动起着无比巨大的推动与制约作用。

(五)社会流动和族氏组织的更替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变迁

与印度封闭的种姓社会不同,中国古代的宗族社会是开放的。尽管每一批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都想把自己的既得利益固定下来,长治久安、永居高位而不让别人染指,但社会层次还是不断地在上下流动,这样就不断地有上层人士跌入下层社会,也不断地有下层人士升到上层社会。

上层人士跌入下层社会,会把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带到社会的下层,使原来属于社会上层的文化下移普及,从而改变了下层社会的文化。当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人口众多、规模庞大的族氏组织难以存在,纷纷肢解、离散为小型的宗族和家族遍布于整个社会,这就使得原来贵族的宗族文化得以普及到每一个普通的宗族和家族之中,于是以族谱家谱、宗祠家庙、家法族规、族田祭田、义学义庄等为代表的宗族文化组成了一道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景线。宗族、家族、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行为规范叫做伦理,所以学者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作伦理型文化,或者称作宗族主义文化,都是有道理的。

下层人士升到上层社会,会把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带到社会的上层,从而也改变了上层社会的文化。由于这种改变是不断地用下层的通俗文化来改造上层的高雅文化,因此原来的高雅文化就不断地遭到摧毁而散失,这就是所谓的“礼崩乐坏”。尽管新进入上层社会的下层人士一次又一次地制礼作乐,如周公制礼作乐,叔孙通又制礼作乐,他们都努力使自己高雅化,但具有五千年文明底蕴的中国文化还是渐渐地失去了古老的典雅而变得越来越粗俗了。

(六)改朝换代的实质是族氏组织的更替,但社会流动未能改变社会的风景线

几千年来,中国不断地改朝换代,起义造反和社会动乱之多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那些取代旧王朝的新王朝领袖有的也来自社会上层,但更多是来自社会下层,他们极少是通过合法的“禅让”,绝大部分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每一个取而代之者都要谴责旧王朝的腐败与没落、旧领袖的暴虐或无能,他们自称是“革命”“维新”“开元”,然而除了以一个部族、宗族、家族取代另一个部族、宗族、家族执政以外,社会的风景线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改变,所有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它们之间的互相替代与社会层次的上下流动而已。

马克思通过对亚洲古代社会的研究发现:“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不仅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而且社会的基本组织结构也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牢固的血缘纽带始终维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宗族社会。尽管族氏组织的形态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变成了夏、商、周三代的部族和秦汉以后的宗族、家族,但族氏组织以血缘为纽带的结构模式自始至终也没有发生变化。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超血缘的社会团体,如政治党派、宗教团体、商会行会、学术派别、戏社剧团等等,然而在宗族主义的影响下,它们也都模仿族氏组织的模式结成尊祖敬宗、论资排辈、长幼有序的“假血缘组织”。这是族氏组织原则渗透、浸润整个社会的结果,可以称之为“泛宗族主义”。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编者注:该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15年第2期第131—150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

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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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预告:厦门大学贺昌盛教授的文章《被给予的“记忆”:历史叙事的观念性建构》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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