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太原街头流行色

荣润生 太原道 2019-09-18
美是一种情绪,一种独立认识,根源却是一种示爱。流行往往是盲从的,或者心甘情愿认同了他人的思想色彩。这样便产生了时兴、时髦、摩登诸如此类的词汇。如今称之为时尚、新潮或干脆就一个字,潮。昔日的军装绿,今日的破洞裤,集体与个性的背后均有盲从站台。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同时也限制了美的花样,比如说美的表现方式,但绝不能扼杀掉向往美的趋向。

我老以为我是一个不解风情不懂时尚的人。其实,这个时期的我,也是一个不懂我的人。我不是不想,是徒有心愿无有条件的囧导致的少年老土。但凡给三分颜色,也是要开染坊的。

七十年代初,太原街头流行的是节约革命的裤子,铺张浪费的褂子。当初我仍在小学就读,我们街上的“油皮”们身上已经出现这样的装束。混姐妹者,她们腿上裹着的多是“肌腿裤”,裤腿直径只有四寸,色彩多为豆青色;混弟兄者,身上罩着的上衣又肥又大又长,完全包裹着屁股,色彩多为深蓝。他们脚下蹋着的标配是前进牌的白色“大板鞋”。如果有谁穿一双回力白球鞋,就像带着一顶仿制假军帽一样,掉价。这个时期的我脚下穿的是橡胶底的黑布鞋,有时大脚趾出头露面,有时鞋底与鞋帮张开嘴巴,能穿上一双像样儿的球鞋还是一种梦想。

我穿上回力鞋的时候已经快八十年代了。若不是进入单位的篮球队,穿一双洁白的回力球鞋,还指不定永远是个梦想呢。这是后话。

小学即将毕业时,我听到班主任对班干部说,明天统一穿蓝上衣,黑裤子,蓝裤子也可以。其实我误会了老师的指向,统一着装是小范围内的事,与我无关。我自作多情回家问母亲要蓝上衣,母亲从扣箱底层找出来一件蓝上衣说,今天穿了,洗干净过年再穿。本来是过年才能穿的衣服,平时穿着上学,引起好几个同学的羡慕。这件衣服是我在小学阶段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在我小学阶段唯一的一张集体照中,这件衣服还没有诞辰。我穿的是母亲的女式蓝上衣,衣领不是中山装式的带着风纪扣的那种,而是敞开式的半圆领子,总共缝缀着四枚扣子,我穿着这件上衣与同学们照相,看上去很特别。

姐姐参加工作以后,工厂为她发了两套工装,其中的一套自然成为我中学时代的学生装。我们班的许多同学与我一样都穿着一身钢蓝色的劳动布衣裳。只是我穿的那一身比其他人的色彩浅且爱掉色,经历几次洗涤之后,上衣的领口,袖口与前后背以及裤子的膝盖、屁股部位均被浣洗得白刷刷的。我自己觉着别扭,却不知在别人眼里反倒成为一种时髦。我们班有个同学也叫建国,方头兴脑,浓眉大眼的,从外表上一看就是家里有办法的那种,营养不能说过剩,至少不像我们一脸白菜叶子色。他穿着一件深蓝的中山装,看上去特别正式,特别端庄,很是令人羡慕。谁知他竟然主动提出来要用他的中山装换我身上的劳动服。两厢情愿,一拍即合。他得到的是时髦,我获得的是对于缺失的满足。一年以后,姐姐该换工装了,单位规定必须缴旧领新。这时我已经退学,干上了临时民工。四处打听总算找到同学家,换回那件劳动人民的本色服装。

对于我来说白衬衣也是一个梦想。

小学阶段,我们在参加运动会时,老师要求统一穿白衬衣蓝裤子。对于当初的我来说根本就没有衬衣的概念,冬天绒衣绒裤,夏天秋衣秋裤,没有一件上面没有补丁,内衣均不可外露。我们班同学穿着的白衬衣,其中的“白”也是深浅不一的。的确良的白,白得耀眼。白粗布的白,白里好像搀杂着一层土。而我穿着母亲的又肥又大的饮食工装,只能把长出来的部分全部掖进裤子里。而且是一件斜纹布料的冬装,那种白,完全有别于的确良与白粗布的白,看上去很怪诞。至于胸前印刷的红色饮食编号,母亲用一枚大大的主席像章遮挡。如果穿上母亲身上的那件平纹的夏装,就不会显得那么笨拙,但那件夏装再怎么洗,都显得陈旧而皱皱巴巴。

那时候,白衬衣是一种情怀,是穷小子对白面书生的一种嫉妒。绝不像后来滋生出一种对老土干部不屑的自以为是的不良情感。我真正拥有一件的确良白衬衣时,已经到了一九七五年。别提有多心爱,每次清洗至少需要四十分钟。但袖口上面刺入的汗渍与氧化而成的痕迹,无论如何洗刷都不可达到洁白如初的效果。我们学工时,工厂的师傅为了保持白衬衣衣领的白净,还专门买了两件假衬领,每天晚上从衬衣上卸下来单独清洗。

那种假领子,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流行的市场。洁净与美只是一种表象,贫穷与伪装才是其实质。

一九七六年,尽管我已经正式参加工作,但还是未能拥有一顶绿色军帽。七十年代的人,人人都想拥有一身军装。但能够如愿的并不多见。除了复转军人之外,多数人穿的都是仿制品。尤其是军用挎包和军大衣。军帽的仿制品较少,或者说仿制得非常逼真。我们街上就有因为枪了别人十九顶军帽而成为其死刑罪状之一。在乌泱泱一大片上下班骑车人群中偶然也有几顶湛蓝色帽子,那是公安战士的工作帽。如果有谁能够拥有一顶“老公家帽”,更是人中骄子。

我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定军帽。我头上带的是一顶劳动布帽子。就是这样的一顶平不塌的帽子,也戴得不安稳。夜里,我与姐姐骑着自行车从大北门到西山。当时迎泽西大街还未贯通,我们走的是通往西山的老路。过了下元,大约行至义井还是九院附近,突遇大风,顶风上坡,飞沙击面,自行车的速度还不如步行速度快。有个小后生从我身边经过,随手将我头顶的帽子摸去,迅速飞跑进路边宿舍的巷道内。我反应过来后,骑车猛追,但他已经进入小巷深处。巷口一下闪出三四个小后生。我立即单腿点地,停下来向巷子内高喊,你抢的是劳动布帽子,不是军帽。那几个后生对我所说并不相信,反而用言辞激将我,后生,有本事进来呀。这时姐姐也赶来了,担惊受怕地说,别听他们的,咱不要了。我见势不妙,与姐姐一道转身离去。事后我分析,他们为什么会错判:天黑是肯定的,天阴刮风与路灯昏暗也是原因之一,另外有个重要因素是我在劳动布帽子里面衬了折叠成一圈的宣传画册纸,这样在外观上就更加貌似军帽了。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要在帽子里面衬一圈纸?

工作以后,我赶上时兴的是能够穿得起一双白底白边懒汉鞋了。用现在的话叫白底白边懒汉鞋自由。

黑色的橡胶底懒汉鞋,1.8元一双,白塑料底白鞋边黑色懒汉鞋,2.6元一双,后来涨到3.4元一双。我是费鞋不费袜子的那种人,一双懒汉鞋只能穿三个月。我师傅比我讲究,他脚上的懒汉鞋双层白边任何时候都是雪白雪白的。个中的原因很简单:天天洗。每天早晨七点多就已经换上了工装,第一件事情就是洗鞋。专用的鞋刷,重点是鞋帮与鞋底之间的那两道白洋布裹出的边儿,用漂白粉漂,用增白剂涂抹(我经常用白粉笔代替),晾晒时要用干净的白纸封边儿,以防被强光迅速氧化发黄。

人对于鞋上面的白线条的热爱,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如今日靓男俊女脚上的白鞋底白鞋带潮鞋,何其眼熟。

闹笑话的是,有一次我俩一早洗了鞋,怕天凉,下班时鞋干不透,把鞋烤在锅炉外壳上面。下班后准备换鞋时才发现,一只鞋的塑料底已经被高温化掉一小半。

有一段时间太原时兴喇叭裤。我们也少不了赶赶时兴。受时代局限与束缚,我们不敢太放肆,穿那种大喇叭裤,用当时的话说,像个小流氓似的。我们只穿小喇叭裤。虽然单位的支书见到后总是要多瞅几眼,但也说不出什么。不久,筒裤就流行开了。筒裤的流行似乎一下子将传统推至开放的前沿。穿筒裤的人越来越多,老实巴交的人也逐渐越过雷池。筒裤较之前所有不正经之裤,第一次从奇装异服之列甄别而出。美,终于突破了传统看法的封锁,尽管这种美仍然停留在表象之上。但它将人体的骨骼与肌肉以较完美的线条勾勒出来,的的确确在潜移默化中培育着刚刚从集体麻木忘我意识中醒来的人们的审美力。至于后来流行了几天的锥子裤,就小众多了,个中原因是不是以丑为美虽不敢妄下定论,但个人觉得怪怪的,给人以老中式挽裆裤的感觉。

不像大白口罩那样受到大众的青睐,不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标配。同样是白口罩,一样需要用心改造。绝不能将单位发下来的千人一面的劳保用品,不做任何改制就戴在脸上。那种方方正正的,带子松松垮垮又长又细,色泽说白不白说黄不黄的工业制品,如果不脱胎换骨,连时兴的边儿都粘不上。好看口罩的样子是洁白、宽大、轮廓分明,带子宽扁紧凑长短刚刚适合跨在两耳上,而不是圆滚、松软,长得可以在脑后扎两只蝴蝶结。这就需要以工业制品为原料,拆解、洗涤、漂白,重新设计后因人而异缝纫。不论男女,带着这样的大白口罩,只露出两只毛呼呼的一眨一眨的大眼睛,简直无人不美。当然有人的美,的确摘不得口罩,而有人的美表里如一。

2019.9.15.

 

作者简介:荣润生,男,笔名,雨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诗歌创作,著有诗集《我的心烫着了黑夜》(长江文艺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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