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确诊后,他们才发现儿子非亲生|正午

正午故事 正午故事 2020-05-19
如果在出生时打了那一针乙肝阻断针,两个家庭的命运或许会完全不同。


采访、文  | 曹林华


28岁的姚策被确诊肝癌晚期。医生通知他,如不能尽快进行手术,他的生命或许只剩下3个月。一个月后,500多公里外57岁的杜丽青也确诊肝癌。此时两人还不知道,他们是亲生母子。


28年前,两个家庭在同一家医院的产房偶遇,28年后的DNA检测让当年的错误无可逃避。


1992年6月,姚策出生时,杜丽青的医嘱上写着“肝功能轻度异常”。而同一产房内的许冬梅,比杜丽青早11个小时产下儿子郭涛。许冬梅4天后出院,院方错把姚策交给她,而郭涛则交给了杜丽青一家。


两个家庭都以为,带回家的都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于是,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家庭,两人交换了28年的人生。直到姚策确诊肝癌,真相才逐渐被揭开。


“医院当时把孩子搞错了,把阻断针打给郭涛。要是一出生就立马打疫苗阻断这个病毒,姚策的命运也会改变。”2020年5月7日,许冬梅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不是生病,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今年“五一”期间,两个家庭第一次在九江碰面。“可能就是天意,安排我们在28年后同时发病。”肝癌术后1个月的杜丽青拉着姚策的手说,“我把所有的爱给了郭涛,其实也是给了你。”



两份肝癌确诊书


2020年2月17日,姚策在江西景德镇一家医院确诊肝癌晚期。


一个月前,在宁波创业的姚策回到九江,跟母亲许冬梅团聚。此时,距离春节还有8天。这个春节假期感觉特别漫长。不同于往年热闹的气氛,疫情下的人们,选择把自己关在家里,以防传染病的危险。


大年三十,平日奔波忙碌的家庭成员终于聚在一起。姚策带着妻子、孩子陪许冬梅吃了年夜饭,便收拾东西去100多公里外的景德镇——陪岳父一家过年。


许冬梅说,每年春节,她都是由着孩子高兴,想在哪边过年都行。自武汉封城后,在卫生系统上班的许冬梅对姚策的嘱咐是:注意做好防护。姚策提防着新冠病毒,但却没能躲过从一出生就潜伏在他身体里的乙肝病毒。


姚策2岁时,因入幼儿园查血常规,许冬梅才得知姚策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当时,她只责怪自己不够细心,没有带好孩子,“怀疑是打针的时候不干净导致感染。”


病来得如此迅疾。“2月15日,背痛;2月16日,腹痛。”姚策去景德镇第三人民医院检查,确诊肝癌晚期。在九江的许冬梅不相信,微信视频中跟姚策不断重复,一定搞错了。姚策听许冬梅的话,确诊当天,从景德镇返回九江,重新检查,结果依然是肝癌晚期。


许冬梅感觉自己像“一棍子被人打蒙了”,回到家中,跟爱人姚夫山抱头痛哭。她很快在混乱中镇定下来,擦了眼泪,许冬梅开始筹钱为姚策治病。


她留意到这样一则新闻,感同身受:2月1日,武汉一位母亲带着患白血病的女儿到九江长江大桥,向警员解释,希望通关把女儿送到九江化疗。她女儿原在武汉化疗,但因为新冠肺炎,无法继续在当地医院治病。


许冬梅想把姚策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南昌去治,她卖掉车子,凑了15万。找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把姚策送到了南昌。因为疫情,医院不允许陪护,南昌宾馆又多数不营业,许冬梅和爱人姚夫山在面包车里睡了14天。


姚策想“自己还年轻,要活下去”。3月中旬,许冬梅带着姚策到上海求医,通过联系日本顺天堂外科医院,得知可以考虑肝移植手术,她当即决定捐肝,“用自己的肝给儿子续一命。”


在姚策到达上海之时,五百多公里外的河南驻马店的杜丽青也确诊肝癌,并为术前做准备。两个在河南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产房偶遇的家庭,28年后,几乎在同一时间承受劫难。


杜丽青的儿子郭涛,现在是驻马店一家派出所的辅警。年前,他比平常更加忙碌,但依然抽出空来,给儿女买新衣服,也陪着妈妈杜丽青备年货。


妈妈肝癌确诊的消息让一家人备受打击。



12号床和16号床


1992年4月,怀着8个月身孕的许冬梅,由丈夫姚夫山护送,在九江登上去武汉的轮船,然后经汉口转1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达开封。


姚夫山其实不同意许冬梅去开封待产,他担心爱人“生活不习惯”。但终拗不过丈母娘的坚持。许冬梅的父亲早年在开封服役,一家人随后便在当地生活。母亲让许冬梅去开封待产的原因是“父母在开封不放心”。许冬梅倒是挺乐观,她觉得到开封后,“有爸妈哥哥姐姐照顾,挺好”。


当时姚夫山是一名军人。他和许冬梅在九江相识、相恋、结婚,直到怀了孩子,都不曾两地分开。在九江轮船渡口,他把许冬梅交给岳父母,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轮船行使在江面上,进入良夜,许冬梅倒有些不安,“船上特别吵,我就特别愁。”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时到底愁什么。她捧着一本《育儿知识》进入梦乡。


在开封父母家住了2个月后,1992年6月15日,离预产期还有一个礼拜,许冬梅喊痛,进入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更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待产,床号12。


“如果是正常到预产期生的话,就不会在医院跟杜家有交集,就不会搞错。”许冬梅真的希望历史能改写。


根据档案显示,23岁的许冬梅在产房的12号床,而16号床则是29岁的杜丽青。


杜丽青此时已经在医院待了十几天。她是河南驻马店人,和丈夫郭泉在当地经营一家餐馆。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第一胎是个女儿,因为在驻马店出生时脐绕颈大脑缺氧,导致后天智力障碍。郭泉想,生第二胎一定要到开封找最好的医院。“我们都是下岗工人,做点小生意,条件也不宽裕,但就是想着不能再让二胎受苦。”郭泉说。


在医院的十几天里,杜丽青做了各项体检,准备剖腹产。当孩子出生时,杜丽青的医嘱上写着“肝功能轻度异常”。这或许就是母子乙肝垂直传播的证明。


而12号床的许冬梅,比杜丽青早11个小时产下儿子。因为当时医院实行母婴分离,杜丽青和许冬梅都是匆匆看过一眼孩子后,就被医护人员抱走。当年管床的主治医师王社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时间太久,已记不得当时情形,但确认当时对新生儿并无特别标记。


郭涛、姚策出生的1992年,正是乙肝疫苗在中国普及元年。当年1月1日,中国把乙肝疫苗纳入计划免疫管理,对所有新生儿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当时乙肝疫苗及注射均为自费。2005年6月1日,中国公布《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实行全部免费。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多项研究证明,乙型肝炎疫苗和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联合使用,对乙型肝炎母婴传播的阻断效果达95%左右。


儿子出生后,郭泉说,他曾要求院方给儿子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但那一针乙肝免疫球蛋白,应该没有注射进姚策的身体。“估计那时候医院就搞错了,给郭涛打了针。”郭泉说。


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郭泉说,“我向好多专家咨询,他们都说,要是打了(乙肝免疫球)蛋白阻断,孩子就不会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发病。现在这样给我们、给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许冬梅产子的第二天,姚夫山匆匆赶到医院。护士把孩子抱过来,这是许冬梅第二次看到孩子。护士把孩子抱走后,许冬梅跟姚夫山抱怨“孩子长得太丑”,姚夫山安慰她“刚出生的小孩都长这样”。


同样,杜丽青在医院见儿子的次数也极少。郭泉回忆,护士抱过来催奶后,都匆匆抱回,“就是小脸白白净净的。”


住院4天后,许冬梅出院,将院方交给她的孩子(姚策)带回九江生活。几天后,郭涛则随杜丽青回了河南驻马店。


尽管住在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的同一产房,但12号床和16号床当时没有任何语言交流,彼此也未留下印象。两个家庭的命运从此开始埋下伏笔,并最终交织在一起。



两份DNA检测


在景德镇和九江,28岁的姚策确诊肝癌,51岁的许冬梅决定给儿子捐肝。


3月中旬他们去上海验血,姚夫山看到结果时,有点蒙了。看到姚策的血常规化验单时,他开始意识到,姚策可能非他亲生。根据他在部队做检测工作的经验,姚策的血型不对。姚夫山是A型血,许冬梅也是A型血,可姚策化验单上的血型为AB型。


姚夫山也曾猜测,姚策可能是许冬梅和他人所生。但这个念头仅仅也只是一闪而过。他想起恋爱时,俩人在九江甘棠湖边散步的日子,慢慢按下猜疑心理,带着家人回到南昌。


血型不对,“换肝”也就无法进行。而血型之谜却挥之不去。姚夫山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把姚策和许冬梅的DNA样本送去检测,结果却是“从生物学上讲,许冬梅不是姚策的亲生母亲”。


既然姚策不是亲生,姚夫山想,那我们的亲生儿子到底哪去了?


许冬梅说,在拿到这个结果后的几天,她一度想到死。但寻找亲生儿子的念头让她活下来。“手头上的孩子病得这么重,我们也想找到他的亲生母亲,我亲生的孩子不管是死是活,我们也想找到。”


姚夫山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时候把孩子抱错了?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要从源头——出生的医院开始寻找答案。


当年的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更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位于开封市鼓楼区。清明假期一结束,姚夫山就赶到开封。在姚夫山赴开封的前一天,许冬梅冒雨到家族墓园,在每座坟上插上三朵纸花,她希望“保佑找到孩子”。


姚夫山见到河南大学淮河医院院长张祎捷,对方一听到抱错孩子的疑问,非常揪心,立马同意查询当年的档案。开封警方也同时参与调查。


根据院方和警方提供的资料,1992年6月15日至6月19日,许冬梅产子和住院期间,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共接生4名男婴(包括许冬梅的儿子在内)。


警方先做了一轮排除,再通过姚策的DNA样本比对数据,最后把最有可能的对象锁定在驻马店郭泉家。警方把郭泉的电话号码及家庭住址提供给了姚夫山。


当郭泉接到姚夫山的电话时,他断定对方是诈骗,“抱错孩子,哪有这种事?”


姚夫山约他见面,郭泉更加警惕。郭泉心想,要是见面“给我弄绑架了可咋办”。挂电话后,他干脆抽出电话卡,“怕给我定位。”“我回去跟郭涛说了,他也说是诈骗,儿子在公安上班,我更信。”


电话打不通,姚夫山只能随着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工作人员去驻马店,按着警方给的地址寻找,但也没寻着人。


好不容易得到的线索断了,姚夫山不甘心,到驻马店开发区派出所寻求帮助。警方根据姚夫山提供的郭涛信息进入内网搜索,弹出一张彩色照片,边上的所长纳闷,说“这孩子不就在我们所里上班么?”


不巧的是,辅警郭涛当天刚好出外勤。所长通知,赶紧把郭涛喊回来。


姚夫山见到郭涛,在场民警都跟着感叹“眉毛太像”。郭涛有些抵触,也想不通,“哪有这事?”但同事向他出示姚夫山带回来的资料,以及所里自己的调查,郭涛不得不信。


在所里,姚夫山取得了郭涛的DNA样本,带回江西做检测。4月16日,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是:根据DNA分析结果,支持姚夫山、许冬梅是郭涛的生物学父亲和生物学母亲。


结果出来之前,郭涛5天里瘦了5斤。他想着,“妈妈(杜丽青)刚做肝癌手术出院,这事怎么跟她交代?”



命运巧克力


结果出来的第二天,许冬梅和姚夫山赶到驻马店。在驻马店高铁站,许冬梅踮着脚尖,双手紧紧抱着来接站的郭涛。郭涛喊了一声“妈”,许冬梅撕裂地大哭。许冬梅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儿媳妇做了郭涛的工作,他才同意叫妈。


一个礼拜后,病床上的姚策看到了许冬梅和郭涛拥抱的视频。这时他才明白,在上海的那张化验单上,他的血型为何会与父母不合。“养我28年的父母,突然就是别人的了。”


郭涛也在挣扎,如何向养他的父母坦白一切。他甚至想到最坏的结果——替父母备好速效救心丸。


趁郭泉、杜丽青例行到家里看孙子的机会,郭涛让媳妇把杜丽青支走,他和父亲聊开了。


郭涛把DNA鉴定结果交给郭泉,“前些天打电话的那人不是诈骗,是真事。”


“养了几十年,儿子突然就不是自己亲生的,接受不了”,尽管如此,看完鉴定结果后,郭泉还是说“要相信科学”。


新问题很快让他便犯了愁。他要说服杜丽青取得DNA样本,让姚夫山带回江西做鉴定。郭泉说,出门后心里发慌,忘了之前在儿子家里想好的说法。来回折返三次,他才回家。


郭泉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回到家,杜丽青发现郭泉表情不对。郭泉跑到卫生间洗了几次脸,把郭涛之前跟他说的话,给杜丽青复述一遍,“前些天打电话的不是诈骗,是真事。”


杜丽青和郭泉坐在沙发上,一起大哭。杜丽青时不时地念叨着,“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郭泉终于说服杜丽青同意取血样,跟姚夫山见面。他们商量好,在他们跟姚策的DNA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他们绝对不承认郭涛不是亲生的。


他们甚至觉得,“DNA都是对方做的,要是别人做假怎么办?”一度决定“也要自己主导去做DNA”。后来一打听,做DNA需要3000块钱。一想到钱,她们便打消了自己做DNA的念头。


两家见面定在郭泉家。姚夫山、许冬梅一进门,郭泉就来了情绪,劈头就是一句,“郭涛可不像你们的孩子。”


姚夫山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赔笑。


郭泉不依不饶,“我和郭涛出门,我儿媳妇就总说我们爷俩太像,连走路右脚外八字,左脚踢裤腿都一样。”


姚夫山不甘示弱,来了一句,“我也是右脚外八字。”


在姚策的那份血常规化验单出来之前,不管郭泉,还是姚夫山,从来没有谁怀疑过身边的孩子非亲生。在亲戚朋友的附和下,越看越觉得孩子不管哪一点,都像过去的自己。直到姚策确诊肝癌,才揭开残酷事实。


交谈的场面有些尷尬。直到姚夫山和郭泉聊到共同的部队经历,气氛才算有些缓和。聊了3个小时后,他们达成统一共识:先给孩子看病。


临走前,姚夫山取走了郭泉、杜丽青的DNA样本。4月21日,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根据DNA分析结果,支持郭泉、杜丽青是姚策的生物学父亲和生物学母亲。


比抱错孩子更残酷的,其实是本可改变的癌症命运。姚策2岁时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此后每年都体检(肝方面的),药也不断,大三阳转小三阳。姚策一直觉得,家族里的老人都长寿,他自己身体也好,应该没什么问题。却不想,一确诊就是肝癌晚期。


学医的姚策,一直不想过被父母安排好的人生。他远离老家九江,赴宁波创业,想逃离被安排的人生,却不想,他的人生在28年前的产房里,就已被偶然之手所左右。


5月6日,姚策再次赴上海求医。3天前,他在一家筹款平台写下:我还年轻,我还想活下去。


当年的抱错是偶然,如今的相认却或是枉然。筹款文章开头,姚策引用《阿甘正传》的一句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姚策目前病情稳定,癌细胞未转移。但他们与开封医专第二附属医院(现更名为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的纠纷才刚刚开始。5月14日,开封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对媒体称,对医院的行政处罚超出20年的追溯年限,后续将研判处置。此前,姚策的家属与院方协商4天,不欢而散。


(文中姚夫山、许冬梅、郭泉、郭涛、杜丽青均为化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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