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瞬天堂,下一瞬地狱:躁郁症,比抑郁更难缠?

新京报书评周刊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0-05-29
 — 文化客厅系列活动回顾 —


No.39  

对于躁郁症

我们仍知之甚少




当我画一个太阳,

它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

当我画一片麦田,

麦子正朝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



///


5月22日,我们如期举办了第39期文化客厅线上多群分享活动——“对于‘躁郁症’,我们仍知之甚少”。一切都和以往一样按部就班,但活动群里的氛围却和以往大不相同。


“我双向4年了……”

“怎么才可以过渡到不吃药……”

“这个吃药只是安慰作用吧……”

“得了这个病之后,渐渐就有了社交障碍,不知道怎么去倾诉……”


在嘉宾还没有入群之前,就已经有读者在群里进行躁郁症相关的积极讨论,话题涉及躁郁症的确诊、治疗,躁郁症被污名化,患者如何寻求朋友和家人的支持等等。

 

还有一位疑似躁郁症患者的读者在各活动群里不停地刷屏,发送评价鲁迅等各名家的内容。为了维持群内讨论秩序,我们不得不依照群规处理,将刷屏者剔除出群。

 

上一瞬天堂,下一瞬地狱。线上活动期间,我们第一次与躁郁症患者如此接近。通过他们的讨论,虽无法完全感同身受,但我们也隐隐体会到他们日常的辛苦。



躁郁症,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包含了躁狂和抑郁两种状态,非常通俗易懂。而医学和心理学专业人士一般把其称为双相情感障碍或双相障碍,归属于心境障碍的一种。


在躁狂的高峰状态下,患者会体验到如下心情不同的组合状态:极度快乐,或者欣喜若狂;急躁的心境,感到极度愤怒和敏感。而在间歇期内,患者会变得抑郁、难过或极度沮丧。有时候会对他们自己感到愧疚,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做出决定,往往会想到自杀等。


不同于影视作品和想象力为这一疾病蒙上的艺术面纱,现实中的躁郁症患者往往不是天才,也并非疯癫。他们更多的,只是身陷疾病囹圄的普通人。那么,面对现实中的躁郁症和躁郁症患者,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新京报·文化客厅线上特别策划第39期,我们联合重庆大学出版社,邀请到《双相情感障碍》一书的译者陈幼堂,为大家介绍关于躁郁症的种种知识,分享自己身边亲历的患者案例,并给予患有躁郁症的听众恳切的鼓励。


本次活动整理内容如下。面对群里读者的痛苦,身为旁观者的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微不足道。但希望我们组织的这次活动,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前进的希望。真心祝你们未来都能有阳光相伴,活出属于你们的丰沛的一生。


整理撰文 | 崔健豪

编辑 | 吕婉婷  排版 | Cassie

校对 | 柳宝庆




《双相情感障碍:你和你家人需要知道的》

戴维·J.米克罗兹 著, 陈幼堂 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



陈幼堂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

广东医科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生命文化研究院讲师




01



一名躁郁症患者的前半生


嘉宾陈幼堂,其实也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症患者的家属。在分享中,他讲述了一个自己身边的躁郁症患者的故事。

 

这名患者是陈幼堂的堂弟。

 

陈幼堂称,堂弟现年43岁。在10多年前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从家族史上看,他的祖母曾经得过精神病,在发病的时候会对人破口大骂,乱说胡话。


千禧年的时候,堂弟20岁出头,离开家乡去珠三角打工,用积攒的几万块血汗钱,在老家乡政府附近购置了一套二手房,准备再干几年,攒几万块钱后就回家结婚。后来因为房子被拆却没有得到相应赔偿,堂弟好几日闭门不出,独自闷闷不乐,茶饭不思,随后开始说胡话和摔东西。


家人没有办法,只好把他送到专科医院去诊治,最终被确诊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


经过几次躁狂发作或住院治疗之后,如今堂弟在他大哥借给他的一套老房子里生活,和87岁高龄的母亲相依为命,大哥和三个姐姐承担他的医药费和基本生活费用。


据陈幼堂描述,堂弟目前仍在吃药,主要是碳酸锂和奥氮平这两种心境稳定剂,但这两种药物都有明显副作用,包括口渴、水肿、尿频、疲劳、腹泻和口中有金属味,更大的副作用就是体重增加、精神迟钝和记忆衰退,双手长疮。


堂弟对陈幼堂说,自己感到最不舒服的副作用就是体重增加,双手不断地长疮,有时候感觉比较迟钝,其他的方面还好。


陈幼堂表示,在按时按量吃药的情况下,堂弟的病情算是勉强控制得住,只是每次感觉到自己要躁狂发作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空气滔滔不绝地发表看法;等到躁狂期过后,他又陷入没精打采和昏昏欲睡的低迷状态,要么躺在床上睡觉,要么看电视打发时光。


陈幼堂也曾让堂弟尝试回归社会,但由于乡亲们对这种疾病,尤其是躁狂发作时的情况感到恐惧,他们往往不敢和他聊天,即使是本家族的邻居也是如此。之前堂弟也曾在别人家工作过,可是有时躁狂发作会无法控制情绪,发作过几次之后,老板虽没有辞退他的意思,但堂弟自己感到过意不去,就辞工回家了。


他平时和母亲相依为命,两个家在不远的姐姐每周探望他一两次,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和他交流。陈幼堂曾问他,为什么不去家附近的茶馆看人家打牌或者找人聊天呢?他说他不愿意,因为能够感觉到别人都怕他,觉得他是个疯子,不敢和他接触太多,而且他也怕自己有时候突然躁狂发作。即使自己不会打人,但也会给他人带来不便。


他的大哥告诉陈幼堂,现在他们的母亲已经有87岁的高龄,万一不久过世,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来照顾这个弟弟以后的生活。


堂弟的疾病对于这个单薄的家庭而言,无疑像压在头顶的一座大山,使自己和家人都难以喘息。可到底又是过去的哪些因素导致了堂弟患病的命运呢?



02



双相情感障碍的三个致病因素


其实从上文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双相情感障碍的致病因素是综合性的。


陈幼堂指出,双相情感障碍具有遗传学、生物学和社会压力这三个方面的致病因素。


调查研究显示,同卵双胞胎都患有双相障碍的平均比例是57%,而异卵双胞胎仅为14%。这充分说明了基因遗传对双相情感障碍是非常重要的。双相障碍会通过基因遗传,并且会在家族中重复出现。当某人患有双相障碍时,通常他的兄弟姐妹、父母、姑母、姨妈、叔叔、舅舅等亲属中也会有人患有这种疾病。


据统计,双相障碍遗传给下一代的平均几率为8%,与其他精神疾病的遗传率相比,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比如说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几率大概为13%。不过尽管传给下一代的几率为8%,也并不是说下一代就一定会得双相障碍,只是他得双相障碍的几率会高于其他人。


而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机制除了遗传基因之外,还要与生物学因素、社会压力因素综合起作用,才会导致双相情感障碍的发作。


在生物学方面,陈幼堂以高血压的例子类比,来解释生物学的脆弱性和生物化学失调。


陈幼堂表示,对高血压的老年人来说,即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生活相对轻松,饮食也控制得很好,他们的血压依然高于正常的水平,而紧张的因素会使他们的血压升得更高。因为他们的身体系统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并不会因为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吃很少的盐,平时注意锻炼,而改变这种状态。


双相障碍也是如此,双相障碍患者的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乙酰胆碱、血清素以及伽马氨基丁酸(GABA)等神经递质的生成和分解代谢存在着问题。在这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患者脑内生存的某些此类神经递质的数量过多或过少、它们的分解速度过缓或者过快都会产生问题。


双相障碍患者和单相抑郁症患者的身体内会异常地生成荷尔蒙,而他们一般是在面临压力时由肾上腺产生的。长期的压力以及糖皮质激素的生产过量会损害海马体中的细胞。而海马体是脑边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调节心境状态、睡眠及唤醒。

 

海马体


陈幼堂在这里又做了一个类比,正如糖尿病患者要避免吃冰激凌那样的高糖分的东西,高血压患者要尽量避免情绪过于激动和坚持锻炼,从而保持较好的健康状态,同样的道理,双相障碍患者也需要通过避免摄入刺激自己体内化学失调的物质,而尽可能遏制双相障碍的发作。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就是酒精,酒精会抑制大脑中枢神经活动,并像咖啡因等其他化学物质那样干扰我们的睡觉和醒来的周期。当我们喝酒的时候,大脑回路就会变得容易兴奋,很像躁狂状态那样。所以在双相障碍患者的治疗和康复阶段,必须要戒酒。


而在社会压力因素方面,陈幼堂指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报告,如果一个人没有双相障碍的遗传基因,生物学因素也不存在失调的情况,那么单纯的社会压力一般不会导致双相障碍的发作。


陈幼堂觉得,社会压力因素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导火索,对于已经具备前两种因素或已患有双相障碍的患者,压力因素会影响疾病的进程和增加出现躁狂和抑郁发作的概率。


而患者所面临的压力水平也会影响到双相障碍发作的周期。鉴于这个情况,精神病学家和精神病大夫往往会根据患者的社会压力情况,比如说失业、离异等重要的压力因素来预估患者康复的情况。对于双相障碍的患者而言,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03



病情发作还是正常情绪?


陈幼堂觉得,一个双相障碍中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当双相障碍患者的心境表现出强烈波动时,患者和其家人往往不容易分清,这种心境的波动,到底是因为病情发作引起的,还是只是情绪的自然流露?


如果家人把患者的正常情绪流露视为躁狂或抑郁发作的症状,从而采取过多的保护措施,或许会让患者感觉到对自己的不尊重,从而引发矛盾,并不利于患者的康复。


纪录片《躁郁症的那点事》(The secret Life of the Manic Depressive)剧照


在这里,陈幼堂提及了自身遇到的几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一个大学生,他被诊断为轻躁狂。有一年春节,他妈妈带他参加他们家族的聚会。这个大学生和他的小姨的关系非常好。他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他的小姨,所以聚会上见到了特别开心,很兴奋的和他小姨分享在大学里的各种见闻,讲着讲着 他的语速越来越快,嗓门也越来越大,使得其他亲戚都停下来看他俩聊天。


他妈妈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就赶紧把他拉到隔壁的房间,问他是不是太兴奋了。这让他觉得很尴尬,而且还有一点愤怒,因为他觉得在妈妈的眼中,他自己就是一个被诊断为有双相障碍的病人,连和亲人聊天都会受到限制,让他在亲朋好友面前丢脸。


美剧《现代爱情》(Modern Love)剧照,剧中安妮·海瑟薇饰演了一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律师。


另一个案例是一个高中生,同样也被诊断为轻躁狂,他妈妈很心疼他,总是想为他做点什么。有一次他开学,他妈妈就要帮他把被子、书包、行李箱等提下楼,他坚决反对,说如果她要帮忙,他就不去上学了。


陈幼堂认为,以上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的母亲的反应,其实有点保护过度的嫌疑,一般来说,轻躁狂患者比较享受轻躁狂发作的状态,不喜欢别人对他指手画脚。在这种情况下,家人还是要尽量尊重患者的自主性。


而在此之外,另一个类似的棘手问题是,患者和其家人不容易分清楚,患者的某些行为到底是因为病情发作才出现,还是因为患者以双相障碍这个诊断为借口来达到某种目的。 


这里陈幼堂继续援引了上文高中生的案例,这个高中生在很亢奋的时候喜欢玩网游,而且是那种充钱请人陪玩的网游。他不断找父母要钱玩游戏,如果父母不给他,他就说自己发病了。他的父亲有时候忍不住训斥他,但这样又担心会激化父子之间的矛盾,刺激他的情绪状态。


陈幼堂认为这种情况是很难处理的,一方面如果父母要求过于严格,或许会激化他的躁狂状态,从而导致意外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沉迷于游戏,对他未来也很不利。只能建议带他去精神科医师那里复诊,讨论一下处理办法。


在现代都市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环境下,普通人有时都会感到紧张,对于双相障碍患者而言更是很不利的,陈幼堂表示,希望大家在遇到类似的患者时,能够对他们多一些包容、理解和同情。他们不同存在的表现或许是一种特别的方式,诉说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而对患者自身,陈幼堂建议患者尽量避免承担容易带来焦虑和高压力的工作,保持充足的睡眠,坚持锻炼身体,来排遣自己的压力。在吃药治疗方面,按时按量吃药,一旦发现自己按时按量吃药,心情还是控制不住,就要及时找一下医生,看是不是需要调整药的剂量或者药的种类。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判断自己的精神状态的问题。


陈幼堂认为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轻躁狂上。轻躁狂发作的时候,患者本身很享受这个过程,处于这种状态下,人的思维很敏捷,感觉精力很充沛,自己能够完成很多事情。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这样类似的人,他们很外向健谈,精力很充沛,不需要太多睡眠时间。


《SKAM》第三季剧照,剧中男主之一也患有双相情感障碍


陈幼堂觉得,只要是这种状态不影响到人的社会功能,不会给他人带来不适感,或者不会因兴奋过度而破坏东西的话, 都是没有必要去过度担忧的。但是如果轻躁狂的发作时间过长的话,就很容易导致躁狂发作,所以需要自己判断一下。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看身边众人的反应。如果说身边众人对自己的反应是小心翼翼的或者翻白眼,那患者可能就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举动有些过度,是不是需要调整药的剂量,或者咨询一下自己的精神科大夫了。




04



精神病学的诊断真的都是科学的吗?


在呼吁读者理解和接纳精神疾病患者的同时,陈幼堂也提出,我们应警惕精神疾病的过度泛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大卫·罗森汉(David Rosenhan)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安排8位正常人去美国各地的精神病医院就诊,告诉值班医生说自己脑海中有一种声音,除此之外他们的行为都中规中矩。所有这些人都被收治入院,并被诊断为有精神障碍,医生给他们开药进行治疗。

 

实验者原以为他们过几天就会出院,却没想到精神病医院的收治时间长达几周,有的甚至长达两个多月。实验者无法让医生相信他们是心智健全的人,而向医生解释这只是一个实验而已,也只是让医生更加相信自己的诊断。

 

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


为了尽快脱离精神病院,他们只好同意自己是疯了,并伪装自己在慢慢康复。实验的负责人大卫· 罗森汉从医院出来以后,报告了这个实验结果,引发了精神病学圈内的强烈愤慨。有一家大型医院给他下了战书,请他再向医院送几个假病人,他们会证明自己很快就能发现。大卫· 罗森汉答应了。


一个月以后, 这个医院向全国媒体宣称,他们一共发现了41个假病人,但大卫· 罗森汉却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派人去那家医院。

 

陈幼堂表示,从这个真实案例里我们可以看到,精神科大夫其实很容易误诊。因为很多精神病诊断的过程是缺乏客观证据的,几乎所有的诊断都需医生凭借着对患者症状的理解来做出主观判断。

 

精神病医生一般会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为DSM),所提供的分类和症状来诊断病人,这一手册被奉为精神病学的圣经,但这一手册的科学性,陈幼堂认为是存疑的。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2013年出版


他提到,在英国心理治疗师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es)的《疯狂:精神医学为何弊大于利》中,作者曾向手册的第3版的主编罗伯特·斯里彻提出如下问题:手册编制委员会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制定某些行为和表现是精神疾病的呢?背后有没有遗传学和生物学上的科学支持?主编回答说没有。他们只是通过委员会的投票来决定将某种行为列为疾病,例如同性恋,就曾一度被列为精神疾病。

 

詹姆斯·戴维斯提出了一个类比,假设有一群受人尊敬的神学家开会投票,他们一致同意上帝的存在,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相信上帝的存在呢?陈幼堂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手册的科学性的确存在一定问题。

 

陈幼堂又进一步说到,其实这一手册的第一版只有130页,106种障碍;但到了第3版已有494页,有265种障碍;第4版有886页,有297种障碍;而2013年推出的第5版已达到了970页。

 


对于诊断手册的疾病种类越来越多,篇幅也越来越长的现象,很多学者提出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在通过不断制造更多的诊断类别,把很多本来应该是正常的情况列为疾病。而这样做的好处是,患精神疾病的人的门槛低了,需要治疗吃药的人就多了,那制药公司会赚钱,精神病学家也会赚钱。


制药行业也常存在欺诈行为,有些制药公司说他们生成的药很有效,但其实很多研究表明,它们的疗效比安慰剂好不了多少。


陈幼堂对此打了个比方,我们在对精神病进行诊断的时候,精神病大夫他就是一个狙击手,诊断手册就是瞄准仪,药品公司提供的药就是子弹。如果手册的科学性存在问题,就像瞄准仪不容易瞄准一样,难以打中敌人。假设歪打正着瞄准了敌人,但是药品公司的药的效用造假,子弹不行,同样也不能打败疾病。

 

在这一部分分享后也有读者提出,质疑精神病诊断的科学性,是否对双相患者治疗的依从性不利的疑问,不过陈幼堂认为,在全面了解这些之后,其实反而有助于患者和其家人在治疗过程中更加谨慎,不会盲从。




05



疯癫是我们本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陈幼堂提及,杨玛丽(Mary de Young)的《疯癫:心理疾病及其治疗的美国史》Madness: An American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and Its Treatment一书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

 

“我重申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论点,那就是,在我们家门口抛头露面的疯癫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所过的生活,只不过是人类可能拥有的许多生活中的一种而已。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疯癫是我们本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蕴含了关于我们自己的深奥难懂的知识。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人赶跑,而是应该欢迎他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迫使我们与我们自己展开论辩。”

 

陈幼堂认为,这也是他想表达的对双相障碍患者的态度。


他说,双相障碍患者的确有时候会做出不合常理的行为,尤其是当他们处于躁狂发作的时候,我们或许想把他们纳入“疯子”这个范畴来进行处理。但是,他们是我们人类这个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家人,正是他们替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承受了心情跌宕起伏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丰富了我们关于人类可能的生存境遇的想象力。


他表示,双相障碍固然有遗传学和生物学的基础, 但在相当程度上,双相障碍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重要因素的影响。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针对双相障碍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公众对双相情感障碍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双相障碍这个标签所带来的病耻感正在不断减弱。


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的希望和抱负,在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下,患者仍可以与这种疾病达成妥协,通过学习应对它的技巧,去享受最丰沛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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