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合村并居”争议背后,事关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未来

财经国家周刊 财经国家周刊 2020-06-24


“合村并居”应以为民之心,把好事办好


来源丨瞭望东方周刊(lwdflwdf)

作者丨东老师




近日,山东“合村并居”工作引发广泛关注。


据媒体报道,山东多地正在进行“合村并居”试点,拆除农民住房、合并原有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一些地方“强力推进”这项工作,对村民“威逼利诱”,大规模拆除房屋,拒绝签字的村民遭遇田地被挖、断路断电、门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等滋扰。媒体质疑强行拆迁涉嫌违法,并怀疑山东个别地方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多位教授也公开质疑山东“合村并居”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搞政绩工程,“逼农民上楼”


对此,6月17日,山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合村并居”工作,“坚持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一刀切’;没有下指标派任务,没有大规模的大拆大建”,否认运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山东省同时承认,“在具体实施中,也存在个别项目论证不充分、政策宣讲不到位、工作作风不细致、方式方法简单等问题”。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通过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原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个别地方的工作受到多方质疑,的确值得反思和改进。


首先,“合村并居”要尊重农民意愿,不可强推硬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贯穿在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合村并居”亦是如此。“合村并居”不仅关乎乡村建设,更涉及农民切身利益。拆迁补偿够不够买新房,搬入新居便不便干农活,离开故土能不能放得下,农民自己最有发言权。开展“合村并居”工作,要坚持村民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自愿、因地制宜,在拆迁补偿、安置区选址、安置住宅户型等关键环节,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相信群众,尊重民意,落实民意。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农民群众说了算,不可强迫命令,更不能违法违规、伤农害农。


其次,“合村并居”要围绕农民利益,不可另有所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原则。“合村并居”工作,小到改善农民生活,大到助推乡村振兴,核心都是围绕农民利益,而非政府政绩,更不可是政府利益。通过“合村并居”,提高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将复垦新增的耕地用于发展现代农业,将预留用地发展生态旅游业等,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带动农业农村发展,是这项工作的根本。切不可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把“合村并居”变成政绩工程、赚钱项目。


第三,“合村并居”要科学稳妥推进,不可快进冒上。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一蹴而就。要充分认识乡村振兴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了解地区差异,理解民生关切,考虑现实困难,做最科学的论证,定最合理的方案,用最稳妥的方式,达最利民的效果。切不可一哄而上,一味求快,只考虑拆迁速度,不考虑财力支撑,导致安置不到位,农民住窝棚,坏了形象,伤了民心。


事实上,党中央早就有过以下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一些村落会集聚更多人口,一些自然村落会逐步消亡,这符合村庄演进发展规律。关键是要做到规划先行,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经过科学论证,不要头脑发热,不顾农民意愿,强行撤并村庄,赶农民上楼。


希望山东有关部门,在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科学论证,稳妥推进,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目标,切实增强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为民之心,把好事办好!


|延伸阅读


“合村并居”能带来乡村振兴吗?




来源丨半月谈新媒体

作者丨吕德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段时间,山东一些地方推行合村并居,要以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为抓手推进乡村振兴。对此,当地干部群众反映较大。合村并居事件也引起了媒体与部分三农专家的关注,社会议论较多,不少意见甚至相左。笔者认为,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需要各方讨论,这不仅有助于政策的完善,更有助于工作的推行。


在地方政府看来,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个一举双得的好事。并居后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可以让农民就地实现城镇化。这既能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也有利于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配套。同时,一旦农民离开了村庄,就有利于规模化农业发展,可以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只不过,这一视角有点局限性:见“物”多,见“人”少;“农业”视角多,“农民”视角少。就当前的农业生产而言,从业群体主要是留守农村的中老年人,年富力强的劳动力早就转移到城市的二三产业去了。换言之,合村并居和规模化农业,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这些仍要依靠土地生存的处于弱势的留守农民。他们需要的是劳作的便利和经济简约的生活环境。说句实在话,在生活成本必然提高,而农业生产权利又无保障的情况下,新型社区的环境很难满足农民的真实需求。


不客气地说,通过合村并居推进城镇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特别是,一些地方通过行政化的手段,强制性地推进留守农民城镇化,违背了农民的意愿,也未必就能提升当地村民的生活品质。


笔者曾多次在山东农村调研。地方政府推动合村并居一个重要理由是,山东的城镇化率还不够高,山东的村庄也太多太散。言下之意是,这些都是山东“落后”于全国的原因。实际上,山东有其独特的省情。在笔者看来,这些不仅不是山东“落后”的起因,反而是山东的优势。何以见得?全国中西部地区,都有不少跨省务工的农民工。但山东作为农业大省,跨省农民工是比较少的。关键就在于,山东的工业同样发达。在山东的很多市县,因为县域经济比较发达,大多数农民工都可以在市域和县域范围内务工。


与此同时,山东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很高,不少地方的农产品颇具市场竞争力。哪怕是留守农民,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收入也不算低。山东的农民工不必背井离乡,就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过上完整的家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为何相较于其他东部发达省份,山东的城镇化水平并不算高。


村庄虽小,却未消失,是因为村庄是维系农业生产的基础。而今,一些地方政府只看表面不看实质,误把优势当劣势,非要赶农民上楼,确实很难让人理解。


客观而言,山东的农村算不上高大上,但它适合当地的实际,符合群众的需要。概言之,村庄是一个非常简约高效的体制。对于农民的农业生产而言,只要有村庄存在,有熟人社会在,农民就可以通过合作互惠解决农业生产中的诸多问题。对于基层治理而言,村庄也是一个经济高效的治理体系。在村庄范围内,众多的公共事务都可以依靠村民自治来解决,地方政府在无形中减少了不少开支。如果强制搞新型社区,不仅意味着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优势不再,基层治理的成本也将急剧提升。


山东是较早开展农村社区化建设试点的地方,笔者也专门调研过。农村社区化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实现公共服务下沉,让农民更方便获得政府服务。过去几年中,山东大多数地方在试点过程中,将农村社区化建设和过去管区制度结合起来。即,一个管理区一般选择一个中心村作为社区化建设的承接地,乡镇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下沉到中心村,然后辐射周围几个村庄。这样,农村社区化建设既实现了公共服务下沉,又未改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这是一个稳妥、符合实际且效果较好的改革。


事实上,哪怕是要合村,全国大多数地方的做法也仅仅是做管理体制上的改革,并未触及农民居住空间的改造。在笔者看来,乡村治理单元具有历史延续性,也有极强的社会性,大多数地方实行的强制合村,治理效果并不佳。相对而言,这种仅涉及管理体制的改革,哪怕是出了问题,也可以通过制度调整加以解决。但如山东改变农民居住空间的合村,显得有点激进。它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都是难以预料的。并且,一旦出问题,就是死结,很难再通过制度调整来解决。


城镇化是一个渐进过程。本质上,它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也是和人们生活方式相匹配的。在一些城郊地区,或工业化水平比较高的地方,农民早已被吸纳到二三产业中,也早就习惯了城市生活。在这些地方进行村改居,水到渠成,没有任何问题。对此,农民还早有期盼,内心欢迎——因为,农民上楼之后,不但对生活没有什么冲击,而且还会获得不少利益。


但山东农村如此大规模推行合村并居,要在短时间内在工业化水平不高,农民生活方式并未改变,且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让留守的农民上楼,实在是超出大家的想象。并且,上楼之后,再无退路。在没有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单靠地方政府的一腔情愿推动,将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乡村振兴的初衷恐怕是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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