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耀 :韩琦的并州吏事与创作

太原道 太原道 2020-07-01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市)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历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曾在朝廷为相数十载,文韬武略,为时人所重。欧阳修就非常敬重韩琦,“欧公少许人,平日惟服韩公。尝因事叹曰:‘三百欧修,不足望韩公’”(《家传集》)足见韩琦在当时的影响与威望。


据清人杨希闵所撰《韩忠献公年谱》,韩琦到河东路任职是在“庆历新政”之后。庆历四年(1044),韩琦与范仲淹共同发起“庆历新政”,欲革天下之弊。此前的庆历二年(1042),二人曾同任陕西四路沿边总管经略招讨安抚等使,“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韩忠献公年谱》)。“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范仲淹、富弼等人纷纷外任,韩琦也请求外补,先后知扬州、郓州、定州等,于皇祐五年(1053)拜武康军节度使、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并州,开启了他在并州(今山西太原)的任职生涯。在《并州谢上表》中,他向宋仁宗汇报了当地的情况,称并州“盖本唐尧之旧化,俗俭而家给,土豪而兵劲,虽有水旱之沴,而无冻馁之虞”:而当前存在的问题,是由于近年与西夏交兵,屯戍、征饷等给百姓带来巨大压力,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奸钱乱法而币轻,故今物力未甚完,罪辟日以众:亭候无警而兵费犹冗,羌胡久附而边吏或懈”等。为此,他表态自己会废寝忘食,“审富庶之良画,较备御之长算”。如他自己所期许的,在并州任上,他也着实干了几件颇有影响的大事。主要有以下几件:

一是澄清吏治。代表性事件,就是惩治了走马承受宦官廖浩然。走马承受,全称为“都总管司走马承受公事”,是北宋时设于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的监察官员,负责监察本路将帅、人事、物情、边防及州郡不法事,“事无巨细,皆得按刺”(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但任职人员往往会因身享特权,借机欺上瞒下,甚至挟公职以泄私愤。这位廖浩然在并州就先后罗织罪名,“诬逐”了好几位官员。《韩忠献公年谱》记载:“宦官廖浩然为走马承受,怙势贪恣,既诬逐前帅李昭亮,又诬逐一同职官冯靖,朝廷略不辨证,皆从其请。”韩琦将廖浩然的恶行多次上奏朝廷,希望仁宗将此人召回以便保全,否则,“臣将行法矣”。宋仁宗对此显然比较为难:召回,说明他派往并州的宦官有问题,属于决策错误;交给韩琦处置,又怕韩琦下手太重,折损了他所派的亲信。于是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命鞭诸本省”,在并州鞭打一顿,让他长点记性,继续留任。尽管仁宗并没有完全听取韩琦的意见,但至少惩治了恶官,此后诬逐守臣之事,也当不会再发生了吧。

二是处理边境问题。并州属县宁武与辽接境,经常会因土地归属问题发生争端。韩琦到任后,发现宁武天池庙附近的土地多被辽人侵占。他详细了解原委:原来他的上任知州庞籍在任时,辽人就曾来讨要天池庙地,说那是他们的土地,希望宋朝归还。庞籍不敢擅自处理,与当时的权知忻州郭逵商量对策。郭逵查阅了有关文书档案,发现有一通太平兴国年间辽人写给天池县请修天池庙的信,说“遥祀天池庙有应,以属南朝地,未敢擅修”,希望征得宋朝同意后对天池庙进行修缮。庞籍向辽使者出示了这封信件,证明辽人承认天池庙地属于宋朝领土,辽人大为折服,无法再争。但大约是庞籍离任后疏于监控,天池庙附近土地再次被辽人侵占。韩琦于是“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庙檄”,辽人“无以对,遂归我斥地”(《宋史·韩琦传》)。天池庙地的问题解决了,崞县(今山西原平县)界的阳武砦,以及火山(今山西阳曲县)北地等处依然有辽人侵占耕地。韩琦采取的方式是“立石限之”。雍正《山西通志·山川》:“阳武峪,在东南崞县界。辽人侵耕阳武砦地,知并州韩琦凿堑立石以限之。”《关隘》:“辽耕阳武砦及宁化、火山北地,知并州韩琦凿堑立石界之。”以立石的方式明确地界,使此处再无侵地争端。

在处理边境问题上,韩琦认为最有效且有利的方式,就是招募弓箭手在边境耕田。当然,这一提法不始于韩琦,这是此前范仲淹、欧阳修巡宣河东路时就曾提议过的。宋初,潘美为了使边境居民免受辽人的侵扰抄掠,将大量边民迁到了内地,使边地出现了大片空闲土地。庆历四年,欧阳修出任河东制置使,考察后提出,“代州、岢岚、宁化、火山四州军,沿边地既不耕,荒无定主,虏人得以侵占”(《河东奉使奏草卷下·请耕禁地札子》),希望能招募弓箭手在边地耕田;同一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宋仁宗“诏宣抚使范仲淹议,以为便。遂以岢岚军北草城川禁地募人拒敌界十里外占耕,得二千余户,岁输租数万斛,自备弓马,涅手背为弓箭手。可惜未施行多久,“既以并州明镐沮议而止”(《宋史·乡兵》)。当时明镐是并州知州,所以他的意见占了主导。韩琦到任后,再提欧阳修、范仲淹前议,并得到了具体落实。《宋史》韩琦本传:“琦以为此皆良田,今弃不耕,适足以资敌,将皆为所有矣。遂请距北界十里为禁地,其南则募弓箭手居之,垦田至九千六百顷。”此时距欧阳修首次提出,已过十年之久。

三是因俗治民。韩琦治民主张“无心”“自然”。据宋人强至所辑的《韩忠献公遗事》,韩琦曾言:“处事不可有心,有心则不自然,不自然则扰。”韩琦主张的“无心”“自然”,目的是“不扰”,让百姓的生活、习惯等有所改善而不自知。韩琦自言:

太原士风喜习射,故民间有弓箭社。琦在太原时,不禁亦不驱,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备于其间。后宋相(指宋庠)继政,颇着心处之,下令籍为部,仍须用角弓。太原人素贫,只用木弓矢,自此有卖牛置弓者,人始骚然矣。此盖出于有胜心也。

此事又见于元人张光祖所辑《言行龟鉴》卷六《政事门》。通过韩琦这段“口述历史”,可知对于民间无害且有益的风习,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他对太原的弓箭社不禁不驱,认为还可以寓武备于其间,一旦有敌情,民间弓箭社可以转化为乡兵以作防御。而到庠(后官至宰相)任并州知州时,将弓箭社收入军队编制,并令弓箭手将木弓改为角弓,老百姓只得卖牛置弓了。这就影响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使贫者更贫,人情“骚然”是必然的。

但韩琦治民也并非完全“无心”,对于不良习俗,则予以积极倡导修正。《山西通志·风俗》记载,韩琦在并州时,将并州人火葬的习俗改为土葬:“宋韩琦知并州,河东俗用火葬,琦为买田封树,刻石著令,使得葬于其中,人遂以焚尸为耻。”此记载又见于明人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二《广教化以变俗》,成为地方官教化改变不良习俗的典范。土葬习俗在山西民间至今沿用。

四是请复并州府治。并州本是中国北方重镇,地位在唐代为最高。唐初李勣守并州,唐太宗称他为“长城”,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旧唐书·李勣传》)武则天即位后,改并州为北都,置于与东都洛阳、西都长安同等重要的位置。唐代的河东节度使、太原尹,也多兼有“北都留守”一职,如李光弼、马燧、令狐楚等人,都曾任此职,可谓位高任重。此后并州的地位屡有升降,最低谷时便是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四攻太原,最终在太平兴国四年(979)攻灭了北汉政权,并诏毁太原旧城,令百姓迁出。先放火焚烧,火三月而熄:再下令以汾河、晋祠之水灌灭晋阳(《续资治通鉴长编》)。于是,经过董安于、刘琨、高欢、李勣等人历代修建的有着千年历史的晋阳古城,成为一片废墟。金代诗人元好问曾有诗描述当时情形说:“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过晋阳故城书事》)毁城后,宋太宗又下令降低太原级别,改晋阳为平晋县,撤太原府,“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于榆次”(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潘美留守太原,在三交村和唐明村周围重建太原城,并奏请将并州治所由榆次移回太原。“平太原后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于三交,而榆次复为县。”(同上)韩琦知并州,即在州治移回太原之后。

韩琦之前,知并州者也不乏其人,但韩琦却是提出将并州由州治升为府治的第一人。《韩忠献公年谱》记载韩琦请复并州府治的经过云:

公议并州素号大府,国初因其叛,遂降州名。宜因赦恩,俾复号,改为节镇。翰林学士胡宿上言:“昔高辛氏二子不相能也,尧迁阏伯于商丘主火,而商为宋星;迁实沈于台骀主水,而参为晋星。国家受命,始于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师当宋之分野,而并为晋地,今欲崇晋,非国之利也。宜如故便。”公议遂格。

此事发生在至和二年(1055)。韩琦认为,并州当时是因为北汉政权盘踞所以降级,如今事过多年,治所安定,应该提升并州级别,改为节镇。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胡宿的反对。胡宿所说的高辛氏二子之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说高辛氏二子,阏伯与实沈经常互相征讨,于是高辛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胡宿说的似乎有根有据,但他反对并州升府是否别有原因,也不好推测。关键在于:这一说法,仁宗竟然听进去了,于是,韩琦的请求就此被搁置了。但此事在韩琦心里也并没有放下,四年后的嘉祐四年(1059),韩琦回朝为相,逢真宗,下令大赦,于是他旧事重提。《韩忠献公年谱》:“真宗时,公为相,卒因享赦恩,复并州为太原府。

五是修建庙学、兴办教育。到河东后的第二年,韩琦修建并州庙学,并写有《并州兴修庙学记》。记文中,韩琦写到了并州在宋初因攻灭北汉而遭受的破坏以及庙学的简陋: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皇帝平伪刘、一天下,坏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复迁于唐明。当时经始者,乘用武之后,虑弗及远,不知并据都会,异日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门户衢陌之制,一从苟简,不中成规,视夫子之庙,尤为不急,置城之东南,体陋而削,仅有祠所。

韩琦还梳理了以往官吏对并州庙学的历次修建:景祐年间知州李若谷首建庙学,庆历初年知州明镐建礼堂于殿北,规模渐具。但相对于并州这样的重镇,这样的庙学规模并不能真正满足教学的需要。韩琦到任后的第一年未及改造,但先设了专门的学职。第二年,因政教有方,并州大治,“民安事简”,再加上风调雨顺,农田取得大丰收,于是决定重修庙学。他派人去仙源(今山东曲阜)确定孔子图像、冠服的样貌,以便画像更符合孔子真容:然后在原来庙学的北边买民田若干,使庙学可以扩大规模。此次修建,不但扩大了庙学规模,而且在孔子像之外增加了颜回等孔子弟子和孟子等诸儒画像。他还为男生设置了习射比箭之处,可谓细节周到,一应俱全。韩琦修庙学碑清代尚存,雍正《山西通志·古迹》之阳曲县:“宋《并州新修庙学》碑,至和元年知并州魏国公韩琦建庙、撰记。”据史料可知,李若谷、明镐、韩琦等人所修庙学,在太原城西县前街(即今府西街西段)一带。靖康末年(1127)毁于大火,金、元、明间又有多次重建。清光绪七年(1881),这座文庙因汾河决堤而毁于大水,山西巡抚张之洞选址于同治年间焚毁的崇善寺废墟之地,重建了新的文庙,即今太原文庙。

同一年,韩琦又写有一篇《五贤赞》,是他并州论学的重要文章。他所赞的五贤,是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其中有三位是晋地人。文中,他对五贤释经传道之功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对河汾大儒王通评价极高,称“大道之郁,几乎息灭。伊我仲淹,独参圣哲。遭世末夷,教其可阙。乃举大法,备于《中说》。续彼六经,绍孔之烈”,肯定了王通承继儒学、续作六经的文化贡献。杨希闵认为,韩琦对五贤的评价,高出其后诸人,“后来刻论荀、扬、王者极多,其胸襟学问,视忠献公如何?”(《韩忠献公年谱》)杨希闵所说的“后来刻论荀、扬、王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朱熹批评王通“僭越圣人”,不如“互乡童子”云云,这一评价影响了中国文化史几百年。

韩琦在任时,也曾为并州祈雨祈雪。《韩魏公集》卷九有《太原诸庙祈雨文》《蒙山祈雪文》,都是韩琦到并州任后第一年率领官民祈雨、祈雪时所写。在相信祷于诸庙或名山可以改变天象的宋代,韩琦尽职尽责,希望通过真诚的祝祷换来风调雨顺,使百姓不饥不寒、安居乐业,其心可敬。

吏事之外,并州的山水人文也激发了韩琦的创作热情,他在任职期间,还创作了不少诗文,既是他人生经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记录,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初入并州,韩琦即用一首诗表达了他对并州的印象。《过故关》诗云:“晓入并州路,群芳夹故关。前驺驱弩过,边境荷戈还。古戍余荒堞,新耕入乱山。时平民自适,白首乐农闲。”这是一种平静的农闲场景,战火硝烟远去,百姓耕种,安居自适。诗歌表达了诗人的欣慰。

晋祠,古并州旧址,虽然已被火焚水淹,但那里因为是晋水的源头,有着旖旎的风景和淳朴善良的百姓,所以也常常会使文人墨客生发出兴亡之感,以及与眼下山水美景交织的复杂情怀。比他早到的范仲淹就曾写有《题晋祠》一首,前十句云:“神哉叔虞庙,地胜出嘉泉。一源甚澄澈,数步忽潺湲。此意谁可穷,观者增恭防。锦鳞无敢钓,长生同水仙。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范仲淹的诗是对当时晋祠风土人情的诗意化记载。不仅表达了对晋祠人文、山水的赞叹,以及对风调雨顺、民生安乐的祝愿,而且记载了晋祠当时水稻种植的盛况,成为重要的个性化史料。韩琦的并州诗歌中,晋祠诗也有多首,如有《晋祠》《晋祠鱼池》《难老泉》《游开化寺》等。他的《晋祠》诗云:

唐叔祠推晋域雄,乘春来谒想遗风。前庭树古圭曾剪,近垄禾新颖未同。山峻尚存维翰德,泉深长泻及人功。愚民不识邦君重,岁岁西神酒食丰。

诗歌写景也咏史,景是百姓安居乐业、五谷丰登之景,史是陶唐氏遗风对此地百姓生活的影响。末二句尤有深味。古有《击壤歌》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都在说明百姓生活幸福的最佳境界,就是不知有帝王,以自然界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作为生活的法则。

另外几首,既有对晋祠风物的描摹,也有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其中也不乏佳句。如《难老泉》“晋源发滥觞,勃勃涨春绿。泓然一鉴开,俯视神意肃”句,就状写了晋祠之水的宏阔清澈,令人心怡又肃然。《晋祠鱼池》则描绘了一幅人、鱼相乐的和谐画面。“群嬉不畏人,似得天真乐”,蕴含着作者崇尚自由、乐见百姓安然的情怀与情趣;“饲者常见怜,投食任争绰。且疑神佑之,纵馋安敢摸”,游人只会怜而喂食,嘴馋想吃也不敢去摸,读来令人莞尔。《游开化寺》七言诗、五言诗各一首,写游览晋祠西北蒙山开化寺,观看北齐高欢时期修建的蒙山大佛时的感受,五言诗中全山才佛身,万木亘高阁”句,描绘了与佛身相融一体的蒙山,巧夺天工,令人称奇。“飞泉乘空来,直在庭砌落。松柏森成行,斗状蛟龙恶。如整万人阵,编伍不敢错。春芳难悉名,红紫竞灼灼。点缀崖壁间,图画曾未若”等句,则以景物托人事,比喻新奇生动,境界雄浑开阔。“我”在诗中,与天地烟霞共在,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

并州作为中原的北大门,在唐代时也是边塞诗诞生的重要地域。韩琦在并州,也常会怀想历史风烟,产生壮怀激烈之感。如《并塞晚秋》诗云:

莫赋悲哉学楚骚,塞庭秋色一时高。霜岩猎卫鹰权峻,风入弓胶士气豪。对月清吟森玳瑁,吹花芳酌醉葡萄。汾波照骨银河淡,晓夕寒光助帐刀。

诗歌写得境界开阔,雄迈高昂。然于历史的云烟中,沈佺期“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古意》)、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古来征战几人回”(《凉州词》)的意境,在诗中若隐若现。汾河水与天上的银河相互辉映,照过了“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将士骨,粼粼寒光,更增刀光之冷冽。

而韩琦的并州咏史诗中,感怀最为深切的,当属《过太原旧城》:

车书从此九区同,雉堞坠云百载空。欲把金汤角天命,却惊禾黍满秋风。虽余墟落人烟悄,不改山河气象雄。何必毁城心可毁,祖宗恩德浸无穷。

此诗所咏,即《并州新修庙学记》中提及的宋太宗因“一天下”而“坏太原故城”之事。韩琦在其他文章中,对此事也颇多微讽,而这首诗中的表达则是较为集中的。一座千年古城,历代修建,文化重重积淀,百姓代代繁衍,却以火烧、水灌、迁民之法,使千年积淀化为乌有,怎不令人感慨唏嘘。然而古城虽毁,废墟中雄气尤在,当年争战的激烈似犹可照见。最后一句则是直接批判的:皇恩浩荡,为什么不能有保留一座古城的胸襟呢?毁城也伤了民心,令过往者世代咏叹沉思。韩琦此问真可谓“千古一问”,以本朝人写本朝史,此问殊为难得。相传宋太宗还将并州十字街全部改为丁字街,以破其龙脉,金代元好问对此大为讥讽,说“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过晋阳故城书事》),伤了民心,又岂是钉龙脉所能挽救的。当然,这只是诗人化的愤怒表述,却与韩琦二百年前的一问,在精神意旨上有一脉相承之感。

至和二年(1055)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离开了并州。但他在并州的一系列政事和文学创作,却永载史册。韩琦也被山西祀为名宦。


(原文刊发于《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3期)


张勇耀,《名作欣赏》杂志副总编辑,副编审。中国辽金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元好问学会理事。出版有《孔天胤传》《孔天胤评传》(合著),主持点校《孔天胤全集》等。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点击以下文字链接,阅读推荐内容:
张勇耀:王恽与元初平阳路经济文化重建
张勇耀:苏过监太原酒税时期的交游与创作
并州寒——于谦、司马光在太原经历的严酷寒冬
庆历五年几位文艺老炮儿在绛守居园池的那场高冷大趴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太原道 热门文章:

    回望河曲旧县    阅读/点赞 : 5383/48

    明太原县城初探    阅读/点赞 : 5163/37

    墓前哀思:怀念我的姐姐刘胡兰    阅读/点赞 : 2401/49

    留给自己心底最深的爱    阅读/点赞 : 1440/61

    姥爷的葬礼    阅读/点赞 : 97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