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孤单,也不投靠

2013-04-26

宁可孤单,也不投靠

李昌平现在讲的故事,调门颇高:“30年前看小岗,30年后看郝堂”。小岗村的故事在中国人尽皆知,郝堂却只是正在被打造的一个新样本,位于河南信阳。李昌平要在那里摸索的,是让四分五裂的农村共同体重新聚合的路。他说,分,一晚上就分完了,而合,却要协调各方利益,建立公平有效的机制。

不难想象,这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困难得多。

从加盟《中国改革》杂志社开始,他事实上加入了推动新乡村建设的学者团队,但他也看到每一种实践方法各自的问题。只做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易盈利,肯定难以长远;以老年协会或文艺演出为主,整天吹拉弹唱,人心是能调动起来,可又容易远离村庄的经济运行和社会治理;强调传统文化?又不具有可复制性。

2004年以来被尝试过的这些乡村共同体重建方式,得失利弊都已有体现。李昌平觉得,必须系统谋求解决方案。他要扣住金融这个核心。基本设想是:不靠外部投资,不搞商业放贷,村舍成员自己凑起来的钱,帮贫救急,扶助生产,再以利息回馈自身。

他觉得里里外外的一切,他都想透了。接着就要找个理想的试点,把它变成现实。

他开始做社会试验的个体户,带着一肚子理论独来独往,寻找土壤去栽种他的“内置金融”。有时候他被拒绝;有时候别的信贷机构已经先他一步;有时候他觉得村子的基础条件不够好;还有些时候,是别人用狐疑的眼光打量着他。

他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和某个官员或其它教授写在一起。如此孤傲的结果,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河南到湖北,再到陕西,他帮助十几个村完成了金融互助合作的筹备过程,组织村民开会、订立章程。可是在此之后,再也找不到好的伴随方式。于是完成一个,离开一个。

他依然是个游荡的人,40多岁,作为一个社会试验的“个体户”。

宁可孤单,也不投靠。

他说这样自由。除了去港台总得回户籍所在地办手续之外,“我对生活没什么不满”。

说白了,还是“范仲淹病”。

他的症状还包括:认为组建团队推行自己的想法是强人所难,是件烦人的事。

2009年,他跟河北企业家孙大午一拍即合,兴冲冲地准备共建一个小镇,改造一个金融联社。他在当地住了几天,召集了十几个村庄代表开会商议章程。但“李昌平”加上“孙大午”这两个名字,足以触动一个地级市的敏感神经。

试验被当地政府叫停了,他又一次离开。

他一度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低落。这个皇帝新装故事里的孩子,终于开始觉得:别人不说,并非是因为看不到。世界上也许没有一片完满的土壤等待着他。离开,和写文章一样,也许并不是办法。

直到孙君和郝堂村的出现。

画家出身的孙君,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生态艺术家,倡导“先生活后生产”。他的拿手戏是美学和文化,而李昌平的看家本领是经济和制度建设。他们决定成立乡建院,起步资金由7个发起股东凑出来,共计50万。

十年独行后,李昌平终于选择结盟。不是郝堂村和孙君作为命运的礼物从天而降,而是在半空漂了十年的鸟,获得点化,着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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