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记者职业角色的变化

10月刊 新闻战线 2014-10-14

新媒体语境下,记者的职业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因素迫使记者不得不重新定位职业角色?未来记者的职业角色可能呈现哪些趋势?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采用四个维度——职业功能、职业分工、职业地位和职业归属,来分别考察记者与自身、记者与生产、记者与受众、记者与组织的互动关系,以此来探讨互联网时代记者的职业角色。

新媒体语境下记者职业角色的变化

王 斌 刘诗瑶


以往关于记者职业角色的研究,多是从功能主义出发,关注记者应该发挥的职业功能,在“中立者”和“参与者”两极寻找职业定位,却鲜有考察记者在与新闻生产、受众和组织的互动中日益显露的角色特征。新媒体语境下,记者职业角色的定位仍然延续了历史的脉络,但却再难只用类似“中立者”、“倡导者”或“参与者”的定位来简单划分。探讨新媒体语境下记者职业角色的转变,与其说是从传播技术层面考察,倒不如说是从微观层面探究网络权力的介入如何影响了政党、市场和专业主义三股力量之间的制衡关系。


职业功能之惑——我用新闻做什么?


第一,从技术层面思考,技术使记者更便利地介入新闻事件或引导舆论,向“倡导者”一端靠拢。互联网为新闻提供了无限的技术可能,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与消息源有关的新闻常规和实践的变化,帕弗里克就强调了记者如何使用网络工具来搜索信息或者与人联系。从中国记者实践来看,更多的记者开始通过微博来找寻自己的消息来源,尽可能全面地搜寻事件的背景资料,从而在“技术”上有可能逼近记者想要的“真相”。

第二,从专业意识层面来看,网络一方面更苛求记者的“中立者”身份,一方面却为“中立者”身份制造障碍。互联网环境带来的透明性和公开性,是对记者“客观真实中立”角色的巨大考验。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渠道而言,网络空间里新闻报道被接受的范围要大很多,而更多的同仁、专家和当事人都会看到这些报道。记者不专业的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难以遁形。汹涌的网络民意容易干扰他们的专业实践。对于当下的调查记者来说,“倡导”容易,“中立”更难。


职业分工之惑——我在新闻生产中做什么?


当新闻生产由传统的专业组织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时,公民开始从源头上参与生产,记者在新闻生产链条上的分工和职业定位也会随之动摇。

第一,从消息来源上看,记者被迫放弃“把关人”身份,向“引导者”靠拢。通过分析近几年来的热点舆情事件的传播规律,不难发现,其传播的基本路径都是:综合或专业论坛爆料——微博扩大传播面——传统大众媒体“主流化”、“仪式化”——门户网站进行转载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会层面。记者越来越难控制消息源,新型的传播模式打破了“传者生产”一统媒介的局面,更多的“受众生产”的信息开始进入社会生活中。当记者“把关者”的身份被剥夺,记者只能向“引导者”转化。这种引导者带有“意见领袖”的意味。

第二,记者的采编能力被不断边缘化,同时要承担新的工作任务。记者被新闻机构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新闻媒体为追求更快速的新闻讯息而不再有固定截稿时间,不仅24小时新闻频道的记者面临无时无刻的截稿压力,传统平面媒体也在与新媒体接轨,经营多媒体新闻平台要求记者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采访、上传最新讯息。除此之外,记者要开始思考产品、社区、数据和经营,他们不再仅仅是体制内的记者角色,而且还可能是一个管理者和经营者。

记者职业角色在新闻生产中遭遇的尴尬,使人联想起一个较为特殊的记者类型——网络新闻工作者。依据中国现实考察,现有新闻机构中出现的网络新闻工作者队伍,多从市场招募新手或是由传统记者或编辑“转行”、“兼职”构成。网络新闻工作者更关心的是新闻如何呈现,而不是新闻如何报道。他们也不像传统新闻人那样认可新闻媒体的服务公众、分析复杂问题和监督调查的职能。事实上,在网络新闻业中实践着的是一种混合工作模式,它可能集编辑、改写、网上搜索、更新、编程和技术于一体。

传统记者通过技术优势走向“反败为胜”的逆袭之路,利用网络新闻重塑专业角色,是个值得观望和期待的未知之数。


职业地位之惑——我在受众面前是谁?


首先,新媒体语境下,记者与受众的地位“趋同”。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便利模糊了传受界限,造成新闻记者角色的深层焦虑感。

其次,记者地位存在低于受众的风险,甚至出现记者“讨好”受众的情景。媒体大亨默多克曾指出,现今年轻人接触新闻的方式已有了革命性改变,但仍有太多编辑记者与其读者脱节,年轻的受众不再想依赖如上帝般地高高在上的媒体告诉他们什么才重要,更不想要新闻内容如真理教条一般。这就说明,记者不再在讯息和知识上享有权威,甚至必须尽可能想办法吸引受众的目光,才能延续自己的职业生命。

学者间有关记者和受众地位的争论,其背后根源来自于对“公民新闻”这一新媒体产物的认可程度。认为记者早该走下“精英”神坛者,看重的是技术赋权于受众,受众因而获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坚持认为记者地位不容撼动者,看重的是记者专业理念的不可替代性。后者犀利地质疑民众变成“公民”的可能性,从而直接动摇了公民新闻品质的可靠性,他们还坚持,即使民众将来能具备较高素养,公民们是否有时间、动机和能力完成一系列新闻生产任务?有学者通过深度访谈发现,现实中很多新闻从业者将记者比作“专业医师”,认为“感冒人人都会吃药,但社会总需要医生”;同时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人人是记者”这一事实并未在中国真正存在。在微博、论坛等空间中,真正提供原创新闻的,不过是注册ID5%,而这活跃的5%的公民记者,相当大比例是真正的专业媒体的记者,只不过他们宣称自己的活动是非职业行为而已。


职业归属之惑——我在组织面前是谁?


首先,记者专业自主权有可能依据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而有所增长。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专业技巧的可自由支配性质和从业者可在不同工作环境流动的特点,也能降低他们对于特定雇佣机构的依赖,从而具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性。从专业自主权的角度看,微博等新媒体给了从业者更大的空间,使其更能实现职业召唤,从而更专业。

其次,从职业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新媒体环境可能会加速记者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有学者发现,有的调查记者将本媒体未发的报道在微博上报出来,其他同行就会积极转发;而调查记者就某一话题在网上进行讨论时,借助共同体的作用,促使调查记者进行冷静和理智的判断,形成同行监督。

结语

综上所述:其一,互联网的环境,既因技术发达为记者成为“倡导者”而拓宽了空间,又因透明性对其恪守“客观真实”提出了挑战,还用网络民意消解着其“中立者”的根基;其二,记者分工从“把关人”走向“引导者”,同时被赋予了更多任务和挑战,但专业优势暂时不容撼动;其三,记者和受众的地位趋向平等,但前提是中国的公民新闻能够有真正的发挥空间;其四,记者在社会化媒体繁荣的背景中,专业自主权呈现增强趋势,网络环境也为凝聚新闻行业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契机。

对于新闻业未来发展图景的预期,不妨回到美国新闻社会学家舒德森的分析,他在1995年就曾写道:“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政府、商界、议员、教会、社会运动者都可以直接通过自家电脑向公众发送信息,新闻业顷刻间被废弃。但经过了最初的欢快、混乱和权力转移,值得信赖的人将不得不将新闻分类,并以可理解的方式表述出来。新闻业将重新发明,专业的传媒集团将再度出现……”无论新媒体语境下的工作机制具体怎么变化,当记者对自身职业角色产生混乱、焦虑和迷惘时,都应当回到新闻工作的社会价值来审视当下的困惑。

(作者王斌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刘诗瑶系该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武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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