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小赵:90后的爱国主义 | 谷雨推荐

陈璇 谷雨故事 2016-02-01


▲ 纪录片《少年小赵》海报


编者按

红歌与样板戏早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舶来的摇滚与街舞。然而,在这样一个历史记忆逐渐淡去,新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的年代里,却有一名叫做小赵的平遥少年扛起了国旗,带着几个90后在街上高喊着爱国口号。导演杜海滨被小赵的“特别”所吸引,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把镜头对准了这个带有“爱国”色彩的少年,解读了90后眼中的爱国主义,以及“是什么在影响着一个男生的成长”。


少年小赵:爱国青年成长史 


作者:陈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很少人会持续在4年里,把摄像机镜头对着一个平凡的90后少年。镜头里是一个男生从19岁成长到22岁的日常,大多琐屑,或许也没有太出人意料的地方。


像无数少年一样,他高考、走出封闭的县城、上大学、恋爱、参加社会实践,经历家庭的变故和亲人的离世,开始男生到男人的蜕变。


这个少年,或者说男生,叫小赵,也有特别的地方。跟踪拍摄他的纪录片导演杜海滨,第一次见到小赵的时候,就是被他的“特别”吸引。那时,小赵带着几个90后在街上高喊着爱国口号。出生于1990年的他喜欢唱红歌,崇拜革命英雄。


杜海滨对小赵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忍不住把镜头对准了这个带有“爱国”色彩的少年。他觉得,“这也许是天意,上天安排我通过小赵来了解今天的年轻人”。


随着时间推移,杜海滨发现镜头里的小赵,是难以用任何标签来定义的,也不该被“符号化”。他看到的更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像从泥里面慢慢长大的小树,变得枝繁叶茂”。


这个同样从热血青春期走过来的70后男人,想通过小赵知道“是什么在影响着一个男生的成长”,以及“他如何被环境改变,成为什么样的人”。 





杜海滨第一次遇到小赵纯属巧合。那是在6年前的秋天,他在平遥古城街头看到几个穿着红色T恤的少年,手里拉着横幅,穿梭在游人中间。横幅上写着:“2009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90后爱国游行”。


更打眼的是站在横幅前的一个男生,扛着一面国旗,声嘶力竭地喊着“中国加油”。喊到激动的时候,他朝空中抡起拳头,抬脚跳了起来。


这个情绪高涨的少年就是小赵。在红旗的映衬下,他的脸红彤彤的,脸颊上还点缀着几颗青春痘。看到小赵那副“青春热血”的模样,37岁的杜海滨也觉得“血在往上涌”。


“难道90后不应该宅在家上网,或者在街上跳街舞?”杜海滨觉得自己“完全不了解90后这代人”。


小赵的爱国游行显得并非偶然,那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次举动。他计划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组织60个90后上街“爱国游行”。


到了计划中的2009年9月20日10点01分,小赵带着少年们上了街。原本安排的60个人,变成9个,这令小赵“不禁惆怅”。但少年的惆怅,随即被他自己身上迸发出来的热情冲刷掉了。


初次相遇后,小赵成为杜海滨“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形象”。第二天,杜海滨把小赵约出来见面。


小赵对着镜头丝毫不认生,还唱起了他喜欢的《九九艳阳天》,也就是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插曲。这部老电影上映于1957年,讲的是战争时期年轻军人的爱情故事。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哎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那河边。”19岁的小赵声音清亮高昂,边唱还边用手指敲着桌子。


“我特别喜欢革命年代的老歌曲,比如《南泥湾》《我的祖国》,听着有一种舒心的感觉。”小赵坦露他的爱好。他初三那年在电视上听到“红歌”和革命样板戏,一下子喜欢上了它们。


小赵还很崇拜毛泽东、切·格瓦拉这些革命领袖,“喜欢他们身上的那种激情”。


那场90后爱国游行在当地带来的影响不小,小赵写的爱国游行随笔还登上省级报纸。由于过于激动,他双手摊在键盘上时,“难以理顺策划此次活动的思路”,而且文章也写得“过于凌乱,甚至语无伦次”。


强烈的表达欲驱使小赵不放过任何表达自我的机会。他用一些大词和接连的感叹号来解释他游行的初衷,“躁动的激情与想法终于碰撞出火花,90后的我们是该行动了!90后的我们同样具有爱国热情、同样可以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热情继续燃烧在小赵20岁这年。杜海滨再次从镜头里看到小赵,是他的另一场游行。这次,小赵独自上场,穿着一身旧式绿军装,挥舞着国旗,高喊“中国加油,还我钓鱼宝岛,放我船长”。


他的高呼引来街边游客的附和、欢呼,还有几个年轻女孩围上去跟他合影,对着镜头一齐喊“中国加油”。


不过,也有人问小赵“你这干一天多少钱”。这令小赵“怒火中烧”,还对着镜头暴了粗口:“真他妈想揍他一顿。”


那天,恰好有电视台记者经过,小赵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并且刻意拖慢语速对着话筒说:“今天是中秋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全国人民团圆的日子,但是就在这期间,在今天,我们的船长仍然没有放出来。”


再次触动小赵上街游行是发生于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事件”。这件事不仅在生活于山西古城的小赵身上产生震动,还曾引发各地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而参加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振臂高呼着爱国口号,但也有混杂在游行队伍中的人使用了暴力,打砸日系汽车、商场和日式餐厅。


说起发生在各地游行中的“打砸抢”,如今已过25岁的小赵对此嗤之以鼻,“根本都不是什么爱国行为”。


到了2015年,杜海滨的纪录片《少年小赵》完成。循着镜头回首当年的自己,小赵有一种“不忍直视的赶脚(感觉)”,而他最不能直视的,是被导演最初从人群中发现的画面,“曾经的自己怎么会是这种样子”。


杜海滨却被那时的小赵打动了,他觉得小赵虽然还“迷迷糊糊的”,但是这个90后和他的爱国都“很真诚”。


从少年走过来的杜海滨理解小赵的“狂热”:“男孩儿到这个阶段,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发展,会变得激情和热血。他们需要释放,觉得要做点什么来证明自己很厉害。”


不同的是,“有人在青春期遇到了周杰伦的流行歌曲”,而小赵在青春期遇到的是革命老歌。





正值高三的小赵染了一头黄发,风格颇似21世纪初期流行的“洗剪吹”,还喜欢穿着迷彩裤和印着伟人头像的运动衫,骑着二八大梁自行车在古城里逛荡。


那时的他已经萌发出“拒绝平庸”的志向,不喜欢“埋没在人堆中显现不出自己”,他号称“社会是个大舞台,必须让别人认同你,看好你,为你喝彩”。


而仅仅凭借那些哪怕已经轰动到报纸上的举动,小赵未必能得到家长和老师的看好。小赵知道,眼下唯一可以证明自己的事情,还是高考。


上高三的小赵每天对着教室墙上贴着的标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早起在城墙上背诵“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晚上在书桌前伏案默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临考前,小赵还特意去文庙烧香,拜孔子像,在金灿灿的“祭天签名榜”贴上自己的名字。他来回跳了21下“龙门”,并安慰自己跳完了“啥都有了”。


事与愿违的是,小赵第一次高考失利了。这次失败是20岁的小赵人生中遭遇的最大一次打击,父母对他的前途也很担忧。而这还关系到家族荣誉,因为小赵家3个兄弟,“只剩他一个读到高中”。


小赵决定“补课”再考一年,他从没想过要上三本和专科,尤其是专科,觉得“实在太没脸面”。后来家人托关系“跑上跑下”把他送进了职业学校复读班。


复读生小赵自感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光辉人物了”。他是个文学少年,喜欢写作,爱好摄影,曾在学校“身兼数职”,“学生会和校报社都是他曾经辉煌过的地方”,“巅峰”时候在每个班里作过“巡回演讲”。后来他还被吸纳进县文学协会,“拥有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但昔日的“辉煌”在高考失利面前骤然失色,有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伤。小赵有段时间不出教室,见熟人就躲,变得沉默寡言。


“卧薪尝胆”一年后,小赵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成为家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爸妈拿着看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像孩子”,小赵也有种“状元夺魁”的感觉。


家人在酒店给他摆酒席庆祝,亲朋们举起酒杯恭贺他“鹏程万里”,小赵兴奋得“腿脚不听使唤”,说话舌头打转儿,但还要“故作镇定”。


在同学的怂恿下,他喝了带有成年标志性意义的白酒,晃晃悠悠地站在椅子上大呼小叫。有两句话他至今记得,一句是“我上大学一定不找女朋友,我要好好学习”,另一句是“我将来还要回平遥,还要照顾我爸妈呢”。


他还对着镜头信誓旦旦地说:“上大学一定不能堕落,把自己的成绩搞好干出一番事业来。”


此时的小赵觉得自己的人生暂告一段落,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高喊爱国口号而引人注目的少年。他问杜海滨:“我上大学了,要好好学习了,你是不是就不拍我了?”


杜海滨却说:“片子貌似可以真的开始了。” 


对于一个纪录片导演来说,那更像是一次“冒险”,因为能拍到什么完全未知。而杜海滨的“冒险”持续了4年时间,从两次高考到大学二年级,从平遥到成都,他跟拍小赵40多次。


一位名叫张钊维的业界人士说:“在纪录片领域,要表现人物的成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的障碍,就是时间。因为成长需要时间,才能看到有意思的变化。”


在他看来,小赵是幸运的,“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机会,被细密地记录下人生关键4年的转变。这样一个活生生的90后青年成长故事,或许比任何的学术分析、义理辩驳、统计推敲,要来得更为真切”。



用小赵的话说,上大学就像是“打开了一扇跟世界接轨的门”。


去成都上大学,是20岁的小赵第一次出门远行。进火车站时,“七大姑八大姨的”全部到站台上送他,“场面极为隆重”。


意气风发的小赵背着行军背囊,打着铺盖,扣着脸盆,风风火火地上了火车。


火车将小赵带入人生的新阶段。学长跟小赵他们新生说:“上大学一定要做两件事,一是参加学生会,二是谈场恋爱。”



▲ 小赵的大学时光


这两件必做的事,小赵一件也没落下。他的身影活跃在院系和校学联当中,往日的“辉煌”逐渐重现。


对小赵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初恋。虽然小赵曾酒后豪言“上大学一定不谈恋爱”,但是感情这事毕竟“不由主观”。


刚入学,小赵喜欢上班里一个叫小蒋的女生。小蒋是四川姑娘,性格直率大方,而且学习好。 


恋爱中的小赵变得比往日多愁善感,会在午夜丢失睡眠,在微博上感慨“苦也过,爱也过,风风雨雨不归路!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


他曾以为很“牛气”的东西,在小蒋那里却“不大灵了”。比如他“最帅”的迷彩服、军用手表、作战靴,他喜欢的红歌和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并不能入小蒋的眼。


小赵采取“紧贴”战术,频繁约小蒋吃饭、在草坪上打牌,骑着小摩托车在夏夜里兜风,趁着天黑在校园里散步,俩人渐渐走到一起。


慢慢地,小赵发现小蒋个性强势,而且经常数落他。小赵自感在朋友中间很受“尊敬”,但在女友那里却被说成是“一坨屎”。


面对女友劈头盖脸的责骂,小赵一般会“笑笑”,或者“忍了”。小赵一脸络腮胡,“面孔长得着急被人叫叔叔”,外表看着有些粗狂,但在女友面前显得“弱势”。


在很多方面,小蒋改变了小赵。山西人小赵原本有一个依恋故土的胃,走哪儿吃饭都会拎着一瓶醋,为此小蒋总嘲笑他。但跟四川女友在一起后,小赵拥有了一个适应大江南北各个菜系的胃。连语言都变了,小赵可以自如地在家乡话、普通话和四川话之间切换。


小赵说,恋爱让他“心智更成熟”,也学会了照顾人。


当下的小赵用影像重温当年的少年小赵,他最感动的地方之一,就是这段初恋。



小赵用照片记录下充满仪式感的一天,那天是2011年9月5日,学摄影专业的他有了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单反相机。


穿着军仿汗衫的他,特意站在它们旁边,隆重地合影一张,载入他人生的史册。


电脑和相机耗资1万多元,是打工的父母节衣缩食凑出的钱。出身农村家庭的小赵上大学申请了助学贷款,但头两年的生活费也得家里人资助。为此,老家正在盖的新楼暂时停工了,父母多年不添新衣,弟弟中途辍学打工,奶奶拾破烂儿攒的零钞也塞给了他。


伴随着“与日俱增的愧疚感”和报答父母的决心,小赵打开了笔记本电脑,端起了相机。


互联网打开了小赵与世界“接轨”的另一扇门。在网络上,小赵终于与同龄人喜欢的周杰伦“相见恨晚”,也听到了来自韩国的《江南style》;他看国内的文艺片和外国的纪录片;他还了解到“文革”和红卫兵,对历史话题侃侃而谈。


小赵不再满足于老师在课堂上“一言堂”。尽管立下好好读书的志向,但他仍然禁不住在炎炎夏天,趴在课桌上呼呼睡上一觉,汗水和口水齐齐地流淌。


大学生活渐渐“麻木”起来。有一天小赵上课途中,等红灯百无聊赖时,忽然问了自己一个问题:“上大学为了什么?”


他脑子里蹦出的答案是:光宗耀祖?活得出人头地?


“都是陈词滥调,却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和清晰的答案。”小赵困顿了。他还想起爷爷说的一句话,“现在大学生像撒下的豆子,遍地都是,大学生不值钱喽!”


当晚小赵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深思,似乎幡然醒悟:“漫漫求学路走得太过匆忙,太过急功近利,就像小沈阳苏格兰裤腿一样,跑偏了。”


不再是新人的他还在微博里抱怨“学习了这么长时间五花八门的理论和各种牛逼技术,忽然有一天回头看,都不知学了个啥”。 他暗暗打算跳出学校制定的“培养方案”,于是目标调整为“只要不挂科,想做什么就去做”。


小赵开始追求“心灵的旷达”,端着相机开始往学校外跑,看外面的山山水水,他去了阿坝州、桂林、大凉山、北京和上海。结果他一路“跑野”了,“挂科挂得惨不忍睹”。但他自称从未后悔,豪气地说“自己选的路,自己跪着也要走完”。



“时间就像一把杀猪刀,一刀刀地剁,一刀刀地切”,在青春易逝的感慨中,小赵迎来2012年。这一年,是小赵自感“人生中变化最大、最多和最快的一年”。


先是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去大凉山支教。昔日热血的小赵又“复活”了,只不过这次用行动代替了口号。


他满怀着“用15天去改变大凉山孩子一生”的单纯热情,对着摄像机镜头,背诵出如同复印在他脑中的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伴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振聋发聩,他把自己“点燃”。


坐火车,又倒了两趟汽车,接着翻过几座大山,沿着羊肠山路爬到山顶,小赵带领的支教团队到达凉山彝族自治州库依乡依子村的小学校,一座仅有4间屋的土坯房。


对于这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封闭山村来说,村里来了大学生是大事。脸上挂着新奇感的小年轻、背着襁褓婴童的妇女,趴在学校的窗户边上,探望教室里头的闹闹腾腾。衣衫破烂、浑身弄得脏兮兮的孩子抓着泥巴,光脚踩地上的饮料瓶,还有人把脑袋凑到摄像机镜头前。



 小赵在大凉山一所小学支教


无论对小赵,还是有多年纪录片拍摄经历的杜海滨来说,大凉山都是完全陌生的世界。外界用“贫穷”“毒品”“艾滋病”和“交通不便”来描述这里,一篇被称为“最悲伤的小学作文”令人唏嘘感叹。


对小赵在大凉山支教这段经历,杜海滨用的镜头很多。作为小赵的观察者,杜海滨在大凉山隐隐找到了这个少年命运的另一种映照:小赵成长的起点,也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


上大学之前,小赵一直生活在老城墙围起来的千年古城里,每天踩着石板路,对着远处的角楼,生活半径没踏出过平遥县城。


小赵从小学习成绩平平,初二时开始“堕落”,学会了上课睡觉、逃课上网,痴迷于网络游戏。 


极度厌学的小赵辍学了,“沦落”成为一个“无药可救”的顽劣少年。直到有一天,平遥古城办了一个大活动,名叫“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有一年的颁奖典礼在城楼上举行,好奇的小赵爬上城墙钻了进去,看到“霓虹闪烁、花花绿绿的照片和裙衩开得很高的礼仪小姐”,一缕新鲜的空气穿过厚厚的城墙透了进去,他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


小赵喜欢上摄影,就此摆脱网瘾回到学校,直到上大学读了摄影专业,有一技傍身。他感叹,如果不是在叛逆期找到了一个正当爱好,自己可能就像贾樟柯电影里的小武那样,成为游荡在乡村或城镇的“盲流”。小武是电影里的一个人物,靠偷窃为生,是县城无业游民的一个标志性虚构人物。


初进大凉山的小赵身上满载“播撒希望种子”的热血,他想让当地孩子明白“知识改变命运”,试图教给他们汉语拼音、九九乘法表和来自文明社会的卫生知识。


小赵打算给学生们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在他多年的教育经历里,升国旗唱国歌是必不可少的爱国仪式。他下山去县城买了一面国旗,找了几根竹竿、绳子做成旗杆。他教孩子们第一次学唱国歌,声音高亢嘹亮,节拍打得雄壮有力,仿佛又回到他热血翻涌的19岁。


那时的小赵认为,“爱国是一种责任”。



大凉山支教是小赵第一次用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另一个群体对话。3年后,他还会在日志里怀念这段经历。


2012年是小赵的转折之年,他经历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拆迁,二是爷爷去世。


为了发展旅游业,平遥古城在拆拆建建中更新改造,这次要拆到小赵爷爷家那一带。


小赵家做好了为平遥发展让路的准备,接受了拆迁的事实。但真到推土机开到家门口的那一刻,老屋崩塌的场景仍然给小赵带来震动。


那天中午,小赵跟朋友喝了点酒兴致很高,一路骑着自行车、哼着小曲回到爷爷家,那是小赵出生和童年记忆最饱满的地方。


他刚架上相机准备赶在拆迁前给老屋留些影像的时候,看着不远处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小赵对着杜海滨的摄像机说:“我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不会是来我们这儿拆了吧。”


推土机是来拆房子的,但拆的是爷爷邻居家。在淅沥沥的小雨中,披着雨衣的小赵把相机对准推土机。隔着镜头和斜风细雨,看着推土机铲掉房顶,墙土坍塌、瓦块脱落,小赵流泪了。


第二天,小赵对着屋外的一大片瓦砾刷牙。他满脸麻木地吐着牙膏沫儿,茫然地走在砖块和碎瓦之间,心里有种巨大的“无力感”。不久后,小赵家也毫不意外地接受了拆迁。


“上大学不谈恋爱”的豪言壮语早已随着成长逝去了,而当初“回平遥照顾爸妈”的誓言也摇摆欲碎。家乡和小赵在变化,这种变化令他产生了“回不去”的疏离感。


他自感家乡没有他赖以生存的东西,“没有专业用武之地,没有大的平台和空间,也没有土地”。


这一年是多事之秋。房子被拆掉半年后,小赵爷爷离世了。在小赵心里,爷爷的离世跟拆迁有着“逃不开的干系”,他觉得“毕竟老人家在那里住了一辈子,猛然搬走,还是影响很大”。


事儿赶着事儿。小赵跟小蒋的感情进行得也不大顺利,俩人分分合合。 


小赵理了一个光头,这样的形象加上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令人觉得他变得有点像“愤青”。他对越来越多的事情有了“看不惯”的地方,他谈论着官员因贪腐被查处的新闻,对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感到忿忿不平,有时又想把教育体制“乱骂一气”。


“只有背影没有背景”的他对未来前途产生不确定感,甚至想到找个算命先生给算算“前程和运程”。


小赵也会骂自己“嘴贱”。他有时会想起“骂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反而让人说成愤青”,一再告诫自己,“愤青不好,容易把自己毁掉”。



杜海滨对小赵的影像记录终止在2012年这一年。3年后的2015年,纪录片《少年小赵》开始在各地放映,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屏幕认识当年的小赵。


他们中有的住在北京、杭州和上海,也有的来自香港或者留学海外。有的人是跟小赵一辈的90后,也有比他大几轮的中年人。


有人看了这部纪录片说,“通过小赵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也有一个留日学生说,“第一遍看的时候不敢看下去,但再看第二遍和第三遍的时候,找到了共鸣”。


很多观众想知道现在的小赵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停留于愤青状态。在不久前杭州的一次放映会上,小赵现身了,与镜头里的那个少年“会合”。


小赵已经不再青涩,长得愈发“着急”,唇上和下巴留着浓黑的胡子,耳垂上还缀着一对耳钉。当天,他穿着皮夹克、牛仔裤和马丁靴,包着黑色头巾,后脑勺一缕头发还特意留长,束在后面。


一个女生问他:“你在片里一直穿军装、迷彩服,今天为什么没穿来?你是愤青吗?”


面对如此直接的提问,小赵淡淡地回答:“迷彩好几年没穿了,那时候穿得很帅。等过了那个劲,就不怎么穿了。为什么非得穿迷彩?我平时就这么穿的。”


他接着说:“愤青只是某个时间段,冰山一角,但不能说是这个人全部。这个少年小赵呈现出我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就是我的生命全部。”


镜头始终无法追赶上小赵的变化。小赵大学毕业已经半年,他没有如父母所愿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赶上创业大潮,在成都开了家影像文化公司。


在岁月和结结实实的生活面前,愤怒退居下风。小赵逐渐向现实靠拢,接拍各种商业宣传片,希望“让家人过得更好一点”。他坦承“经济压力蛮大的”,除了养活自己,眼下还要还大学贷款。


小赵的人生像钟摆一样,有时也会摆到理想的那一面,就是拍他心目中好的纪录片。自从大凉山支教后,小赵每年会重返那里,采访一些人,拍一些镜头。他没有当年试图去“改变”的无知无畏,而是选择做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还反复说“不要把价值观强加于人”。 


小赵自称不再做一些“流于形式”的事情。他的“大凉山公益影像”持续了3年,拍摄了一些彝族同胞的肖像,再寄给他们。他还联系公益组织,在当地援建了一所学校。


人们对小赵的疑问总是绕不开“爱国”。“爱国是什么”,也是过去4年来,杜海滨反复问小赵的问题,而小赵回答起来总是不假思索。


但这次,小赵的回答显然经过审慎思考,他说:“爱国是一个简单又抽象的概念。简单是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环境就教导我们,爱国是一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是积极的、向上的、毋庸置疑的。而抽象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社会不断深入认识,每个人对爱国的定义不一样。”


小赵说他依然爱国,他爱“山川河流、故乡、亲人”,那些伴随他成长,又总是赶不上他步伐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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