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克拉克:中国并不是令人恐惧的国家 | 谷雨推荐

李邑兰 谷雨故事 2015-11-26



马尔科姆·克拉克(中文名:柯文思),英国著名导演,从事纪录片和剧情片创作近30年,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拍摄制作过影片,题材以极端社会背景下的人物刻画为主,其作品获得4次奥斯卡提名、2座奥斯卡奖、艾美奖等。代表作包括《住在6号公寓的女人》(2013年),《天堂之囚》(2002年),《你不必去死》(1989年)等。



“我想说,中国并不是令人恐惧的国家”

纪录片导演马尔科姆·克拉克的观察


作者:李邑兰 来源:南方周末


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和工作者都非常优秀,出品的影片技术质量很高,覆盖的面也很广,但有时候,我希望他们能挖得深一点,去观察人的内心。像《沿江而上》,就触碰到了中国的一些核心价值,这就很有价值。

——马尔科姆·克拉克

英国纪录片导演马尔科姆·克拉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几乎每年都来参加上海电影节,2015年6月,他受邀担任上海电影节纪录片单元评委会主席。在此之前,克拉克一直在为一部讲述中美关系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做准备。他带领团队花了近两年时间,穿梭中、美,甚至非洲、中东、加勒比海岸调研,试图为中美关系注入新的理解。这部纪录片有望2015年底完成拍摄。


克拉克的光环和奥斯卡有关,他的一部纪录长片、两部纪录短片——1985年的《隐藏的士兵》和1988年的《你不必去死》、2013年的《住在6号公寓的女人:音乐把我拯救》分别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短片奖。《隐藏的士兵》讲述一个美国的越战老兵回家后无法面对生活,只能生活在美国野外的故事;《你不必去死》的主角是一个成功战胜癌症的男孩,痊愈后,还帮助其他男孩战胜对疾病的恐惧;《住在6号公寓的女人》的主角是当时109岁的钢琴家爱丽丝·赫兹索默,“6号”是她被囚于纳粹集中营时居住的牢房编号,纪录片讲述了她如何通过音乐让自己和他人从苦难的人生中得到解脱。


克拉克另一部纳粹题材的纪录片,2002年的《天堂的囚徒》,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这部纪录片讲述德国1930年代著名演员格隆·库尔特悲剧的一生,库尔特纳粹时期被迫为纳粹宣传片演出,最终仍被杀害于集中营毒气室。



▲ 纪录片《天堂的囚徒》


克拉克的职业生涯从1970年代开始,他最早在BBC工作,从晚间新闻编导做起,做过纪录片、娱乐节目、音乐节目的导演,后来到好莱坞工作,目前工作重心又转移到了中国,拍摄中国题材的剧情片和纪录电影。


四十多年的纪录片拍摄经历中,克拉克大多和“危险人物”相处。他的成名作《史蒂夫·比科的生与死》,讲述了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的政治活动家史蒂夫·比科的谋杀案,在南非秘密拍摄,和谋杀犯直接对话;《恐怖的乐土》,深入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敢死队,调查敢死队的内部运作;《养猪农场》是关于加拿大著名的连环杀手皮克顿的调查纪录片,通过监狱对谈,克拉克不仅成为皮克顿“唯一信任的朋友”,还拿到了很多独家资料。


2015年6月17日,克拉克在上海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要拍关于中国的影片就要到世界各地去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用“善良的天使”来描绘中美关系?


克拉克:这来源于美国内战结束时林肯的话。林肯说,“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友情的纽带或会因我们情绪激动而绷紧,但绝不可折断。我们天性中的那个善良的天使,终将轻拨起神秘的记忆之弦,而最美的乐音,也将从此奏响。”他的意思是,北方和南方停战后,应当展现各自善良的一面,像天使的那一面,这样双方才能从战争中走出来,再次发展、前进。我觉得用来描述中美关系是很合适的:中美两国都应该看到对方好的一面,善意地对待对方。


南方周末:《善良的天使》想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克拉克:还没有拍完,折腾死我了。这部片子很复杂,我想通过一些有趣的内容,尽量描摹中国是什么,以及21世纪中国的发展方向。我想探索的,其实是中美未来关系的可能,现在西方社会很多人是持悲观态度的。


我意识到,要拍关于中国的影片,就要到世界各地去。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力量了,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到了世界各国。所以这部片要拍一年,不是什么疯狂的事。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调研、找资源。


我想借这部影片向西方观众展示:中国是一个精彩、有趣,并且毫无威胁性的国家。我认为,中美关系只有一个最可能的走向——合作共赢。两国有不同的利益点,但通过合作,能够互补。我希望我的电影能呈现出这点。


我现在的这部纪录片,想体现中国在全球的发展。比如最近中国开始执行的“一带一路”政策。接下来的12至18个月,我还想拍一个专题系列纪录片,记录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可以把这个看成《善良的天使》的姐妹篇。《善良的天使》说的是中美关系,而后面这个系列会关注中国怎么变成一种世界性的力量,它与周边国家、亚洲各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关系是怎么发展的。丝绸之路的中国邻国一共有65个。我认为习近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领导。他用一种很成熟的方式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很好。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我对此很感兴趣。


在我看来,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大大超过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还是一个谜。纪录片能向他们解释,中国是怎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巨大的、复杂的、有趣的、刺激的地方,它能出产成千上万的电影,能帮外国人解密中国。现在,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是有惧怕的,他们不懂为什么这个国家能发展那么快,那么高效,即便想了解,也没有合适的途径。通过这部纪录片,我想说的是,中国并不是令人恐惧的国家。


南方周末:《善良的天使》由九个故事组成,其中一个故事是《变形金刚4》在中国进行的演员招募海选活动。为什么会选用这个故事?


克拉克:《变形金刚》海选,是好莱坞与中国的碰撞。中国观众很喜欢这部电影,所以整个活动都很成功。我的朋友西德·甘尼斯(前奥斯卡电影节主席)是制片人,中国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在中国成立了电影公司,《变形金刚》正好是公司的项目之一,他本身就是中美深度合作的典型案例。我想表现的是,中美两国在各方面都能合作,并从中受益。


南方周末:除了“变4”海选,《善良的天使》里另外的故事是什么?


克拉克:我还是想留更多的惊喜给你们。纪录片就像拼图,我要决定哪些信息组合到一起。我不想拍一部关于高端人士,像金融家、律师这种人的电影,我想关注普通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他们怎么看待这两个国家8000英里的距离,想要如何和对方合作。


中国纪录片的教育性太强,缺乏情感


南方周末:评委和导演这两种身份,你觉得差别是什么?


克拉克:作为导演,我必须清楚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但这是有难度的,你怎么知道中国现在有什么纪录片,韩国有什么纪录片?这次(当评委)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越来越多人对纪录片感兴趣,之前纪录片是不被大家重视的。我最开始为BBC拍摄纪录片,到后来去ABC,都是电视的形式,但现在纪录片进了影院,这是好事。纪录片导演有了更大的能量去影响这个世界。


南方周末:现在很多纪录片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传播,你对这样的变化有什么看法?


克拉克:我觉得非常棒。我早年进BBC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里面的人只给我了几盒东西,就让我去拍电影。那时什么器械都很贵,现在不一样了,在场的所有人,随时都能拍电影,用智能手机就可以。这是一种非常民主的影片拍摄的过程,会催生一批年轻有活力的纪录片导演。


南方周末:中国的纪录片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在很多采访中提到一部纪录拳击手的纪录片《千锤百炼》(导演为加拿大华裔导演张侨勇),为什么是它?


克拉克: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几个同事对中国题材特别感兴趣,他们拍了两三部社会题材的纪录片,《千锤百炼》是其中之一。还有一部也让我印象深刻,《沿江而上》,讲述三峡移民的故事。这些片子都从中国人之前没有的视角来看事情,有些内容还没有被关注过。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和工作者都非常优秀,出品的影片技术质量很高,覆盖的面也很广,但有时候,我希望他们能挖得深一点,去观察人的内心。像《沿江而上》,就触碰到了中国的一些核心价值,这就很有价值。


这两年因为拍电影,我常来中国。我观察到的是,现在的中国人非常渴望对本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前几年,纪录片受到的限制比较多,现在情况好多了,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开始关注中国社会,揭露或发现一些问题。这些行为的受益人,就是中国观众。


南方周末:你觉得东西方在制作纪录片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克拉克:我曾受中方的邀请来拍片。他们让我“撰稿”一部纪录片。我不能“写”一个纪录片,电影是一种视觉媒介,人们最先看到的是图像,文字要服从图像。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拍片,影片会更带感情,而不是训导式的,看一部电影好像听一堂课一样。影片不应该“告诉你们该怎么想”,应该尊重观众的自主性,让他们有自己思考的空间。


我看到,中国纪录片的教育性太强,缺乏情感。影片在情感上抓住了观众,他们自然会跟着走。


克拉克采访过连环杀人犯、恐怖主义分子,总能获得他们的信任,他认为这是因为他很好聊天,并且长得没有威胁性。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图)


如果要植入广告宁可不拍


南方周末:你曾说过你不喜欢维纳·赫尔佐格(德国纪录片导演)的电影,但他善于选择好的主题。什么样的主题是好主题?你怎样选择纪录片的主题?


克拉克:赫尔佐格是我的好朋友,他听到我那么说很不开心。但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导演,非常擅长选取纪录片的主题。他之前拍过一个故事,讲一个男人在熊群之间生活,最后被熊吃了。冲击力非常强。


我可以谈谈“住在6号公寓的女人”爱丽丝的故事。我一开始是不想拍的,因为之前我拍了《天堂的囚徒》,也是关于纳粹大屠杀的故事,那部片子得到了奥斯卡提名,观众反响也很好。但是拍这种片子太沉重了,所以我听说爱丽丝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就拒绝了。我不想再接触类似的题材。僵持了9个月。后来我去伦敦,爱丽丝老太太也在那,所以我就去见见她。我和她独处了30分钟左右,觉得这是个好故事。爱丽丝一百多岁了,她聪明风趣,对一个电影工作者来说,简直就是一座金矿,所以我马上决定拍这部电影。


电影人对好故事有本能的直觉。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让观众感兴趣,这种以观众为导向的意识,(在选择拍摄题材的时候)要贯穿始终。


南方周末:战争题材永远都能吸引眼球,但中国这类反映战争题材的影片和纪录片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的关注却有限,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克拉克:有一个好题材是不够的,还要用合适的方式拍它。比如,中美关系的电影,如果只是让两个人不断地谈话,就会非常无聊。反之,如果是类似爱丽丝这样的电影,沉重题材,讲述方式却很轻松,观众就会喜欢。手段很重要,如果你选了一个像大屠杀这样很多人都拍过的题材,就要确保你的拍摄方式与前人不同。


南方周末:你拍片过程中遇到过资金问题吗?


克拉克:每天都有资金问题。现在互联网给纪录片制作者很棒的机会,资源非常多,也有很多投资人在上面找可投资的项目。不过一个现实是,我在这个圈子很久了,很多人认识我,所以如果一个25岁的年轻人和我同时申请一笔资金,即便他比我还有才华,拍的东西比我好,我也会比他先拿到钱,只是因为我比较资深,别人会觉得我比较可靠。


不过,接下来的关于“一带一路”的项目,需要到世界各地去拍摄,是个大项目,获取资金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挑战。


南方周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平衡预算和影片的内容质量?


克拉克:永远不要在影片质量上打折。你拍的片子要和上一部一样好。大家的记忆都很短暂,没人会记得你10年前拍过的东西。假如你的资金有限,只能做7个故事,而你有10个很棒的点子,那么勇敢一点,把那3个抛弃,把剩下的7个做到最好。一旦你放弃影片的质量,你就失败了。


南方周末:你遇到过投资方想在影片中植入广告的情况吗?


克拉克:没有。主要是因为我比较强硬。如果他们要那么做,我就会终止整个项目。那毕竟是我的名字,我的声誉,我不能随便毁掉。我不是有钱人、可以自己掏钱拍电影。我需要找投资,能靠的只有我的好名声,以及影片的质量。一旦我开始做广告,那么我在电影圈就混不下去了。


南方周末:在你2011年的纪录片《养猪农场》中,你和连环谋杀犯建立了交情,所以能得到独家的一手资料。这对纪录片很重要。你取得采访对象信任的技巧是什么?


克拉克:我跟你讲个故事:我在纽约的时候,住的地方正好靠近公车的首发站,而我永远是公车上的第一位乘客。每次,第二个上车的乘客总爱过来和我坐一起,和我聊天。我发誓我从来没有邀请过他们,但他们就是爱来和我聊天。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很好聊天的人,我长得一点都没有威胁性。


我拍过很多以坏人为主题的片子,我采访过连环杀人犯,采访过自杀式恐怖主义分子。这些人都有自己的防御机制,但是一旦他们解除了防卫,就会和你知无不言。在《养猪农场》中,我采访那个杀了49个女人的连环杀人犯,是在监狱里,他正在等着他的审判。我们聊了45分钟,后来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回去再和他聊天。他做的事令人发指。我猜(他和我分享他的故事是因为)他觉得我没有评判他,所以他才能打开心扉。


南方周末:你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克拉克:每个人对好纪录片的定义都不同。对我来说,一部好的纪录片能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自以为熟识的世界里令人震惊的一面。一部好纪录片,就像学校里你最喜欢的老师,你想到要做数学题什么的会很头大,但你会很期待上这个老师的课,因为他能用你喜欢的方式,向你解释事情的纹理。这种好的纪录片其实很少,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纪录片,它帮你打开这个世界,让你用全新的角度打量这个世界。


实习生 陆璐


马尔科姆·克拉克谈纪录片

来源:《人物》杂志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