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浩《大同》获金马奖:一部纪录片中的中国寓言 | 谷雨推荐

王杨 谷雨故事 2015-11-22


▲ 2015年11月21日,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揭晓,周浩凭《大同》二度斩获最佳纪录片奖。图为《大同》制片人赵琦(右)、剪辑师Tom(左)上台领奖。


编者按

谷雨在周三推荐了纪录片导演周浩的作品《棉花》,该片夺得2014年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奖项。时隔一年,周浩带着他的新作《大同》再次角逐金马奖,并出人意料地再度蝉联最佳纪录片的宝座。


《大同》制片人赵琦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大同》的风格过于硬朗,不是金马奖的菜、粗粝,没想到会再次获奖。他还在现场感谢金马奖保留纪录片的奖项,“这是对电影艺术的一种溯源和尊重。”


回归到创作者本身,导演周浩是如何凭借《大同》二度获金马奖的?这部讲述耿彦波重塑千年古城大同的纪录片,又蕴含了何种现实困境?谷雨推荐的这篇文章,阐释了《大同》在记录中国现实时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正是这种魅力,让它在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角逐中突出重围。


大同:中国寓言


作者:王杨 来源:荷兰在线中文网(helanonline.cn)


大同是山西的一座古城。也是一座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城市。耿彦波是这里的市长。他想有所改变,扭转城市的命运,也为个人价值找到答案。《大同》记录了这位市长在大同的努力、困惑,还有失落。以及一个城市的更新,亦或者毁灭。


进入影片,首先是城市改造。这座古城必须旧妆换新颜。建起宏伟的广场、拆掉简陋的民居。在这位市长在任的几年里,大同像许多中国的城市一样,经历了一种彻底的改变。城市空间,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生活空间,连同个人情感记忆都在被改变、被替换、被遮掩。这种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所有人都有种命悬一线之感。好像稍不留神,就会错过什么。一个小疏忽,就可能在那个决定性改变后的“新世界”里无所适从,找不到容身之所。这是大同在近几年中国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处境,更是所有中国城市,城市里的居民,行政官僚所面对的根本局面。



纪录片《大同》剧照


改变还是不改变,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个问题,也不是个问题。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和民族还没有仔细思索,仔细推敲,汽笛就已被拉响了。这是驶往现代化的最后一班列车,甚至是最后一席座位。西方与东方相互对峙的假象,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实际情况是西方中心化,非但没有被削弱,连文化上二元对立本身也被消除了。所谓东方文明,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本身甚至可能只是个伪定义。所有人都并非被意识形态撕扯,决定,指向。而是发展本身决定了所有人、所有文化、所有国家、所有记忆、所有情感都被物质化,用来丈量人类还要奋斗多久才能安心谈论精神。如果一贫如洗,人们会用更多的精神思索取代生理需要。但当代,人们正好处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大同》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展开记录的。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通过镜头本身过滤的事情。整部影片画面干涩直接,没有任何可能引起审美欺骗性的镜头。都是最直接的,贴身的记录。有时还笨拙地离开人物,把被荒废的土地上,人们最直接的动作和抗议言论收入进影片。情感必须在这个文本中被清除,因为那会混淆问题,让我们看不清这则当代寓言故事。事实上,为了维护这个故事的纯粹性,导演肯定花了好多力气,割舍了很多美。我觉得这是勇敢又睿智的。



▲ 纪录片《大同》剧照


纪录片的主人公——大同市长耿彦波,像所有中国大地上焦虑的政府官员一样。在这个物质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追求着超高速发展所带给自己的刺激感。也同时享受着一种理想主义的透支。在一个与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环境里,(这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理想化地向物质目标狂奔的时代)把个人目的错视为理想目标,把复杂的行政手段轻松等价于精确的步骤。


除了作为市长,耿彦波也在影片中以一个普通的人形象出现。例如妻子无法忍受他因繁忙而不顾家,到单位拉他回家。比如他自己对个人经历的描述。但这些都只是插曲。在这部影片中,私人空间以公共空间的方式呈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混合在一起,毫无边界。从这一点来说,这是对中国式生活形态的绝佳表达。耿彦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复杂性在这里被削弱了。耿彦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官?在关键时刻摄影机也被拒绝,这让一切更具复杂性。比如长时间贴身拍摄之后,拍摄者还是被拒之门外。耿彦波是以“私人事情”为挡箭牌的。而门内可以被想象的官场讨论,这本来在政治领域甚至该是个公共行为。


所以《大同》这部纪录片最有魅力之处,并非是一个深入中国市长之心的八卦式记录。而是一个处在中间状态的寓言式作品。一个在中国这种社会形态下,发展阶段下,最无可奈何,同时也最智慧的方式。不进也不出,但始终环绕着这些模糊的禁区,建立起摄影机和这些暧昧地带的紧密关系。拒绝或者不拒绝,摄影机都在那儿。从而建立一种“冰山下的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导演周浩甚至和美国导演迈克摩尔有点相似,只不过周浩是中国式的。两者都致力于通过提醒人们,私人和政治空间的不可参与,不可捕捉,而最终触碰到命题。而对于纪录片来说,命题本身可能就是目的。



▲ 纪录片《大同》剧照


在影片的最后,一位偏执于改变的市长,一位想做点事情的男人卸任了。他被调回省上工作。而留给大同这座更新到一半的城市,可能是一场灾难性的局面。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在此处等同于所有人。官员、老百姓、行政系统、还有拍摄者。人们早该知道巨石无法抵达山顶,而人们也总是相信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遭。这也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局面。


周浩的纪录片作品,从来像社会手术刀。但在中国,这把刀并非可以是精确的。他只是划开口子。但仅这一点,许多装饰性、观察性、现象性的纪录片都会黯然神伤。并且如获救般觉得,纪录片在当代的某种序列就此完整了。



大同

THE CHINESE MAYOR

周 浩

2015 | 大同方言 | 中文/英文 | 87min | 彩色


改造还没完成,突然来了一纸调令,把耿彦波提拔到省城去了。他许下的空头支票可能无法兑现,谁也不知道下一任市长会不会延续他的执政思路。官员们讨论说:这么搞,会出大事的。

曾经繁华的中国都市大同市,如今屹立在一堆废墟的旁边。这座城市不仅污染严重,还因其陈旧的基础设施和摇摇欲坠的经济前景而濒临瘫痪。但大同市长想要改变这一切,他大胆地宣布了一项试图重塑昔日的辉煌的新计划,要知道这座城市的文明已经有1600年了。


然而,伴随着这项计划的是非常高的成本。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推倒,50万居民(占大同市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将在他的打理下被重新安置。这位市长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他是否能让愤怒的工人群体以及越来越忐忑的统治精英冷静下来。纪录片《大同》惊人地捕捉到了一个男人,甚至是一个国家疯狂跳跃着进入一个越来越动荡的未来的过程。


周浩历时一年多跟拍耿彦波,拍摄他工作日常,如何处理拆迁与上访,拍摄被拆迁者的抱怨,也拍摄大同百姓的请愿,从多个侧面展现这位个性鲜明、有魄力而实干的中国市长的同时,也以一种微观的形式折射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状与官场生态。


(来自:瓢虫影像)


关于周浩

21世纪影像工作室导演。先后在新华社、《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任摄影记者。2001年下半年,周浩开始尝试纪录片的制作。其《厚街》、《高三》、《龙哥》、《书记》曾在几十个国际影展上展映、获奖。曾任2007年芝加哥国际纪录片节评审、2008年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评审。2014年,其作品《棉花》获得第51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2015年完成新作《大同》,并再度蝉联第52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在制作纪录片的同时,他还创建了纪录片中文资讯网站“镜像中国”。


关于赵琦


制片人。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同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2002年至2003年公派至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获硕士学位。2003年至今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担任纪录片栏目制片人。2008年在亚洲广播电视联盟电视奖项的工作中担任评委会主席。赵琦制作了《归途列车》、《千锤百炼》、《殇城》、《大同》等数部纪录电影,获得了金马奖、金熊猫奖、伊文思奖等近40个国内外主要的纪录片奖项,并在BBC、ZDF、NHK、PBS等国际主流媒体播出。



本站仅按申请收录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若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