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王选和我 | 正午

南香红 谷雨故事 2015-09-25

但王选不会放过我,无论什么时候,电话都会打进来,特别是晚上11点以后。有时候是一大早,家人还都没起来,不用猜,一准是王选。而我每每也心里惭愧,王选在战斗,我在睡觉。十几年不断写细菌战,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王选追的。她会把这件事的重要性一遍遍地讲,常常是刚放下电话,我赶紧去上趟厕所,还没完事,电话又响了。


细菌战、王选和我

文|南香红


2005年,完成《王选的八年抗战》最后一校,我当即把家里所有的有关细菌战的书籍、材料整理了两大包,拖下楼,塞进了地下室。回到楼上洗了澡,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洗了一遍。

在整个写书的过程中,我感觉我的手上沾满了鼠疫菌。书桌上,键盘上,身上到处都是,有时候觉得餐桌上也有。这种由日军空投下来的黑死病细菌,在老鼠和人之间互传,鼠传染给人,人传染给鼠,一轮流行暂息,细菌在老鼠身上潜伏,下一轮传染来势更猛。我特意查看了鼠疫杆菌显微镜下的样子:一连串的略微弯曲的长颗粒,有点像泡软了的老鼠屎,它们甚至都不像非典病毒,至少还有一个美丽冠,展现出无以伦比的对称与繁复之美。而我每天在键盘上敲击得最多的字就是细菌战、鼠疫、死亡。

另外还有一个高频词:王选。

当我决定在十年后再一次写细菌战的书时,我想起了王选说过的话: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假装没有这件事。这是王选说她自己。今年我沿着浙赣线采访,见了很多烂腿老人,他们的伤口烂至骨头,从几岁的小孩开始,烂了一辈子。他们中有的人因而终身未娶,伤痛孤独一生。这就是日军撒的炭疽菌或者鼻疽菌引发的糜烂,王选找来的美国专家调查后判断。对这些老人来说,战争还在他们身上延续,现在还远不是庆祝战争胜利的时候。

长时间以来,在中国这些伤口没有人去面对,在有些地方甚至不愿意提及。浙江盛产火腿的一座城市,有人告诉王选不要再说烂腿病了,因为会影响到火腿的出口。

最近,王选常常说到宿命。

“你看,我的生日是8月6号,8月6号发生了什么,美国往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

“我出生在上海,插队落户到了义乌崇山村,那是我父亲的村庄,是鼠疫最厉害的地方,我叔叔死的时候只有16岁。”

“我是学英语的,最想的是去美国留学的,但偏偏去了日本,我不喜欢日本,一直想不通为啥来日本留学,当我参与细菌战诉讼那一刻我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会义乌话又会日语又会英语又是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的吗?你给我找第二个出来!”

王选以打炮似的语速说着。

她把自己四十岁以后的细菌战的诉讼、调查和受害者救助归结为:宿命。

一个人前半生一直努力追寻,一直寻找方向,但却一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直到生命已过大半程,才恍然,前半生的所有准备都是为了后半生来做一件事,原来你一直、一直都是走在一条路上,纵有千山万水的回转,终归于一个点上,还有比这个更有宿命感的吗?

十三年前我初见王选的时候,她说的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历史责任感:“如果我们不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人类曾有细菌战这么丑恶的东西,那么人类将丧失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机会。”还有很多王选的经典话语,被我写进了稿子中,如今已过六十的王选,越来越多地说到的是宿命。

世界上的事或许真有它自有的机巧和因缘,只是我们活得昏昏噩噩浑然不觉而已。这几天我又在研磨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说的那句话:“世上如果有两个王选,就足以让日本沉没。”哈里斯在《死亡工厂》中文版谢辞里说:“王选是一名真正的爱国的中国人,她将自己的全部生命为日本占领中国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战斗。她是正义的嘹亮的号角。”

我觉得尽管我多次引用了哈里斯的这句话,但2005年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2011年3月12日日本福岛惊世一震提供了机缘,我们看到了一个震得风雨飘摇的日本。震后一周年,我和王选对谈地震与核电威胁,一起写日本人反对核电站的文章,我睡在她家书房的地板上,她将日语的纪录片一句句翻给我听,我突然理解了“沉没”一词对于日本人是如何的正中命脉。

对于威胁到群体生存的大灾难,中国人最担心的是天塌下来,农业社会的中国灾难大都来自于天,风雹雨雪,样样是灾,所以中国人需要女蜗来补天;日本人的灾难是“沉没”。日本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日本丸”。在日语里,“丸”就是“船”,岛上民族船上讨生活,但再坚实的船,也怕沉没。

“沉没”这个词,是嵌入日本人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成为这群人生命的底色。正是这种心理驱使他们不停地忙忙碌碌,永无休止的自我努力,吹毛求疵的趋向严丝合缝的完美。王选有一次告诉我说,和她一起诉讼的日本律师想不通,中国怎么会把李白当诗仙而推崇:“白发三千丈,人怎么会有三千丈的白发?喝醉酒了胡说八道吧。”

而王选是那个让日本沉没的女人,只不过世上没有第二个王选,所以日本还没有沉没。


1995年,王选看到一张照片,上面是三个即将充作试验“材料”的中国人,反绑在树桩上,脚上戴着脚镣。中间的那个男孩只有二十来岁,剃过光头,头上长出青青而茁壮的小茬,整个脸饱满而健康,他的脸倾向镜头,正视镜头的眼睛亮晶晶的,充满好奇。和旁边两个垂头丧气的健壮的成年男人比较,他显然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

王选看到这张照片,泪流满面。她多次和我讲到这个情景,当时她坐在新干线上,从东京回她家所在的城市姬路,泪流了一路。

1996年末,王选第一次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中日关系研讨会,遇到了张纯如,也遇到了哈里斯刚出版的《死亡工厂》一书,王选被书中的内容震惊:从1937年就开始谋划在中国东北建立生化武器实验基地、日本最高级的医学界精英参与以人体实验拿到科学数据、建立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细菌武器,到在中国进行实战攻击;东京审判期间、美国如何以战犯免责作为交换条件,将人体实验资料买走,联手掩盖所有的罪恶,免于战犯起诉的731部队医学博士战后占据日本医学、生物制药、教育、科研各领域——一手的、不为世人所知的美国档案资料揭秘。王选当即花20美金买下别人用过的一册旧书,想着一定要把这本书翻成中文。

两年后,四个人聚在一起翻译《死亡工厂》,王选,日本筑波大学统计学留学生,刘惠明,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留学生,徐兵,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留学生,杨玉林,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访日学者,一人一部份,王选最后统筹,将这本书带到了中国。

之后王选又和日本记者近藤昭二一起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日文。王选参与了细菌战的诉讼,带着日本律师回到崇山村进行调查,这是崇山村人战后第一次再见到日本人,老太太们惊恐得发抖,躲在王选身后,王选用义乌话大声地向他们说,不用怕,他们不是当年的日本鬼子了!

“选”,崇山村人这样称呼王选。“选,你代表我们去告日本吧,你是我们村里的大学生,是村里第一个留学生,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见了鬼子不怕。”王选的叔叔、也是全中国第一个想告日本人的王焕斌说。

王选,真是一个霸气十足的名字,崇山村人之选,受害者之选,王选自己之选,所有一切都包含着一种唯一性和必然性,这正是宿命的特征,我想,宿命的真意就是,看似有无数条路可选择,但真相是无路可逃。

2002年初识王选的时候,她们已经完成了一审诉讼,从1995年的调查,1997年第一次提起诉讼,1998年第一次开庭,到2002年经过28次开庭后败诉,整整一个跨世纪的八年抗战。而我对此全然不知,2001年以前,我还在《新疆日报》做记者,关注的领域基本上不超过新疆。2002年的我刚定居北京,入职《南方周末》一年,广州编辑部发来一个任务,采访王选。当时的我非常乐意接编辑部的各种任务,有任务就不至于在三个月大限内因完不成任务而被辞退,作为脚跟不稳的记者,什么活都得接。

但没想到的是,这个任务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并且这已经不再是编辑或者某个组织的任务,而变成了我自己的任务。这一次再翻资料,没有那种满手是细菌的生理的反应了,我想我可以以一个职业记者的姿态来呈现:理性、客观、平静。

3月底按照计划开始重新采访当年细菌战的受害地区:常德、衢州、江山、金华、义乌。一切都控制得很好,当白发老人因讲述而浑身颤抖的时候,当烂到骨头伤口摆在眼前的时候,录音、拍照、记录,一切如常。在丽水,一个老人拉起裤脚,露出烂腿,这是一双经过治疗已经大部份痊愈的腿,比我看到的大多数烂腿好多了,不那么臭,不那么糁人。而我却神经质地站起来,蹬、蹬、蹬地倒退了三步。

完全是生理的本能反映,我的职业控制感力哪里去了?我在事后问自己。

整个大半年的采访和写作感觉自己是在泥潭里行进,粘滞沉重得拔不开腿,这是我职业生涯里经历的最难的一次,写过那么多东西,从来没有身陷泥潭的感觉。

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找过不去?

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做记者的时候,我一次次向编辑部报题,希望他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此时此刻要再一次写细菌战,有什么理由让细菌战再一次占据版面进入读者视野。选题并不容易通过,比如,《南方周末》曾经为我的报道出过一期特刊《极罪》,那是我反复向报社领导说明,并写下书面保证的;比如前一个月,尽管是纪念年的热潮中,我报的常德细菌战,还是没有获得通过,编辑部传回话来说,报社要做广州细菌战,不想做常德的了。新闻总是追逐最新的东西,对一再出现的面孔永远是厌倦的,这我能充分理解,而我作为一个记者只能努力去发现新闻点,而不能做媒体的主。

从2002年一直报题报到今年,报到自己都常常怀疑,是不是自己视野太窄,总是发现不了重要的新题目?十几年写一个题目,不断地写,你自己烦不烦啊?

13年来,跟踪报道王选和细菌战的记者不少,但都不长久,有的只做一两次报道。在我之前有中央电影制片厂的编导郭岭梅老师,诗人郭小川的大女儿,几乎跟拍了诉讼的全过程。而这差不多都是她退休之后的志愿行动,头发花白的她扛着一台旧机器,采、录、摄只一个人,架好机器就得擦汗,整个人天天都在汗流浃背,王选走那里她跟拍到哪里。后来她跟不动了,就剩下了我。

这难道也是我的宿命?


作者在东京采访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她在常德运用社会学人类进行学田野调查,用日文写下《伤痕——常德民众的细菌战受害记忆》一书。


2014年,我荣升为王选的闺蜜。

这一年广西卫视做一档新闻背后故事的访谈节目,要求王选指定闺蜜一枚,上台配合,我被挑中。

和采访对象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新闻伦理学里大概有一大套理论,且不去管它。后来王选开始用微信,自己拉了一个微信群“京城闺蜜”,三五个人,我也在其中。王选说:“群里的人都是当年开始做时走到一起的,多少年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这些朋友。”这话听起来很有当年“起事时”结义的感觉。但这个群里只有一次谈到了年龄、皱纹、减肥话题,感叹了一下岁月,接下来都是细菌战、中日问题等大话题,小女儿情状永远不是王选的菜。

节目要求做为闺蜜送给王选一个礼物,我带给王选两盒藏药止痛膏药,这是我对付自己颈椎病屡试不爽的武器,我知道王选也到了需要这个的时候了。

2009年我和郭岭梅老师去日本采访王选和受害者的行动,十几天拖着大箱子密集的旅行、申诉、会议,王选一路喊腰疼,到了姬路她家,一座中国城乡结合部常见的小楼,一侧是直通的走廊,一一侧是一排房子,没有电梯,把行李搬上楼,王选一下就倒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电话响了,她甚至都不能爬着去接。原本想反正到家了,我们可以照顾她几天,但不巧的是郭岭梅家出了紧急的事,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北京。

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王选还那样直直的脸冲下趴在地下,腰疼得动不了。我出差带着的藏药膏药全部留给了她,不知道我们走后多长时间她才能爬起来,喝上水,吃上饭,姬路这个家,只是她留学毕业后租来暂住的,小得连20平方米都不到,后来因为办护照需要地址而保留,长年没有人居住,在这里,没有人能够帮她。

这是个精力好到能把所有人拖垮的女人,我跟她采访不能超过一周,否则完全跟不上,回家还要大睡一场才能恢复体力,现在却眼睁睁看着她倒在地上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

多年来王选总是象一头困兽,暴躁地打圈,愤怒地徘徊,急躁地冲撞,不允许自己停下来。2002年,我第一次采访她,在北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边上的小旅馆里,这是官司一审败诉,王选应对完世界各国媒体刚回到北京,看得出来她极度疲劳,她说她要在床上躺着接受采访,但采访的几个小时内,她没停过在床上打转,一激动就蹦起来,躺下不到一分钟,又蹦起来。

王选对我总是保持着耐心,或许是因为我沾了《南方周末》影响力的光,或许是我在她眼里表现还算可以,算是有幸没被王选骂过的记者,而我亲眼所见被她骂的记者不在少数,一般来讲,一个记者要求采访,三两句话,王选就在电话里或者当面暴怒斥责起来,有一次在出租车里,郭岭梅委屈得泪流满面,王选坐在副驾驶座上,头也不回地暴怒着。我慢慢理解,她跑得太急太快,实在是没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给记者们上普及课,给国人做爱国主义的名人秀,当一呼百应的愤青头儿。

我第二次采访王选是2002年底在北京机场的候机厅里,王选这一年被评为《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她路过北京我在机场截住她。短短的交流,我发现只距我上次采访她几个月,她的思考维度有了巨大发展,她说,记忆不是为了恨,而是为了人类的永久和平。她要建立中国受害者民间组织,要促成建立细菌战受害者救助基金,使受害者真正得到救助、抚慰。

在机场的交淡中,她不时警惕地扫视四方,低声告诉我说,看你对面的那个男人,他在跟踪我。怎么可能!在我眼里那就是一个正常的侯机男人。一次去日本,我人到了行李没到,她第一反应是被挑出来扣查了,我不信,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也赞同王选。后来我知道,每在中日关系的“甜蜜期”,她们便得经历驱散、转移、再驱散、再转移。受害者成立的民间组织,竟然在拿到政府批文后的庆祝大会上,不得不改成筹备大会,而一筹备便遥遥无期,一个民间组织的成立也要进行八年的抗战。渐渐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学会了不吱声,我无法证明她是错的,也学着向四周扫射,但我始终不能像她一样变成一只警觉的猫。

当我亲自陪同七、八十岁受害老人到日本申诉时,才知道王选在一审到日本出庭29次,二审出庭11次,以及数不清的到日本申诉,几乎次次拖着受害老人上下东京地铁的情形。东京的饭田桥和水道桥是到达后乐宾馆(原中日友好会馆,受害者一般都住在这里)的必经站点,从成田或者羽田机场出来,一路火车、地铁,最后的一站就是这两个地方。这两座地铁虽然不是东京最复杂的站,但也像两个巨大的蜘蛛趴在哪儿,它织成的网,深入地下数层,有铁路线、地铁线等若干个站台,几十个出口,这哪里是中国从来没有出过村口的老头老太太应付得了的?

我去的几次,都是王选走在前面,我押后——不能把人给丢了。滚动电梯上人流如蚁,而老人一脚上去身体就后向后倒,我们一个前拉,一个后推,但80多岁的李宏华还是倒了,好在我们有准备,没有摔着老人。王选气喘嘘嘘地说幸亏有我,而我才去过几次,大多数时候都是她自己一人应付。

就这样,老徐的手机还是丢在车上了,一到宾馆,王选就叽里呱拉用日语一通一通电话地找手机,这事只有她能做,别人帮不上忙。这些老人来日本,都是一箱一箱方便面地带,在日本吃一餐饭他们会心疼一个月,但方便面箱子丢在地铁上了,得找。更可怕的是人在不应该下时提前下车,或者应该下时没有下来,王选都急出通身大汗,疯了似得回头去找。

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王选把我当成了战友,而我也越来越理解这个女人。

跟着王选去日本,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任何旅游景点,从来没有逛过商店,倒是去了旧书店的那一条街好多次,去淘有关的资料,王选家地下室五六个书架塞满了书,中国细菌战研究没有一个图书馆可以和她的资料相比;郭岭梅在飞机上教我把餐食刀、叉擦干净带走,把吃不完的小面包也带走,到了日本才明白有大用场,忙得吃不上饭的时候,小面包可以顶一顶,在房间里和受害者一起吃方便面时,刀叉都有用,用完了洗洗下次再用。通常情况下,宾馆的地下一层中午会有日本老妇人来卖盒饭,一盒饭八九千日元,吃一大半,剩下一小半,第二天早上开水一泡,就是菜泡饭了。而可以吃日本寿司、鱼生的时候是和日本民间志愿者聚会时,二、三十个人到日式餐馆喝酒交流,非常热闹,但走的时候,一人拿出自己的一份钱,中国受害者和记者总是受到日本人的优待,他们不让我们出钱,而王选总是争着要把自己的一份钱交上。

看到我拼命采访,不停写稿的时候,王选会跑出去到便利店里给我买几个饭团,或者一盒橙汁,她要我把橙汁一口气喝完,她说日本的东西好,喝了长力气,她说她累极了就是这样干的。她的房间里会藏一些好吃的,鳗鱼、酸奶、苹果等,这是她和受害老人们不同的地方,她不是舍不得吃,是没时间吃。

王选会抱怨。近年来她的抱怨越来越多了,可能是心里积累的疲累尘垢太多,可能是因为老了。她抱怨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越来越多,中国赴日团体和个人每年更多,但常常是她一个中国人站在法庭上,或者只有她和几个受害老人出现在集会上;她抱怨中国的公益资助少得可怜,有的也都是或多或少地有“附加要求”,而她是绝不肯伸手要的;她抱怨不仅获得不了支持,还处处受打压,四处踫壁,跟作贼似的;她抱怨学界研究太少太慢关心的太少,而她做为民间分子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承认……

“中国13亿人,为什么让我一个女人承担人类最恶的事?”

“张纯如自杀了,邱明轩(衢州细菌战研究者)生癌死了,天天看这样的事,不自杀不生癌才怪。”

“没有人发我一分钱工资,我一没单位,二没头衔,就一平头老百姓,政府有那么多单位,那么多经费,都不做凭什么要我做?”

“我不干了,也干不动了,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

“明年,我们一起坐国际列车穿过西伯利亚去旅游吧。”

我,听着。有时候附和一下,劝一劝,有时候保持沉默。

我看到细菌战这件事如何伤害了她,伤害了她的生活,她的身体和她的精神。这些年来,我看到了她心里最深处的伤口是如何被划出来的,看到了她最脆弱无助的时候,但也只能默默地看着,不能说,不能做,只有转过身去背地里为她不平、感慨、哀伤。

不止一次有人对我说,王选暴躁、易怒、当面给人下不来台,赶走了很多想来帮忙的人。这样的时候我都会为王选说话:王选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不懂世俗的人,她的性格就是非黑即白,我们不能以世俗的一套来要求她。她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没有一点点私,真正为了这个事业的人,不应该在乎这些。

这不是为王选辩护而说,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需要离开一下。

和她密集在一起一段时间后,我会很长时间不听,不看,不主动联系。我需要一些间隔,进行自我修复,否则我会烦,会生理性的屏蔽信息,她说十句我能漏掉九句,当然,身体也会垮掉,采访回来会病一场。当然也因为有别的选题要做,毕竟只写这个不能养活自己。

但王选不会放过我,她会追着我来给我讲。无论什么时候,电话都会打进来,特别是晚上11点以后,一家人都渐入梦乡的时候,有时候是一大早,家人还都没起来,后来都不用猜,这时候一准是王选。而我每每也心里惭愧,王选在战斗,我在睡觉。十几年不断写细菌战,某种程度上也是被王选追的,你不写都不行,她会把这件事的重要性一遍遍讲、一遍遍讲,常常是刚放下电话,我赶紧去上趟厕所,还没完事,电话又响了。

我常常想,我可以逃开,1995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王选是怎么过来的。越想越替她担着心,去年以来再出差,我明显感觉到她拖垮我的可能性小了,倒是她常常喊累,“累死了”成了她的口头禅和开场白。她的腰出了问题,常常会趴下动不了,她的喉咙长了结节,她的脚长期走路成了大拇指外翻,疼得不行,女性的鞋子穿不了,光说去做手术都有好多年了,今年春天到现在,她几乎是一场场接续的感冒发烧。她不像我们有单位的人,每年都可以体检一下,她是多年没去体检过的。

我采访王选的丈夫时他说过一句话:王选只有一个频道。细菌战是她的全部,她就是细菌战,她没有另外的生活。时间越长,我体会得越深,世界上没有她这么执拗的人,她就是有一种气概:全世界的人都要放下手中的事,站住,听她说,细菌战是一种什么样的罪恶。

2005年我在《王选的八年抗战》书序中说:“我是被王选感动的N个人之一,王选的目标是感动世界”。

这是真话。


王选在日本夜晚的地铁上,刚去另外一个城市采访完回东京。


今年5月,金华,一堆烂脚老人,上海的医生来进行现场诊治。金华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五楼会议室里充满了臭气,我在采访,从病人到病人家属到医生,然后在从金华到上海的高铁上又采访了一路。

王选冷不丁地说,南香红,你工作起来真忘我,现场只有你一个记者在不停地采访。回上海住在她家的沙发上,她端茶到水给我做早餐。稿子出来后她打电话来,写得真好,没想到你能写得这么好。

我知道,能得到她的表扬不容易。

但从一个职业记者的标准来讲,我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好,十几年得失真可以解剖一下,成为新闻教学的案例。

2002年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我对细菌战全然不知,脑子里只有一点731部队人体解剖的印象。我后来给自己找到理由,王选也是42岁才知道的,因为在国人的教育体系里没有这一块内容,日本人从1950年代开始花三十年揭露细菌战,中国人全都不知道。

好吧。不知道可以了解可以学习,记者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职业。但是我的英文很差,也看不懂日文材料,所能接触的只是翻译过来的东西,而这种翻译的材料太少了,而且语言的障碍实际上是视野的障碍,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这种情况,一代教育有断片的人。但2002年我采写第一篇稿子的时候,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王选某种程度上是我的拐棍。有什么材料在哪里,谁是需要采访的人,尤其是日本人,很多都是她帮我翻译的。怕王选省略,在采访中我会强硬地坚持我的问题,让王选一定要翻,哪怕她觉得没必要问。好在王选是一个好翻译,在国际会议上,她总是汉、英、日的全能翻译者,还是免费的。

今年在美国读书的儿子学习了非虚构写作的课程,我让他找出2002年我写的王选和《纽约时报》写的王选进行比较,儿子指出了表述上的“客观性”问题,《纽约时报》离新闻主角的距离要比我的好像感觉要远一些,尽管我当年已经非常有意识不要只坐在受害者一边,让稿件成为悲情的控诉。但我当年的确没有考虑美国人、日本人怎样看这场诉讼,没有从另外一个视角看一眼,现在我认为哪怕是看那么一眼,也会很不同。

中国媒体要求记者是一个能打各种各样野味的猎人,需要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出新鲜新闻,因此记者很少有就一个题目深入研究上做到底的条件,或者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没有意识也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也就没有研究的能力。2005年,我写《王选的八年抗战》的时候,是自己时时觉得日常报道的碎片感,想写一些东西对抗新闻的时效性,于是利用业余时间,自费采访完成了那本书,在完成报社的任务之余,再写书,实在是很辛苦。

2009年王选带我去了日本记者近藤昭二的家,这是远离东京的川崎市的一幢三层小楼,近藤自己盖的,三楼加上阁楼间,是近藤的书房,一进去我就知道日本记者的功夫了。整个书房四壁皆是顶到房顶的书,阁楼里每一个缝隙里也都是,甚至门框边都立着薄薄的小书架,更重要的是每一本书都得到整理,包了一种白色的书皮,书脊上整齐地写着书名,八成以上,是有关细菌战的书和资料。近藤像一个将军检阅一样用手一本本划过他的书籍,告诉我们这一本是什么,如何找到的,那一本多重要,花了多少金钱。我一边给近藤拍照,一边在心里大叫:惭愧啊惭愧!

夫人说,近藤是晚上睡觉都会大叫“731、731”的人,近藤在旁边眼睛笑成一条缝,他家一条老狗卧在旁边,狗的两只眼睛一片白茫茫的,我问怎么了,近藤说:“得了白内障,老了,就像我。”他指指自己。

近藤是28岁知道细菌战的,参与调查是1980年代中后期,当时他是NHK的记者,因为参与了前辈的一个纪录片,开始关注细菌战,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年来,他做了11部(独立和与人合作)关于细菌战的纪录片,一直到现在,胡子眉毛都花白了,还在不停地做调查。

他到中国采访,我去日本采访,时间长了友谊就有了,他关心我写了什么东西,我关心他又有什么新发现。有一次他神秘地拉我到一边:“南阔阔,我买到了一批宝贝。”原来是苏联西伯利亚伯力城的审判731部队俘虏的材料。苏联档案解密,他抢先把十多箱从未公开的资料搞到手,他说接下来几年他会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翻译成日文,并且特别期望有资金支持再翻译成中文,供研究者使用。

在日本他家里访问时,他就曾给我一套光碟,那是他几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和多年收集日本方面资料的集成,《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CD-ROM版》由日本柏书房2003年出版。现这这些材料已经是中外细菌战研究者经常查阅和引用的资料,如果再汇集苏联方面的资料,那将是更全的细菌战资料汇集了。近藤说,细菌战说就像是一个大拼图,他就是想要看到最终结果的玩拼图的人。

一个记者研究一个问题做到这种程度,我想在中国也不多见。像近藤一样在中、日、美、苏四国之间搜集资料研究细菌战问题,我想我是没有条件的,做也不会有他那么资深,但中国是731部队细菌实验和生产所在地,也是细菌战受害地,有大量的受害者、见证者,这一块是近藤他们没有办法更深入做的,而正是中国记者大可有所为的。

相比来说,我做一段时间停停,停停再做做,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想一个记者接触到一个庞大的选题的时候,往往难以一下认识到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把一件事当作一生需要去做的事,就像近藤一样,自觉自为不折不挠不离不弃,非有使命感不成。我向王选学到了很多,我的认识也是一步步提升的。

一开始接触细菌战,我把它当做是战争受害的一部份,是一种悲苦的诉说。写《王选的八年抗战》书的时候,我认识到细菌武器是二战中出现的人类最残酷的杀戮方式,它比原子武器有过而无不及,它的无边无际的蔓延、反复的隐蔽的杀戮、对所有生命体的无选择灭绝都是相当甚至超过原子武器的,但今天全世界都对原子武器保持警惕,但对系列化武器却远远没有相应的重视。而中国作为受害国,却集体忘却了这件事,若不是日本人回到中国调查,掀起民间诉讼,整个的细菌战记忆,就是一个大黑洞。

十年后再写细菌战,我发现细菌战远没有在中国结束,受害者的伤口还在流脓流血,细菌战的事实还没有揭开,仇恨远没有转化成和平的力量,而是时时随着民族主义情绪泛起,中日都没有跨过历史的门槛。

王选是一个具有国际眼光和人道主义情怀的人,这是她的大格局。这让她不只是“爱国者”。她不仅能够对中国受害者保持持久的悲悯——用十年的时间只身带着学生志愿者在浙江的乡村遍寻烂脚老人,让这原本在国民党时期和建国以后都没有被认识到的疾病,显露出来并和日军细菌战建立统计学上的联系,而且对于日本人——那些认识到错误并在中国人面前下跪的老兵充满悲悯,她希望细菌战能够尽快成为过去,让他们在死亡之前能够卸下包袱安心地死去。“战争无赢家,所有的人在战争中都不可能得到什么,只有失去”,我接触到很多参与到和平运动中的日本律师、市民,他们参与的初衷更多是爱国者,抱着让日本从历史的耻辱中走出来的想法,或者还有为某个政党的政治目标的成份在其中,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真正像王选这样纯粹的人也不多见。


医生用可视眼镜将图像传回上海,金华现场和上海的医生同时会诊。


但王选并不是一天成为现在的王选的,我见证了她的成长,并且和她一起成长。

我写过细菌战受害者王晋悌,他是一个普通的崇山村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他从调查自己家的受害情况,到调查整个村再到调查义乌的受害,绘制受害地图、制作登记表,跛着一条抗美援朝中受伤的腿,以七十多岁的年纪,跑完了整个义乌县几十个村子,搞齐了一份1240人的鼠疫死亡者名单。至今崇山村的村头墙上还有他制作的大幅受害地图。从赤脚下水田,到洗洗脚上的泥站到日本的法庭上去作证,他完成了草民到公民的转变。我记得有一次见面,他向我递过来一张名片,是那种印制粗陋的,但上面清楚地写着他的身份:细菌战诉讼原告。在他去世的时候,我向报社申报题目,写了他的讣文:《王锦悌:一段鲜活历史的死亡》。

他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死去:8月6日,日本广岛上万民众举行遭受原子弹轰炸64周年纪念时,而同样遭受细菌战攻击的中国,没有纪念日,没有纪念碑。王锦悌在孤独中死去,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什么也没有得到:正义、道歉、赔偿、抚慰甚至同情,他死得无声无息。他的死使崇山村30名状告日军用鼠疫作为战争武器的原告减少到13人。他们中的17人都在漫长的诉讼和等待中无望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现在想来,这样的东西写得太少了,像王晋悌这样的农民有很多,沿着他们记忆,你可以回到当年,也可以明白当下他们的努力。他们是历史的活化石,而现在记录历史的时间窗口基本上已经关闭,这些老人大都离世,活着的也都是风炷残年,今年4月还在接受我的采访的向道仁,5月再想访问时,已然离世,留在笔记本上的,只有他手写的名字。

面对这样的故事,面对一个个生命的逝去,我总是有一种冲动,能够再多做一点,不只是做一个记录者。今年看到王选身体日渐力不从心,精神也常常处于焦虑中。一项原来赞助王选进行烂脚病调查的资金不再赞助,把王选他们的调查放在半路上,而放入体制内的有限的公益款项因为繁缛的报销手续让有些花销根本不能报销,王选一直在自己挣钱垫付。王选这几年完全没有收入,这我是知道的,于是我想用自己的报道帮帮她,帮帮受害者。在和腾讯的朋友商量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募集100万资金用于烂脚老人医疗救助在腾讯乐捐平台上线,王选是发起人,我以持续深入的八篇报道维持新闻热度。

“南香红和王选,写作和奔走,为医治战争创伤而捐款。”一位朋友为我们呐喊。

中国最好的创伤医生注意到王选的呐喊和媒体的报道,他们聚在了一起:承担国家科研项目研究冲击波创伤的王政国院院士、301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国家创伤科研项目首席科学家付小兵院士、中国创伤治疗元老肖玉瑞医生、上海瑞金医院的谢挺医生等,他们在私下里说:“这是一场医生和医生之间的战争。”当年细菌研究者和施放者都是日本的医学博士,现在治疗创伤的是中国医学界最顶级医生。这场医生之间博弈在战争结束后70展开,从来治不好的烂脚,有了治愈的可能。

这一个月,好消息不断传来,老人们已经陆续住进医院,接受治疗。我在丽水木后村采访的烂脚老人何遗祥已经治愈出院,还有丽水莲都镇张村街村的夏德连,我见他的时候,他说他得等今年的桃子卖了以后,才会有钱治烂脚。现在他也在公益资助下治愈出院了。

王选说,做细菌战以来,看到的从来都是极悲苦的事,没有办法帮到烂脚老人,也是她心理的极大负担,现在,她非常非常的开心,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四月里老人的脚还在眼前烂着,现在他们竟然治好了一生的烂脚,他们该有多开心啊。烂脚人姜春根一直拒绝去治疗,他怕到医院他的烂脚会被截肢,他说:“锯了腿,死了以后,下辈子都没有腿了。”王选听了这句话,内心啾然。姜春根是江山市腿烂得最厉害的人,王选一直从上海给姜春根寄纱布和药,时不时塞给他一些钱,甚至给姜春根同村的一个私人门诊医生钱,希望他能够按时去给姜春根换药,但这位医生拿了钱去了两次,再也不见了。

我在等他的入院治疗的消息,我相信王选也是。


题图:2002年大年三十,浙江义乌,王选赶往细菌武器的受害地取证。图片来自CFP。

南香红,曾任《南方周末》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现任南方都市报《中国财富》杂志主编。除新闻作品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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