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夜读:《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

上海译文 2013-09-03


任溶溶,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曾任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上海语文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开始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工作,先后翻译了《古丽雅的道路》《长袜子皮皮》三部曲、《小飞人》三部曲、《安徒生童话全集》、E·B·怀特童话三部曲(《夏洛的网》《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等等颇具影响力的作品。他创作的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天才的杂技演员》等以及一大批儿童诗,均以幽默、夸张、充满童趣见长,系我国儿童文学经典之作。


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

   

一、 我的名字

   

    我叫任溶溶,其实我不叫任溶溶。我家倒真有个任溶溶,那是我女儿。不用说,先得有我女儿,才能有我女儿的名字;先得有我女儿的名字,才能有我用的她的名字。我是在她生下来那年开始专门做儿童文学工作的。知道我女儿的岁数,就知道我专门从事这工作的年头了: 她是属狗的。再说她如今也有了她自己的女儿,瞧,这小妞儿这会儿正坐在我身边看书,一页又一页地看,一页又一页地翻,可书倒着拿,因为她别说不识字,连画也看不懂,总共才一岁。


    我做起儿童文学工作来,是件很偶然的事。


    我本来是——不,我一直是个文字改革工作者。我十几岁就参加文字改革工作(那会儿是宣传拉丁化新文字),以后再没放弃过,这个工作对我后来做儿童文学工作有很大的好处。研究拼音文字就要研究我国文字的发展规律,要注意口语,这就使我对祖国语言文字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儿童文学除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并使他们获得艺术享受之外,还要向他进行语文教育。孩子正在学习语文阶段,一篇短文,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向孩子进行语文教育,因此儿童文学工作者都要有语文修养。我自己是通过做文字改革工作获得这种语文知识的。


    我在大学里念的是中国文学系。那时候我对文字学和音韵学很感兴趣,再加上我觉得外国文学用不着别人来逼我读,我自己早就一直在读,倒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逼一下读不下去,也读不大懂,因此有意选了这个系。结果就给古诗词迷住了。这也使我长了不少知识。


    学校出来以后,我翻译美国文学作品,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同学进儿童书局编儿童杂志,要稿子,知道我在做文学翻译工作,跑来找我,要我每期帮他译几篇凑足字数。我于是去找外国儿童读物看。它们丰富多彩的插图吸引了我,我很高兴帮他这个忙。因为每期有几篇,笔名要用上好几个。我这时候刚有了第一个孩子,她的名字也成了我的笔名之一。由于喜欢这个孩子,也就喜欢这个笔名,碰到自以为得意的作品,如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哈里斯的《里马斯叔叔的故事》等,就用上这个名字,到后来自己竟成为任溶溶了。不知怎么搞的,我竟没想到孩子会长大起来。等到她长大起来,麻烦也就来了。有人上我家找任溶溶,家里得问找哪一个。后来来老的找我,来小的找她。当然也有弄错的时候,来了小朋友,以为找她,却是来找我的。至于有些小读者给我来信,开头就是“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亲爱的任溶溶阿姨”,毛病一准也出在这个名字上。


    这就是我名字的来由。

   

二、 我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们现在说的儿童文学,是指为儿童写的文学作品,其实儿童也有自己的文学作品,我小时候就写过。为了供研究儿童心理的同志参考,我不妨说说自己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


    我小时候是个电影迷,不但是个电影迷,而且是个电影说明书迷,收集了很多很多说明书。到后来,竟然“创作”起电影说明书来了。想起来这是小学二年级时候的事。我小学是在广州读的,进小学一年级之前已经读了三年私塾,四书读到《孟子》的《离娄》。进一年级已经会作文了。我为我这些电影说明书自编故事,自然是模仿看到的电影,主角大都是劫富济贫的侠盗、抵抗敌人的英雄之类。年纪小,当然不懂爱情,但爱情故事一定也写过,电影上有嘛。我编好了故事,还编演员表,给我喜欢的电影演员随意派角色。只有一样东西肯定没有,那就是导演,因为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导演的重要性。编剧也是没有的,连这个名称也不知道。因此请勿怀疑我从小就好“名”。那时看的八成是外国电影,我“创作”的也是外国电影故事。这些说明书像海报似的贴满一屋子,读者不多,是常上我家的两三个同学。


    我从“创作”电影说明书又发展到自己画电影。我小时候又是个连环画迷,情愿把早饭钱省下来,到小书摊租连环画回来依样画葫芦。这时我把自己“创作”的电影故事画成连环画卷,想要用手电筒把它们照到墙上去,无奈怎么也照不出来,因为纸太厚了。当时我还没见过幻灯。尽管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大功没有告成。这说明我笨,要是我聪明,我一准就发明幻灯了——虽然幻灯一准早已发明,可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我念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差点儿还写出了“长篇小说”。我当时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是《济公传》。我喜欢济公耍弄恶人的那种滑稽办法。我居然拿起笔来给这本小说写续集,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了一张稿纸,从“第一回”的题目到“未完”这两个字,正好是一张稿纸,大概四百个字。我把我想得出来的所有荒唐幻想都凑上去了,可说“几易其稿”,才抄成了这一张稿纸。写完以后我十分得意,装进信封,投给报馆——广州的《越华报》,接下来就天天等回音,以便续写。当然,回音没有接到,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也就此“夭折”。幸哉!


    类似的“稿件”,我想今天的报刊编辑部也会收到吧?

   

三、 我的翻译

   

    我翻译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登在194611出版的《新文学》杂志创刊号上,是土耳其Sadri Ertem(那时在宣传拉丁化新文字,有意不把作者的名字译成汉字)写的儿童小说《黏土做成的炸肉片》,不过当时用的笔名是易蓝。接下来却去译成人文学作品了。


    我转到儿童文学翻译工作上来以后,由于学过点俄文,从少年时期起就爱苏联文学,自然找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来看,一看就在眼前展现了一个新世界,开始打算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


    那时上海有一个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以苏商名义办的时代出版社,专门出版苏联作品。我同社里一些同志很熟,他们知道我的这个打算,大力支持。建议我就为他们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我译一本他们出一本,包下来了。于是从解放前起,我有机会一本接一本地在时代出版社出书,他们还让我自己安排版面,进出他们的印刷厂,简直把我当作了时代出版社的“同人”。我能够全心全意走上儿童文学翻译工作这条道路,首先要感谢时代出版社姜椿芳、倪海曙等同志。我在那里一共出版了十几本书,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和马尔夏克的儿童诗、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伊林娜的《古丽雅的道路》、科诺诺夫的《列宁的故事》等等。


    谈到时代出版社,我不禁想起一件事。尽管时代出版社的同志和我很熟,这件事他们却绝对绝对绝对不知道。事情虽然和儿童文学无关,却还是想说一说。


    时代出版社创办起来,是从出版《时代杂志》开始的,那是在1941年苏德战争刚爆发后不久。他们的发行部在斜桥弄(今吴江路)一个小房间里,附带免费发送英文版《每日战讯》,我每天傍晚总要走很远的路去取。我当时从英文译了一篇苏联卫国战争小说,有一天去取《每日战讯》时,把稿子偷偷塞给发报的同志,接下来的一期就登出来了。我用的笔名叫托华。那时候我正在学俄文,很爱俄文“同志”这个词,俄文“同志”的音是“托华里希”,我取了开头两个音节做笔名。收我稿子的那位同志几年以后竟成了我的朋友,可我没跟他谈过这件事,就算谈了,他也一准想不起来,因为像我这种会取《每日战讯》的小青年太多了。


    上海解放后不久,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出版儿童读物,让我负责编辑《苏联儿童文艺丛刊》(1950年底创刊,一个月一本,出版了一年多)。为了向儿童提供有益的读物和向儿童文学工作者提供参考作品,这个丛刊的出版是有意义的,它还团结了上海的儿童文学译者,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了有名的翻译家。


    1952年底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我一直在这个出版社里负责外国儿童文学介绍工作。因为客观需要,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当时出了很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丛书,准备把国外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系统地介绍过来,一些重要作家还出版选集,如《盖达尔选集》。这个工作可惜后来停止了。我至今还是认为这个工作应该继续做下去,扎扎实实地给儿童,同样重要的是给儿童文学工作者整理出一套好书来。要问我对儿童文学工作还有什么宿愿的话,这就是我最大的宿愿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使用的外语只有两种: 英语和俄语。我大量翻译的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也介绍了意大利罗大里的童话和诗歌以及其他国家的童话、儿歌等。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和同志们一样给关“牛棚”,长期靠边。可我如今回顾一下,这整整十年我总算还抢回了一部分时间,没完全浪费掉。在“牛棚”里既不准工作,也不准随意看书,只可以写“检查”、“交代”和劳动,不写、不劳动的时候只好呆呆地坐着。我实在闲不住,于是想到读意大利文。意大利文我原先虽然断断续续学过一些,可是因为忙,没有集中时间好好学过,而抄家之后,劫余书中居然留着意大利文课本。于是我白天在艰苦劳动间隙抢时间休息,甚至在菜场的柜台上睡过午觉,晚上就抢时间在家里学意大利文,把生字和语法规则抄在薄纸上,带在身边,白天在“牛棚”里背。这样我总算学到了一些意大利文的起码东西。后来到干校,无法偷学,停了。等到从干校回上海以后,我又利用业余时间重温日文,得到在外文资料室工作的朋友的帮忙,借了日文书偷偷地看。屈指算来,我在这个时期看的日文小说,大概比我看过的英、俄文小说还要多。我们广东有句俗话,译成普通话就是“跌倒抓把沙”,意思就是即使倒霉摔了跤,也要趁此“机会”捞回点什么。在“四人帮”横行期间,我就按我们老祖宗的这句格言办,是捞回了一点东西,至今感到庆幸。我从意大利文译了《木偶奇遇记》,还准备译罗大里的童话和诗。至于日文,我曾在《外国文艺》杂志上负责介绍过日本文学作品,只是在儿童文学翻译工作上我还没怎么用上,我想以后会用得上的吧!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杂志,起初根本没有考虑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简直连心也不动。真得感谢197810月在庐山召开的儿童读物出版座谈会,在会上我受到同志们的鼓舞,心动了。而且越动越厉害。下山以后,业余除了创作,一口气还翻译了好多部儿童文学作品,一年当中译了二三十万字,比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何一年都多。人老了,时间少了,该为孩子和儿童文学事业多干点活,我老这么想。


    我感到在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方面要做的事很多。解放后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是介绍了不少,优秀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有了译本,可是世界上有不少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还需要介绍,特别是供我国儿童文学工作者参考。我以后打算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包括资料工作。


    在翻译工作中,我日益感到为儿童翻译书必须牢牢记住这是写中文,更注意中文,注意祖国语文的规范化,因为它同样负有对儿童进行语文教育的任务。外国作家给儿童讲故事,不但要让他们听懂,而且听得有味道,我们改用中国话来讲,也同样要做到这一点。儿童文学作品最麻烦的是常有文字游戏,碰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照字面译,要改成相应的、在中文里也是有趣的东西,靠注释说明在原文里某字和某字谐音,某字语义双关等等,就会使作品乏味。译者既要对得起读者,也要对得起作者,要务使外国作家有味的文字不变成无味的文字。这不是件容易事,我至今还在学习。


    我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虽然小说、童话、剧本等等无所不译,但最感兴趣的是译儿童诗。在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儿童诗占很大的比重,有不少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是诗人。这是因为儿童诗在儿童文学中占特殊的位置。儿童接受文学作品是从催眠曲开始的,是从听作品开始的,在识字以前,就听了大量儿歌和故事。儿童善于背诵,儿歌有韵,即使无韵也有节奏,容易记。儿童爱唱儿歌,中外相同。不少外国儿童诗的确是好诗,很有借鉴作用,值得介绍,尽管译诗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岂止不讨好,甚至要讨骂。说文学作品不能翻译,更多的是指诗。这也有道理,因为诗的语言是极难用别的语言代替的,只要看中国古体诗译成白话诗也很难就知道。但我觉得这工作还是得做。如何译诗,争论起来可以没完没了,我主张就让各人用各人自以为是的办法译就是了,百花齐放。好在今天的新体诗也无一定形式,只要译出来是诗就好。译者自然都是要把诗译好的。既是儿童诗,当然还应该受到儿童的检验,为儿童喜爱。我几十年来一直在探索诗的翻译问题。我接触到的一些外国儿童诗是有格律的,我尽力在引进诗体方面也进行尝试。我常跟青年读者说,原诗的内容和结构,在翻译的诗里基本上是保持的,但文字却是译者的了,它甚至可能比原作的文字更好,当然,往往是比原作的文字差,读者,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即使对译文不满意,也不妨硬着头皮读一读,透过译文看看原作的内容和意境,从中得到点什么。读我的译诗也希望能如此。


    我在翻译上还做过一件事,就是为文字改革出版社试验用“拼音文字”译了阿·托尔斯泰的著名童话《金钥匙》。那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因为不用汉字,就较少受汉字影响,全部是口语,译出后我十分得意。可惜这部稿子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已在出版社毁于火中。粉碎“四人帮”后我重译了这本书,却是用汉字译的了,恐怕比不上失去的那一稿。假使文字改革出版社恢复,这种拼音文字试验工作我还是要做的。

   

四、 我的创作

   

    关于我的儿童文学创作,那没什么可说的: 我至今还处于学习阶段。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我主要做翻译工作,虽然也创作过诗歌、小说、童话,但纯属客串性质。


    先说写小说吧。


    我的第一篇小说叫《妈妈为什么不去开会》,是解放后不久写的。那时候少先队员还叫儿童队员,许多妇女也没参加工作。这一篇小说写一位妈妈不去参加里弄的学习,她的儿子,一个儿童队员,认为妈妈太不应该了,理直气壮地去跟她讲道理,要说服她去开会。搞了半天,妈妈不去开会,原来都因为他和弟弟妹妹吵吵闹闹,去不了。于是他决定带好弟弟妹妹,让妈妈去开会。小说在《新少年报》发表出来后很受欢迎。可是里面有个细节,写这孩子教妹妹不够耐心,打了她的头一下。有读者认为这样写歪曲了儿童队员的形象,我还得做检讨。可我认为这样写完全可以,因为孩子最后认识错误了。我那时候翻译够忙的,创作这么麻烦,想想还是不写算了,一搁笔就是几年。


    我接下来写出了《我是个黑人孩子,我住在美国》(后来出单行本改作《我是个美国黑人孩子》),写这篇小说完全是偶然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要我介绍外国儿童生活,我看了一个外国报道材料,讲一个美国黑人孩子被三K党围殴的不幸遭遇,十分感动,就把题目告诉了他们,他们马上在《每周广播》上发了消息,定好了广播时间。可是到译稿时,我觉得这报道太简单了,我国孩子听了不一定那么感动。可是题目已经登出去,时间也定好,非在规定的时间里照题目讲不可。我真叫做骑虎难下,又得对小听众负责,于是索性像命题作文那样创作小说。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从小是电影迷,看的片子十有八九是美国片,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做美国文学介绍工作,对当时美国黑人的生活还有点间接的知识。我十分同情报道中那个美国黑人孩子,于是以这件事为题材,很顺利地构思出故事,一下子写好了,目的只为了完成广播任务。《少年文艺》主编李楚城同志知道了这件事,竟然听广播审稿,立即拍板成交,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这篇小说,后来几个地方转载,还用作教材,出了单行本,选到上海的《十年儿童文学选》里,这却是我始料不及的。后来我又写了几篇以外国儿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再说童话。


    这里我只说说我开始写的两个童话:一个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是《一个天才杂技演员》。

    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常到孩子们的集会上去讲故事。讲外国故事讲腻了,很想针对孩子们的情况讲点别的什么。两个童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关于没头脑,我自己是一个,深有体会,“不高兴”则是好些孩子的口头禅。碰到这种孩子,批评他们吧,他们总是不服气,认为这是小事,跟大起来做大事没关系。我就想干脆让他们带着他们的缺点就变成大人去做大事,出点大洋相。这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不高兴演武松打虎里的老虎而不肯死这一段,是借用小时候看到的一段广东梨园掌故。掌故里说一个扮老虎的演员向扮武松的演员借钱抽大烟,“武松”不肯借,扮老虎的就一直不肯倒下,直到“武松”答应为止,我把这段掌故搁这儿来了。至于《一个天才杂技演员》,那是因为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位运动员,长得英俊,身体说不出有多棒。过了多少年再见到他,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原来他不当运动员了,成了个大胖子。我觉得很滑稽,就借这件事给孩子说明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苦练出来的,就算你比别人聪明一点,要是不勤学苦练,就得不到本领,有了本领也会荒废掉。因此我加上个胖小丑因为勤学苦练成了个有本领的杂技演员。胖变瘦,瘦变胖,孩子们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就要他们在嘻嘻哈哈声中接受我的道理。这两个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效果不错,编辑同志逼着写,甚至空出版面等稿子。《没头脑和不高兴》我是到截稿前两个小时才像“立等可取”似的一口气写下来的,读了一下就交出去发排了。因为这两篇都是讲过的故事。我那时候天天听相声,讲时学单口相声的口气,这一点,在童话的文字里也反映出来了。


    我这两个童话都被改编并拍成了美术片,一个拍动画片,一个拍木偶片。拍电影是导演他们的功劳,我不过是提供个剧本。但我上面说过了,写电影故事是我童年时的“老本行”,写的故事真能拍成电影,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我高兴的了。


    我认认真真地学写点东西,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我很早就有个打算,准备四十岁开始搞创作。我一直翻译人家的东西,有时感到很不满足,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有时一面翻译,一面还对原作有意见,心想,要是让我写,我一定换一种写法,保管我们的孩子更喜欢。特别是译儿童诗,又要符合原意,又要符合整首译诗的音节数和押韵等等,极花心思,说不定比作者写一首诗花的时间还多,


    不由得就想干脆写自己的诗。于是我弄了个小本子,不断记下自己准备写诗的题目,留到不惑之年开笔大吉。可我动笔没等到四十岁,提早了三年,那是因为翻译任务轻了,闲不住,再加上创作的愿望越来越强,憋不住。


    我把小本子打开,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研究。有些题目在记题目时很感动,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还很感动,就写;有些题目一时很感动,过后再想想并不那么感动,就不写。我一口气写了几十首儿童诗,除了给低幼儿童的以外,其余的后来都被收到了《小孩子懂大事情》这本集子里。


    用小本子记题目的习惯我至今保存。虽然也有些题材是一想到就觉得有把握,马上写成,但很多都经过一定时间的淘汰,经过一定时间的思索,觉得值得写才写。我写得慢、写得少,固然由于不够努力,但这也是一个原因。写得慢、写得少,不一定写得好,这是水平问题。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诗的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得在生活中善于捕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写下来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否则冥思苦想也无济于事。举个例子来说。我有一次去参观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有许多大烟囱,而在许多大烟囱中间我忽然看到一个最小的烟囱,那是烧水房。平时讲到大工厂总讲大烟囱,我偏讲个小烟囱,对儿童来说就有点奇怪,我决定通过这个夹在许多大烟囱之间的小烟囱去歌颂烧水工人的平凡劳动。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一个好结尾。后来报上报道一位先进的烧水工人爬高,把开水送给不肯下来喝水的高空作业的工人,这才启发我解决了我这首诗的结尾问题,因为烧水工人拿着开水像杂技演员那样爬高,挺奇怪的。


    诗要引人入胜,开头就要吸引孩子,让孩子跟着你走,可诗里面还得有胜,如果没有胜,孩子白跟你走了一通,最后平淡无奇,要叫上当。儿童诗最好从题目起就吸引孩子,诗的结尾又有回味。孩子好奇,我常让他们猜点谜,孩子没耐心,我常带点情节。当然,诗是多种多样的,我说的是我写得比较多的那种诗。


    我翻译诗的过程是我学习的过程,我很有兴趣看一些成功的儿童诗人如何从生活中取材,又怎样巧妙地表现出来。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眼力和功夫,使自己也善于从我们的生活中取材,巧妙地表现。我还要继续学下去,本领是学不完的。


    我写诗喜欢用比较整齐的形式,也想探求一种为儿童喜爱的诗歌形式。可是我也欣赏别人的不同形式。每个诗人写诗都有自己喜爱和熟练的写法,儿童也喜爱各种各样的写法,我赞成各写各的。


    为了繁荣儿童文学创作,我今后一定要在这方面多贡献点自己的微薄力量。创作创作就得创,我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

   

    19801月底2月初于北京出差时随想随记,

    199110月修订

   

    本文收入译文社出版任溶溶先生散文集《浮生五记》

    该书中的一些文章已经见著历年国内各大报刊及杂志,有比较强的时代性与纪念性。还有一些文章是任老近几年的人生感悟以及对于诸多人与事的心得体会。整部书稿的文字纯净直白,朴实厚道,较具亲和力,其间亦不乏其童心未泯的生活情趣与对自己一生挚爱的翻译事业的一贯追求。

    用直白朴实又不乏童趣的文字,悉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富含浓厚的个人体验与时代感怀。大家眼中的吃、喝、玩、乐、书,情趣不尽,更在吃、喝、玩、乐、书中淋漓尽显大家的人文关怀,思考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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