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制作《天书》的过程

做書 2014-10-14

1986年的某一天,我在想一件别的事情时,却想到要做一本谁都读不懂的书。这想法让我激动,这种激动是那种只有自己身体才能感觉到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想到这件事仍然很激动。连续许多天都如此。几个月过去了还是这样。而每次激动,思维也跟着激动起来,不断地为这个想法附加各种意义,它的“重要性”,在还没有动手之前,就被放大了。可以肯定了!这将是一个值得全力以赴的事情。当时我必须完成研究生毕业创作。次年七月,完成毕业展之后,我马上转到这本“书”的创作中。


我对做这本书有几点想法,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一,这本书不具备作为书的本质,所有内容是被抽空的,但它非常像书。二,这本书的完成途径,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书”的过程。三,这本书的每一个细节,每道工序必须精准、严格、一丝不苟。


我相信,这件作品的命运,取决于整个制作过程的态度,假戏真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艺术的力度就会出现。“认真的态度”在这件作品中,是属于艺术语汇和材料的一部分。


我希望这本书看上去不是素人所为,而是有知识依据的。每个细节的决定,都是有讲究的,因为这本来是一个没学问的人的举动。这特别反映了我一直以来对知识进不去又出不来的敬畏之感。越是这样,我越希望它更像一部精典,最好是宋版的风格,是正装出席的,这样,能帮它装扮出很有文化的感觉。面对它,是要屏住呼吸、不可大声喧哗的;要把手先洗干净或要准备白手套的。制作,必须是手工刻制、印刷的。印出来的东西,在习惯上是正式的;是要认真对待的;是和真理有关的。


学版画的我,很知道“复数性”和印刷的力量。字体,我考虑用宋体。宋体也叫“官体”,通常用于重要文件和严肃的事情,是最没有个人情绪指向的、最正派的字体。


《天书》的第一页


原则明确了,便开始了准备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泡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库,把线装书的知识弄清楚。由于母亲工作的关系,我被介绍给书库主任。主任问:“你要看哪方面的?”我说:“看最古老的和大开本的。”他说:“那多得很,出纳怎么给你提?”我事先买过一套文物出版社的《中国版刻图录》,我说了一两个书名,但也许都不是最老和大开本的。他把我转给出纳,说:“这是杨老师的孩子,他想看什么就让他看吧。”他一定是看出我并没有明确的领域,又像是什么都要看。书来了,我装作很懂版本学的样子,看上去像个研究方向清楚的学者,严肃认真地翻开每一页,并做着笔记,与边上的其他老师没什么区别,只是换书的频率比他们快很多。


几天过去了,可怎么也找不到我想象中的宋版书,但凡宋版都不是宋体,而是楷体。只有到了明版才出现宋体。我对此的分析是:早期刻书,作者或抄书人把书稿交给刻工,刻工按书家风格抠刻出来,不敢走样,这是刻工的本分。随着刻书业的盛行,刻工为求速度和行刀便利,逐渐形成了硬边的宋体风格。这种字体不是由某个人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宋至明,历代刻工创造的,也可说是天成的。台湾管宋体叫“明体”,也许更准确。称“宋”是因为从宋代就开始了;叫“明”是说到明代才完善。宋体字是中华审美经验的结晶之物,看雍正年间“水云渔屋刻本”和清“乾隆内府刻本”的宋字,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世间真有“看在眼里拔不出来”这回事就好了。


我不能用楷体,因为任何楷体都带着书写者个人风格,风格是一种信息,既有内容,就违背了《天书》“抽空”的原则。我决定使用略微偏扁的宋体,扁会融进些汉隶之感,但不能过,有一点感觉就够。但版式应该参照宋版。宋书行少、字大而密、鱼尾偏上、版心饱满。我反复调解这些因素,找到在我的书中合适的关系。


在图书馆泡了一阵子后,我对版本学产生了兴趣。有一段时间感觉极好。那时,如果谁递给我一个古本,我可以准确断代,像灵验的算命先生。


我这个业余版本爱好者,时有自己的“发现”和观点。当我一眼就能分辨哪些是活字、哪些是整版印刷后,我惊讶地发现:虽然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在实际的印书业中,并没有被广泛使用。我的观点是:活字印刷并不适合汉字体系,而更适合拼音文字。所以这一技术很快被欧洲人所用,中文排版要从几千字中找出想要的那个字,光这一点就够费力了。另外,排字工必须识字,即使这样,一页书稿排下来也难免有误。校对又是一道工序,哪怕只漏一个字,整段都要重来。最主要原因,是市场决定的。活字印书,排、校、改、拆、一页页地搞,拖的时间长。


而整版的优势在于:保存一套完整书板。如果明天就要出书,今天,一百个印工,一百块版,同时动手,是赶得出来的,且正确无误。最后一点,是我个人实践所得:把那么多活字木块切割成可用的精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只有上过手的人才深谙此道。所以当伦敦“寒山堂”主人冯德宝(Christer von der Burg)先生得知《天书》是用活字印出来的时,他惊讶地脱口而出:“you are a genius!”(你是天才!)我想,我折腾活字的经历,说我是“劳模”更对。我只能使用活字,否则,这本书一辈子也别想弄完。


我开始准备活字用的木块。我反复计算了字块应该的大小。我找来锯和刻版画用的梨木板,在宿舍动起手来。我急于开始,我没有耐心去找有电锯的地方。光想没有用,只要动手,就在向最后的结果接近。


但开始动手,真正的问题就来了,这是整个过程中最难的;也是活字印刷术最难的事情,不知道古人是怎么解决的。要把每个字块的六面锯成绝对的90°,是很难的。看起来整齐的木块,一旦在字盘中被挤紧,面上一定是高低不平的。我用砂纸把表面磨平,可当我把它们打散再重组起来时,它们还是七拱八翘的。我再次磨平,也无效。其实,刻字面是否平整,是由其它五面决定的,每一面必须确保严格的90°。我决心把其它几面都磨一遍。几天时间里,小屋粉尘飞扬。我努力地做着,期盼着可以动刀的时刻。但精心打磨了一轮后,再回到刻字面时还是老样子。现在我知道了问题所在:一方木块儿的六个面是互为依据的,但它们在空间中始终没有一个面是正确的。无奈,只能印时再说了,我必须尽快动刀。


我是学版画的,但我们学的完全是西方现代版画这一套,与中国传统刻版是两回事。要了解这套技术,我能想到的就是去荣宝斋找刻工师傅。我被中间人介绍给一位中年师傅,他希望去家里见面,而不是荣宝斋工房。见面是在一个中午,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师傅和他妻子在20分钟内就把饺子做好了,招待我们。手艺人就是心灵手巧,这让我佩服得很。对从南方来的我家人,如果决定包一次饺子,几乎是需要多次讨论和全家分工,然后折腾一天才能吃上的事情。那天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他帮不了我。因为刻书与水印木刻是两套事情。刀是一样的,这种“把刀”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师傅同意借给我一把,回去照着自制。在北方是找不到刻书师傅了,只能自己想办法。


《天书》活字原版


我决定造四千多个假字,因为出现在日常读物上的字是四千左右。也就是说,谁掌握四千以上的字就可以阅读,就是知识分子。我要求这些字最大限度地像汉字而不是汉字,这就必须在内在规律上符合汉字的构字规律。为了让这些字在笔画疏密,出现频率上更像一页真的文字,我依照《康熙字典》笔画从少到多的序例关系,平行对位地编造我的字。这本字典是我爸从老家带出来,并留存至今唯一的东西。书上有个名章“徐正真印”,一定是徐家祖上的一个人。


让这些字更像“它们自己”的关键一步,是利用字的本性。汉字是由一些表示世界的基本要素的符号组成,我把一个类似“山”的符号,与一个类似“水”的符号拼在一起,你一定会说这个字是表示自然的;如果我把“工”与“刀”部拼在一起,你一定知道这个字是说人造物的。这让你自己首先相信,明明有这个字。这就像你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却叫不出他的名字。这让我的这些假字,比起古字典中那些已经死掉的真字更像真字。


到现在还不能动刀,把字稿转到木块儿上,也是一道工序。传统方法是:先将字稿正面扣贴在木板上,待干后,再把纸弄湿,用拇指将宣纸表层纸浆搓去,直到薄如蝉翼,可透出墨稿清晰的图像。刻工连纸带木一起刻下去,准确无误。但我并没有按照正宗的方法,觉得有点太麻烦。我不必如此,因为我是为数不多的自写自刻的人。刻手决定墨稿,就不存在是否忠实于原稿的事,刻便成为调整的过程。我写的字稿有楷体成份,经过刀的整理,自然就成了宋体,有点儿像是刻书,从宋到明演变的缩写版。


我弄了一套自己的办法:用加盐的墨汁,将字写在半透明的硫酸纸上,待干后,把字稿扣在木块上,再刷少许水,盐的返潮性能让墨溶化。这时用些压力,字稿会被转印到木块上,是反字,印刷出来是正字。


这些准备工作像登场前的仪式,现在终于可以开刻了,这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当时除了在中央美院教授素描课外,我停止了几乎所有活动,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开始了刻字的过程。事实上我喜欢这种纯手工的、需要花时间的、不费脑力的工作。只满足原始的、数目累积的兴趣。今天比昨天多刻了两个字,加起来是多少字——这让我感到充实。是看得见的在接近我的目标,比到处去参加无边的文化讨论,感觉好多了。那种活动参与多了,自己原先有的一点东西似乎也都没有了。


人生的核心命题是“渡过”,就是如何把时间用掉的能力。


精致的刀锋划开新鲜的木面,每一刀都是一个决定,这是一种与物质的交谈,只有我们之间才有的。你面对的是“没有内容”,所以它不干涉你,思维无边地游走,不 含多余的杂念。坐在那里,空气已经很充实了,不需要任何音乐。楼道里的喧闹,全被过滤在这个空间之外。很多人觉得我刻苦耐劳,哪知道我却享受得很,享受着 一种自认为的、封闭的崇高感。在人们忙着排队买菜、过好生活的时候;在知识界狂热阅读、研讨的热潮之外,我却忙着赶刻连自己也不认识的字。


已经刻有两千多个字了,我开始试印。十月份中国美术馆给我一个展览档期。我是年轻艺术家,不想浪费这个机会,也想借此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和行为。


我首先印刷那些长卷。我按尺寸做了一个字盘,我愉快地选择我认为应该的字,放在应该的位置上。我用最土的方法——几条麻绳,一根小棍,转几圈后字盘就被勒紧 了。我知道水性墨印不是件容易事,那需要一套特别的技术,在干湿变化合适的时刻,一挥而就。何况我的版面超大,凭我的“段位”是不可能的。我用我熟悉的油 性墨印刷,墨滚子把崭新的刻板弄脏,真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强暴”。我和助手保全小心、兴奋地揭起第一页,大失所望!比心里准备的效果还要差,就像一块不干 净的旧地板。印痕比什麽都敏感,一点细微处都会反映出来。把字块儿勒得越紧就越不平。玻璃最平,我找来一块厚玻璃,把字模头朝下排在上面,再盖上一片加热 的胶泥,用滚筒擀压,胶泥填充在高低不齐的缝隙中。胶泥冷却后会变硬,再把板子整体翻过来,就可以上墨了。这方法是成功的,却是麻烦的。白天我和保全一版 一版地印,晚上我继续刻字,刻字是一种休息。


《徐冰版画艺术展》开幕了,我有意明确是“版画艺术”,因为我想强调印刷对这件作品的重要。这 件作品最初的名字叫《析世鉴——世纪末卷》,那时对“深刻”问题想得特多,才用了这麽个别扭的名字。这作品本身倒有中国文化的坚定感,题目却受西方方式和 当时文化圈风气的严重影响。后来人们都管它叫“天书”,我觉得可以采用。


我在展厅里制造了一个“文字的空间”,人们被源源不断的错误文字所 包围,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一种倒错感,让人们疑虑:是什么地方不对劲,也许是自己出了问题。我把这些“荒唐”的文字,供奉在神殿般的位置上,它们是有尊严 的,不再是被世俗滥用的工具。三条长卷从展厅中央垂挂下来,下面摆放着不同形式的“典籍”,有线装和蝴蝶装的;有《解字卷》(无意义的字解释无意义的 字),还有一个《中英对照本》(英文也是不能读的)。这些都是我的试验,我在为最后要做的那本书寻找最好的形式。


展览出乎人们的意料,吸引来艺术圈之外的很多人。我的艺术似乎让某些知识分子更不舒服,一些老教授、老编辑来过多次,这对他们像是有“强迫症”的作用。他们在努力找出哪怕一个真的字,这也许是因为,进入这个空间就与他们一生的工作正相反。


人们议论着《天书》,我却“失语”。我有一种失落感,我的“自我封闭的崇高感”被稀释在人群中。传统的人批判《天书》太前卫,是“鬼打墙”艺术,意思是这种 艺术和艺术家思想有问题;新潮艺术家认为《天书》太传统、太学院。我对争辩没有一点兴趣,一心想着那本还没有实现的“书”。经过这一年多的尝试,我已经清 楚这本书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


我重新确定了开本,过去的那套字大了三毫米,我决定重刻一套,反正我也喜欢刻。我打听到一家 工厂有一套进口木工设备,说是最先进的,误差不超过0.1毫米。我去试。由于我的小号字模只有小拇指尖大小,入锯和出锯处的木块儿还是有误差。我只能挑出 能用的部分,再做些加工,才基本上可以了。我一口气又刻了两千多块,比第一批刻得快多了。这一口气也快有小一年时间。


《地书》第一页


这回的书必须是一“本”正经的,不能再用印版画的油墨这类不地道的方法了。我跑遍了有可能与线装书有关的机构,经中华书局介绍,找到了一家专门印古籍的厂 子,在大兴县睬育乡韩营村。我带着崭新的还散发着木料味道的板子,找到韩营村。来这里并不方便,坐长途车到一个地方后,再租自行车,骑上两小时才能到。厂 长姓任,是个农民。左右坐着两个师傅模样的人,看上去很维护厂长。我把排好的版子拿出来给他们看,师傅拿过来,说:“这是什么?”我说:“是我自己刻的, 都是不认识的字,是艺术的想法。”他说:“这是干吗?”我说:“是艺术,先打张样再说吧。”我急于看到我刻的板被行家印出来的效果。师傅把版子拿走了,没 一会儿,他回来时像变了个人,眼睛放着光,嘴里反复说着:“这活儿印的!这活儿印的!”后面跟着几个工人,厂长也站起来。我看到清晰至极的书页,亮丽得让 人兴奋。


厂长说话了:“是你刻的?”我说:“是。”厂长像叹气似地“嘿”了一声。后来熟了,知道这是他的口头禅,一有感触,就先来一声 “嘿”。“嘿,这活你想咋弄呢?”他接受了!是我的手艺“感动了上帝”。他们肯定从来没有印出过这么清晰的书页,因为今天没什么人刻书板了,有的都是经过 历代印刷,模糊不清的古版。再好的手艺,也印不出效果来。今人,即使印了一辈子,也赶不上印头板的机会。在过去,新版开印是件大事,要用朱墨打样。我当时 不懂这些,否则,应该有五套朱墨的《天书》。


这一带解放前有印书的传统。文革后国家计划重印某些线装古籍,就通过中华书局,把老板找来,让 这小厂重印。我去时,厂里正在印《大藏经》,这套书板一直藏在北京房山云居寺。文革时,总理下令重兵把守才保护下来。我去这里看过,大殿中央黑压压的一座 由经板堆成的山,每块板都有一个小条案那么大,厚如砖头,两面刻。厂里人说:“藏经板光运输就拉了四十卡车,跑了一个多月,完整的一套书就装一卡车。”后 来,每当人们夸赞《天书》的工程和壮观效果时,我就会想:比起古人,我干的这点事算什么。现在的人真是没有耐心了。


那时,全厂为《大藏经》 这套书已经干了两年,计划还要三年才能完工。谁能相信,这么庞杂浩大的工程,就是由韩营村农民任厂长主持的。繁杂的册页序号、版号的归位,填补漏字、漏 页……他硬是靠自己琢磨弄下来。有时我想:他要是受过教育,不知道会是怎样不得了的人(那也难说)。我向他学了不少东西。他除了不会刻、印外,对线装书制 作这套事,知道的太多了。


那天打样出来后,我的威信被确立,厂长马上带我参观工厂。他一路上对干活的人嘿来嘿去的,提醒着各种细处;全是印 书这一行的知识。他顺手掀开一摞闷湿的纸查看,用手碰一碰又合回去,自言自语:“嘿,纸就怕着风。”好象闷湿的宣纸会感冒似的。凭我对中国纸的一点了解, 我知道他在讲什么:着风不着风与纸湿润的深度有关;与墨色的润泽程度有关;与书页干后伸缩是否平均有关;也就与活做的好坏有关。


一圈转下来我发现,厂长是个很和善的人。他确定了两名照他说是“心细”的女工,专印我的书。一位姓边,由于姓怪我记住了。另一位是个普通姓,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两个姑娘一印就是两年。从那以后,我每星期往那儿跑一两趟,需要就住下。


这书一开印,我就必须把细节最后确定下来,不能再没完没了地推敲了。有些地方实在定不下来,就算了,这次只能这样了,下次有时间再好好做一套。只要是由于时间不能再推敲时,我就会有这样的念头;真是一种“完美主义洁癖”的病状。


这本不能称为“书”的书,有着作为书的严密逻辑和结构:册序、页码、题目、总目、分目、总序、分序、跋文、注释、眉批以及段落终止,等等;在“没有内容”中 布满了“内容”的密码。我千挑万选,选出三个我认为最像汉字的“字”,做为总题目。按惯例出现在封面及折页处,依次是分册题目、章节题目,最下面是刻工记 号。册序号和页码用“正”字计数法表示;(囗正)(请用天书中的数字),数字五、(囗正一)(请用天书中的数字),数字六。数字有内容吗?在它们脱离所指 和上下文关系时,它们是抽象的。在这本书里,它们严格地“管理”这堆“文字”的起始、顺序和范围,这让被管理的部分显得更是空洞。它们把整套书贯穿起来, 如果你按目录的页码查找下去,能在分册中找到你要找的章节题目。这些严密的层次,让看书人获得一种与翻阅经验吻合的生理节奏感。


为了让印工 排出这种结构,我把每个字模背面做上标记,表示正面的“内容”,并按实际册数、页数做了样本。样本里标满了#??等各类符号,看上去像是四册有关科技的代 码演算簿(它确实是能与《天书》对位的密码译本)。印工不需要知道正面的内容,只按符号的引导,把每一个字块放在应该的位置上。整套书就是这样印出来的。


那期间,两位女工一页一页地排印,我一页页地调整,直到必须开印了,就停止改动。有时,哪怕为一点细处的变动我也会跑一趟。每次去都是骑车过一个小桥,然后 沿着一条一侧有树的直路下去,看到一个院子和几排平房就快到了。树的颜色从嫩绿、深绿,变到黄、深黄;再变到黑,白;最后又回到嫩绿。四周空旷,颜色变化 就很明显,向你提醒着时间。


《天书》总共印了120套,每套四册,共604页。每套装在一个特制的核桃木盒中。这盒子是在学生林海的邯郸老 家,太行山满市口村,由一位老木匠一个个做出来的。这些零碎的工序,让这套书直到1991年秋天才完工。1990年7月我去了美国,那时出国不知道何时才 回来。走之前,装订样本已经出来,我最后确定了封皮颜色和“六眼装”格式等细节。


我第一次看到最终完成的《天书》,是在日本东京,它们是我 想要的“书”的样子。封面是“磁青皮子”颜色,书题签在左上角应该的位置上。这位置找合适了,就像好的裁缝做的领口和袖口的镶边,这端庄透着对人的尊重。 宽能走马、密不透风,这是中国人看东西的讲究。这位置找到了就千古不变,因为,实在是没有第二个更合适的位置了。《天书》秉承了这种风范。我和所有打开盒 套的人一样,被它的端庄所吸引,以至让我感到一种陌生。不了解过程的人,绝想不到,这是在那几排普通平房里弄出来的。



《天书》在世界各地被不断地展出,广受好评。我才想到那些刻板。1994年回国时,我去了一次工厂,想把板找回来,也去看看他们。骑车过一个小桥,然后沿着一条一侧有树的直路下去,看到一个院子和几排平房就到了。工厂大门却挂着锁,我向里张望,身后出来一个中年妇女,说:“厂子搬了,在村那头。”她又支使身边男孩儿:“去!找厂长去,有人来啦。”新厂离旧厂不远,厂长还是那样子,只是走路开始不方便。他从家来,他透露家里出了些事,好像是小女儿突然得了癔病。 他叫人:“去!把小徐的板子找回来。”又回头对我说:“嘿,搬了一次家,不知还留着没有。”过了有一会儿,那人提来一个米袋子,里面一团黑糊糊的东西。 “倒出来!”东西洒在地上,这哪里是字模,整个是一堆煤球儿。细看,上面确实有字,被厚厚的胶墨黏糊着,它们看起来好辛苦,和那些老版差不多了。还能找到一个字盘、一些字块,我已经满意了。那几册“代码样本”,没了就没了,没关系。我问:“小边她们呢?”厂长说不上来:“是嫁到什么庄去了不是,嘿。”又像是在问旁边人。我在想像:她当媳妇是不是也像整天低着头印书的样子。厂子变了,人也变了,不会变的就是印成的那些《天书》了。


在回去的路上,树正是嫩绿色,我拿着一袋子不是米的东西,心里不知道该想些什么。从1987年到1991年,我怎么了?我做了什么?


只能说是:一个人,花了四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情。


写于2008年末



版权信

文章转自单读(微信号:dandu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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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書,就是做口碑。微信号:i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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